蓋中國之史學，始於《史記》。

後世修秦、漢史，無不以《史記》為據。

魯迅曰《史記》乃“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於是自相矛盾顯然。《史記》史乎？文學乎？若言《史記》是文學色彩一流的歷史，問題仍在，因為“文學”之概念，不僅體現於辭藻應用水平，更體現於虛構能力；而“史”以摻雜虛構為大忌。

在魯迅之前，尚無人用“文學”二字評價《史記》；對其評價，或也用到“文”字，但多是“文采”“文風”“文韻”之詞；總之是修辭方面的欣賞，而這無關“史”之宗旨。

魯迅一用“文學”二字，使原本“莫須有”之疑，成了挑明之惑 ——這是魯迅沒想到的。

偏偏，顧頡剛又發表了他的史論研究成果，認為中國之史，是“層累地造出的”——一個“造”字，史界為之大譁。這等於對《史記》也公開了自己的幾分不以為然，致使對《史記》作出高度正面評價的魯迅未免不快。

一曰“史家之絕唱”；一曰“造出的”——看法對立至極。

《史記》首先可視為史，這一點應予肯定。司馬遷是嚴肅修史的史官，嘔心瀝血、索據煞費苦心，自己編造的成分幾可說無。何況，老子曾任末周的朝廷“圖書館長”，周時的“官方”藏書雖遭春秋戰國之兵燹，卻有一部分流於民間，肯定被有心人所保存。周時既有官方圖書館，推斷起來，當也必有記史制度，故民間史書資料在焉。後又經秦始皇所焚，但也只能儘量焚書，焚不掉的是民間及儒林代代相傳的深刻記憶。司馬氏之史，多方收集民間口口相傳之前人往事，以所能擁有的典籍相對照，本著去偽求真的態度予以整理，估計大體如實。而且，要麼沒有《史記》，有便只能是那麼產生的《史記》。

但關於黃帝、炎帝及堯、舜、禹三帝的部分，史家向來以民間傳說界定。民間傳說與神話有別 ——神話必有神的出現；若言黃帝大戰炎帝有神話色彩，出現在《史記》中的堯、舜、禹三帝則基本上是去神話色彩，彷彿現實中人的帝形象。當然，民間關於他們的具有神話色彩的傳說也不少，司馬氏未記入史，證明他的修史觀是沒被誤導的。

堯、舜、禹三帝究竟存在不存在呢？

我是寧肯信其有的。卻也覺得，不同程度地被文學化了。如記舜帝之為人民服務的躹躬盡瘁，言其“三綰溼發”而出門禮迎上訪群眾；言禹治水時，“三過家門而不入”，都使我有小說筆法之疑。“三”為實數，為什麼不是一兩次或四五次，而明確地記為“三”次呢？怎麼就能證明肯定是“三”次呢？若僅記舜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帝，禹是一位治水勞模，這我倒很願意信。但他們的美德都與“三”發生了實數關係，便容易存疑於世了。

似乎是從《史記》之後，“三”成了中國的一種文字現象，如“三省吾身”“三思而行”“三緘其口”“三長兩短”“三言兩語”“三姑六婆”“三五成群”“三天打漁，兩天晒網”……在這樣一些詞句中，“三”是虛指，是形容。而在另外一些詞句中，“三”又是實數，如《三字經》“三皇五帝”“三山五嶽”“三綱五常”“三朝元老”“三打祝家莊”。

一個具體而明確的數字，一種情況下是實數，一種情況下是形容，在阿拉伯數字的應用現象中是不會發生的——“3”就是“3”，不是“2. 9”，也不是“3. 1”。

這使我們不得不承認，同樣是數字，阿拉伯數字的應用效果更精準。倘繼續以中文數字“三”來應用，中國的數字科學是無法發展的。

再回到“3”，許多別國避諱“3”，主要是宗教影響的原因——宇宙分三界：天堂、人間、地獄。地獄在“3”級，自然與一切不好之事相關聯。而中國人每以“三”來形容，乃因“三”在虛指時，不多不少，能給人以似乎較實的可信印象。還因為，“三”是平舌音的字，與其他字組合時，說起來順口，符合聲律的抑揚頓挫。古代的中國人，在修辭方面甚重視聲律。有這些實際的考慮，則不避許多別國所避的“3”了。

而在《史記》中，關於舜與禹，一個“三綰溼發”，一個“三過家門而不入”——形容耶？確指耶？若是確指，“三綰溼發”殊不可信，古人頭髮再長，洗一次也不會太久，何至於接連三次綰起溼發急著出門迎接“上訪群眾”？又是何人見證，何人記錄的呢？若是形容，則莫如“平易近人”“密切聯繫群眾”一類寫法更使人不疑。“指鹿為馬”也甚難令人相信 ——那得多二的皇帝，才有可能被忽悠成功呢？

“烽火戲諸侯”尤不可信 ——朝宮離烽火臺不近，諸侯封地離烽火臺更遠，古代的急行軍，不過是馬上將軍率領步行兵卒，再快也得小半天的時間啊，周幽王與褒姒，會在烽火臺上待那麼久嗎？

最主要的是 ——商代是有考古之物可證的，而“夏”是一種怎樣的社會形態，至今沒有足可採信的考古發現作為佐證。“夏”肯定非是子虛烏有的，否則不會突兀地產生出一個商王朝來。但

“夏”究竟是較龐大的部落聯盟，還是一個較有規模的王朝，此點至今尚無定論。綜上所述，像顧頡剛那種接受了西方現代的嚴謹的史學思想的人，以他的眼再來看中國的第一部經典史著，也就難免會發出“層累地造出”的不以為然的感慨了。

但我看《史記》，除了也有以上困惑和疑問，總體上是信其史實性的。我覺得，起碼，“周”以後是相當可信的。特別是“世家”“列傳”部分，文學元素甚少，所以幾乎沒有硬性的理由不信。

而且我覺得，全世界各國的古代史，都或多或少會摻入傳說的部分，都不同程度也是難免地會有文學色彩。七分可信，三分文學，幾是共性。而且，便可視為好的史著作了。不這麼看，許多國家都會對自己國家的歷史陷於歷史虛無主義的泥潭，自尋煩惱。

中國的史，一向分為“正”“野”兩類。正史為官方的，權威的。野史為民間的，由非史官的文人所著的。在民國前，任何一個朝代的官方史，都是絕不向民間公開的，也基本上是按皇家意思來記載的。某些關於古代史官違命秉筆直書的事蹟，固然可敬，但屬個例，絕非常規現象。而任何民間人物著野史，都是大罪。倘被舉報，不但自己會掉腦袋，家族也將遭殃。

但文人們總是忍不住要給自己找件值得一做的事投入精力和心血。這種事一是編詩集文粹；二是編蒙學讀物；三是修史。雖被視為“野史”，他們往往也是認認真真的。為了不羅大罪，採取本朝人修前朝史的策略。而前朝是本朝的歷史敵人，記前朝的忠臣良將，本朝亦不限制 ——有如許多忠臣良將，還是被本朝所滅了，證明前朝的君主要麼無能，要麼是不折不扣的昏君暴主。而直接歷數前朝的腐敗、罪孽，則本朝樂見其成。故野史無一例外是記前朝的事，而且基本傾向是寫前朝的該亡。不但史現象如此，文學戲劇現象亦然。如馮夢龍《醒世恆言》中，也收了一篇筆鞭金國天子海陵王漁色不止，鮮廉寡恥，踐踏綱常的“紀實小說”——他是大明文人，那不犯法。

著野史的文人往往自謙其著為“史演義”，或“通俗史”——都是中國歷史小說的前身。

如關於中國的“五代史”，文人所著就多之又多，因為“甚矣哉中國之亂，未有逾於五季者也！”有民國時的文人修《五代史演義》，在自序中“太息”而曰：“天地閉，賢人隱，王者不作而亂賊盈天下，其狡且黠者，挾詐力以欺凌人世”“元首如弈棋，國家若傳舍，生民膏血塗野草，骸骼暴原隰，而私鬥尚無已時，天歟人歟，何世變之亟，一至於此？”

身為民國文人而不慮前著甚多，其借古言今的動念，在自序中已表達得昭昭然。這樣的書，對後人全面瞭解民國時期之國運，參考價值在焉。

以顧頡剛的眼來看，一概演義了的史，皆非真正的史著。但以更寬泛的文化視角來看，不唯《史記》，許多野史，未必不具有裨史的重要意義。

現如今之中國，史學發展成就巨大。分朝代的史，各方面的考證越來越翔實。顧氏那句“層累地造出”的名言，現在委實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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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的性格》，樑曉聲 著，現代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