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初級算術來設喻，那麼，在中國歷史上大致可以找到三種類型的人物：一類人專門做加法；一類人善用減法；還有一類人，加法、減法混合用，有的前半生做的是加法，後來跌了跟頭、吃了苦頭，紅塵覺悟，改用減法。當然，這只是比喻，而“一切比喻都是蹩腳的”，也就是都有缺陷，這是列寧經常引用的一句德國諺語。這種加減法的比喻，同樣也有缺陷，不過是表達一種看法而已。
那麼，有沒有終生都在應用減法，善“忘”且又出於高度自覺的人呢？在中國歷史上，有許多隱士就是如此，但最典型的還是道家的莊子。
莊子的用減法是全方位的，始終如一，毫不猶疑。在政治上，他的著名主張是“不做犧牛”。在那個“諸侯爭養士”，特別重視智慧、才能的群雄競鬥、列國紛爭的時代，莊子如果有意飛黃騰達、高踞統治上層，原是不難如願以償的。可是，他卻避之唯恐不“遠”。他摒棄世間種種浮華虛譽，尤其拒絕參與政治活動，不同達官顯宦交往，即便偶涉官場，也要儘早抽身，辭官卻聘。
《莊子》書中記載：他正在濮水岸邊釣魚，楚威王派遣兩位大夫見他，說：“我們國王希望將國家大事託付給先生。”莊子手持釣竿，頭也沒有回，說道：“我聽說楚國有一隻神龜，已經死了三千年。楚王特地用竹箱裝著，手巾蓋著，把它供奉在廟堂之上。你們說，這隻龜，是甘心死了，留下骸骨，受到尊貴待遇呢？還是寧願活著，拖著尾巴在泥地裡爬行呢？”兩位大夫答道：“它當然願意活下去，拖著尾巴在泥地裡爬行了。”莊子說：“那麼，你們就請回吧！我還是希望拖著尾巴在泥地裡爬行了。”
《莊子本傳》記為：楚威王聞知莊子的賢名，專門派出特使，帶著厚重的禮金前往迎聘，許諾要請他出任卿相。莊子說：“千金，這是重利；而卿相，就更是尊貴的高位。可是，你看沒看見過祭祀用的犧牛啊？精心飼養了幾年之後，就被主人披上五彩繡衣，牽到了太廟裡，宰殺獻祭。到那時候，莫說是做牛，它即使想要做一頭孤弱的豬崽，能夠做得到嗎？我將終生不仕，以快心適志。”
做如是選擇，自然是取決於莊子的人生追求、價值取向。屈身做吏，覥顏事人，是他所鄙棄不屑的，他也完全沒有飛黃騰達、榮宗耀祖、立功立德的打算。應該說，這種生存方式，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就其較低層次來說，確是出於自我保護意識，明哲保身，全生免害；而其至高層次，則是追求生命的自覺，自由自在，逍遙遊世，保持人生的個性本色。作為生於亂世的弱者的一種生存智慧，與一般意義上的利己主義、悲觀厭世迥然不同；它往往能夠提供一種絕處逢生的新路徑，使你在遭遇挫折、瀕臨困境時，能夠從中悟解出超越現實、解困身心、振作精神的道理。這就不難理解，歷代那些失意、失敗、失路之人，何以會那麼傾心莊子、選擇莊子，且多有相識恨晚之憾了。
莊子用減法表現在生活上，是自甘清苦，甚至忍飢挨餓。他與那些“先加後減”，即早年躋身社會、後來急流勇退者不同。那些人或有祖上的庇廕，或有餘祿、餘威足以自恃，即便退隱田園，仍然衣食豐足，可以優遊度日；而莊子最直接的困厄，便是衣食無著，飢寒交迫，面臨著生命難以存續的嚴重威脅。他住在偏僻、狹窄的里巷中，靠著編織麻鞋、釣魚、捕鳥謀生。這裡有個如何認識苦樂、對待苦樂的問題。莊子的苦樂觀，有其超越的視角和獨特的標準，他著眼於精神世界，把精神解放、心靈自由看作是人生之至樂。
表現在心態上，莊子善於化苦為樂，客觀地對待無可奈何的現實。從一己的小天地中超拔出來，也就是自覺地解除困苦與焦慮，從而達到心境曠達、心態寧靜、心情愉悅。
在思想上，他崇尚自由，擺脫各種羈絆、浮雲富貴、秕糠功名。表現為高度自覺、充滿理性的逍遙。就是說，他用減法純粹是一種主動的選擇。
看得出來，所謂用減法，也就是佛禪所說的“放下”：捨棄多餘之物；凡事放得開，不計較。“放下”不是放棄，任何東西都不要，而是要有所選擇，放棄多餘之物，卸掉背上沉重的負擔。“放下”，既是一種解脫的心態、豁達的修為，更是一種人生的智慧。
其實，即便不是多餘之物，而純屬需要的東西，如果處置不當，也同樣會產生莊子所說的“累人之害”。蘇東坡在《寶繪堂記》中有一段話講得很好：“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所謂“寓意”，就是借客觀事物以寄託自己的思想感情，在這種情況下，再微小之物，也可以產生審美愉悅；再珍奇之物，也不致帶來得失的痛苦。而“留意”，亦即出於自身利害關係而產生的佔有慾，則有別於審美欣賞的“寓意”，無論其為尤物還是微物，都足以為病。——“物之所以累人者，以吾有之也。”
主 題 圖 書
《國粹：人文傳承書》
王充閭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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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宗
編輯：守拙堂陳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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