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崩塌：民國時期中國的信仰危機'
導語：一九一二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分水嶺，體現在社會發展的各個層面和各個階級。古人言：“初生之物，其形必醜”，這一段不長不短的時段相比較中國幾千年穩定而漫長的歷史來說是一次痛苦的轉型，雖不能說是像涅槃重生一樣與前世隔絕，但至少可以說是一次標準的進化過程。你可以說，這是一段劇變的過程；是一段制度轉型期；是中國工業化發展期；是人才輩出的黃金時段；是多災多難的遭遇內憂外患的階段……。
導語：一九一二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分水嶺，體現在社會發展的各個層面和各個階級。古人言：“初生之物，其形必醜”，這一段不長不短的時段相比較中國幾千年穩定而漫長的歷史來說是一次痛苦的轉型，雖不能說是像涅槃重生一樣與前世隔絕，但至少可以說是一次標準的進化過程。你可以說，這是一段劇變的過程；是一段制度轉型期；是中國工業化發展期；是人才輩出的黃金時段；是多災多難的遭遇內憂外患的階段……。
清帝退位詔書
但筆者認為，中華民國在我眼中，是一次全民族的信仰危機。
信仰，是一個人對生命拷問的結果，一個人價值觀和人生觀的體現；是一個社會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是一個民族持續繁榮或重新崛起的思想旗幟。而在民國時期，這個古老而有價值的課題被重新提出，是因為中國在歷史上罕有的大鉅變時期需要重思考並做出對信仰的選擇。這是決定中國歷史命運的時期，其當時所做出的種種努力更是中國能走到今天的歷史遺產。而民國時期的信仰危機則是整個中華全族人民在那個時期的深層表現和在整體概括。
導語：一九一二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分水嶺，體現在社會發展的各個層面和各個階級。古人言：“初生之物，其形必醜”，這一段不長不短的時段相比較中國幾千年穩定而漫長的歷史來說是一次痛苦的轉型，雖不能說是像涅槃重生一樣與前世隔絕，但至少可以說是一次標準的進化過程。你可以說，這是一段劇變的過程；是一段制度轉型期；是中國工業化發展期；是人才輩出的黃金時段；是多災多難的遭遇內憂外患的階段……。
清帝退位詔書
但筆者認為，中華民國在我眼中，是一次全民族的信仰危機。
信仰，是一個人對生命拷問的結果，一個人價值觀和人生觀的體現；是一個社會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是一個民族持續繁榮或重新崛起的思想旗幟。而在民國時期，這個古老而有價值的課題被重新提出，是因為中國在歷史上罕有的大鉅變時期需要重思考並做出對信仰的選擇。這是決定中國歷史命運的時期，其當時所做出的種種努力更是中國能走到今天的歷史遺產。而民國時期的信仰危機則是整個中華全族人民在那個時期的深層表現和在整體概括。
辛亥首義
1.中國歷史上的三次信仰危機
中國歷史上出現過三次信仰危機，第一次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對儒教的衝擊，加上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系統，它們三者融合而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三教合一的恢弘場面。這一次信仰上的改變並未有完全改變中國的社會階級結構，而是增加了中國的僧人階級和佛教社會。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社會大變動的社會危機的狀態下產生的，代表人物有顧炎武、黃宗羲和王夫之、李贄等人。
導語：一九一二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分水嶺，體現在社會發展的各個層面和各個階級。古人言：“初生之物，其形必醜”，這一段不長不短的時段相比較中國幾千年穩定而漫長的歷史來說是一次痛苦的轉型，雖不能說是像涅槃重生一樣與前世隔絕，但至少可以說是一次標準的進化過程。你可以說，這是一段劇變的過程；是一段制度轉型期；是中國工業化發展期；是人才輩出的黃金時段；是多災多難的遭遇內憂外患的階段……。
清帝退位詔書
但筆者認為，中華民國在我眼中，是一次全民族的信仰危機。
信仰，是一個人對生命拷問的結果，一個人價值觀和人生觀的體現；是一個社會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是一個民族持續繁榮或重新崛起的思想旗幟。而在民國時期，這個古老而有價值的課題被重新提出，是因為中國在歷史上罕有的大鉅變時期需要重思考並做出對信仰的選擇。這是決定中國歷史命運的時期，其當時所做出的種種努力更是中國能走到今天的歷史遺產。而民國時期的信仰危機則是整個中華全族人民在那個時期的深層表現和在整體概括。
辛亥首義
1.中國歷史上的三次信仰危機
中國歷史上出現過三次信仰危機，第一次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對儒教的衝擊，加上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系統，它們三者融合而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三教合一的恢弘場面。這一次信仰上的改變並未有完全改變中國的社會階級結構，而是增加了中國的僧人階級和佛教社會。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社會大變動的社會危機的狀態下產生的，代表人物有顧炎武、黃宗羲和王夫之、李贄等人。
顧炎武
在今人看來，他們的封建批判學說的近代中國反封建的思想啟蒙理論來源。而這次的信仰危機的來源，不得不說是和明末西學東漸的影響有關。這次的信仰危機導致的後果是儒生道統觀念的加強，事功能力減弱。中國的社會結構依然是皇權至上，在此下支配地區鄉紳官員，再由鄉紳官員教化和控制下層百姓的三者統一的超穩定結構。而由於下層民眾可以而且只可以通過科舉考試走上“仕途”，從而把握住改變全族命運的機會。或是下海經商、做長工、當農民。這樣又將全民分為了士農工商四個階級，而且是動態流動的。這樣的中國走過了近2000的歷史，所以從時間的長度來看，中國的超穩定結構是穩定而正確的。
導語：一九一二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分水嶺，體現在社會發展的各個層面和各個階級。古人言：“初生之物，其形必醜”，這一段不長不短的時段相比較中國幾千年穩定而漫長的歷史來說是一次痛苦的轉型，雖不能說是像涅槃重生一樣與前世隔絕，但至少可以說是一次標準的進化過程。你可以說，這是一段劇變的過程；是一段制度轉型期；是中國工業化發展期；是人才輩出的黃金時段；是多災多難的遭遇內憂外患的階段……。
清帝退位詔書
但筆者認為，中華民國在我眼中，是一次全民族的信仰危機。
信仰，是一個人對生命拷問的結果，一個人價值觀和人生觀的體現；是一個社會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是一個民族持續繁榮或重新崛起的思想旗幟。而在民國時期，這個古老而有價值的課題被重新提出，是因為中國在歷史上罕有的大鉅變時期需要重思考並做出對信仰的選擇。這是決定中國歷史命運的時期，其當時所做出的種種努力更是中國能走到今天的歷史遺產。而民國時期的信仰危機則是整個中華全族人民在那個時期的深層表現和在整體概括。
辛亥首義
1.中國歷史上的三次信仰危機
中國歷史上出現過三次信仰危機，第一次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對儒教的衝擊，加上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系統，它們三者融合而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三教合一的恢弘場面。這一次信仰上的改變並未有完全改變中國的社會階級結構，而是增加了中國的僧人階級和佛教社會。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社會大變動的社會危機的狀態下產生的，代表人物有顧炎武、黃宗羲和王夫之、李贄等人。
顧炎武
在今人看來，他們的封建批判學說的近代中國反封建的思想啟蒙理論來源。而這次的信仰危機的來源，不得不說是和明末西學東漸的影響有關。這次的信仰危機導致的後果是儒生道統觀念的加強，事功能力減弱。中國的社會結構依然是皇權至上，在此下支配地區鄉紳官員，再由鄉紳官員教化和控制下層百姓的三者統一的超穩定結構。而由於下層民眾可以而且只可以通過科舉考試走上“仕途”，從而把握住改變全族命運的機會。或是下海經商、做長工、當農民。這樣又將全民分為了士農工商四個階級，而且是動態流動的。這樣的中國走過了近2000的歷史，所以從時間的長度來看，中國的超穩定結構是穩定而正確的。
清朝士紳
而恰恰是第三次的信仰危機，卻是出現在1840年之後的清王朝。當然清代只是前期的萌芽階段，真正爆發出來則是在民國時期，以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為標誌，中國走入了選擇的路口。那就是到底要全盤西化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所保留的看待。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中西文化優劣之爭。對全盤西化說比較贊成的一方代表大多是留過洋的或者是接受西方思想者，代表即是胡適、傅斯年等一批文人學者和孫中山等一批革命志士。
而保守派則是大多是傳統文化的享受方，如辜鴻銘、林紓、錢穆等。當時的精英人士，大都從清代科舉制的框架下走出來，所以既有古韻又有新意，思想上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也是能夠理解的。而和晚晴維新運動最大的不同並不是領導階層的變化，而是影響的範圍和深刻程度。這一次信仰危機波及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和各個地區，從社會上層到普通百姓，從沿海城市到內陸地區，基本上是做的通透。而晚晴的維新運動並未有深入到內地的耕讀士子，劉大鵬的《退想齋日記》即是明證。
導語：一九一二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分水嶺，體現在社會發展的各個層面和各個階級。古人言：“初生之物，其形必醜”，這一段不長不短的時段相比較中國幾千年穩定而漫長的歷史來說是一次痛苦的轉型，雖不能說是像涅槃重生一樣與前世隔絕，但至少可以說是一次標準的進化過程。你可以說，這是一段劇變的過程；是一段制度轉型期；是中國工業化發展期；是人才輩出的黃金時段；是多災多難的遭遇內憂外患的階段……。
清帝退位詔書
但筆者認為，中華民國在我眼中，是一次全民族的信仰危機。
信仰，是一個人對生命拷問的結果，一個人價值觀和人生觀的體現；是一個社會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是一個民族持續繁榮或重新崛起的思想旗幟。而在民國時期，這個古老而有價值的課題被重新提出，是因為中國在歷史上罕有的大鉅變時期需要重思考並做出對信仰的選擇。這是決定中國歷史命運的時期，其當時所做出的種種努力更是中國能走到今天的歷史遺產。而民國時期的信仰危機則是整個中華全族人民在那個時期的深層表現和在整體概括。
辛亥首義
1.中國歷史上的三次信仰危機
中國歷史上出現過三次信仰危機，第一次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對儒教的衝擊，加上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系統，它們三者融合而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三教合一的恢弘場面。這一次信仰上的改變並未有完全改變中國的社會階級結構，而是增加了中國的僧人階級和佛教社會。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社會大變動的社會危機的狀態下產生的，代表人物有顧炎武、黃宗羲和王夫之、李贄等人。
顧炎武
在今人看來，他們的封建批判學說的近代中國反封建的思想啟蒙理論來源。而這次的信仰危機的來源，不得不說是和明末西學東漸的影響有關。這次的信仰危機導致的後果是儒生道統觀念的加強，事功能力減弱。中國的社會結構依然是皇權至上，在此下支配地區鄉紳官員，再由鄉紳官員教化和控制下層百姓的三者統一的超穩定結構。而由於下層民眾可以而且只可以通過科舉考試走上“仕途”，從而把握住改變全族命運的機會。或是下海經商、做長工、當農民。這樣又將全民分為了士農工商四個階級，而且是動態流動的。這樣的中國走過了近2000的歷史，所以從時間的長度來看，中國的超穩定結構是穩定而正確的。
清朝士紳
而恰恰是第三次的信仰危機，卻是出現在1840年之後的清王朝。當然清代只是前期的萌芽階段，真正爆發出來則是在民國時期，以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為標誌，中國走入了選擇的路口。那就是到底要全盤西化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所保留的看待。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中西文化優劣之爭。對全盤西化說比較贊成的一方代表大多是留過洋的或者是接受西方思想者，代表即是胡適、傅斯年等一批文人學者和孫中山等一批革命志士。
而保守派則是大多是傳統文化的享受方，如辜鴻銘、林紓、錢穆等。當時的精英人士，大都從清代科舉制的框架下走出來，所以既有古韻又有新意，思想上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也是能夠理解的。而和晚晴維新運動最大的不同並不是領導階層的變化，而是影響的範圍和深刻程度。這一次信仰危機波及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和各個地區，從社會上層到普通百姓，從沿海城市到內陸地區，基本上是做的通透。而晚晴的維新運動並未有深入到內地的耕讀士子，劉大鵬的《退想齋日記》即是明證。
辜鴻銘
2.信仰危機根源於被質疑的“漢文化”
這與中國所處的歷史環境有關，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如此強烈的外力衝擊。在歷史上，中國從來就以高傲的姿態示人，從漢王朝抵禦北方匈奴大患和設朝鮮四郡以來，以中國主導的東亞漢文化圈逐漸展開，使用羈縻制和朝貢制控御群國，逐漸成為了東亞文化圈的霸主。但中國歷史上是推崇以文化分夷夏的，而非是像日本推崇的“血統論”那樣，產生了萬世一系的天皇貴族。
導語：一九一二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分水嶺，體現在社會發展的各個層面和各個階級。古人言：“初生之物，其形必醜”，這一段不長不短的時段相比較中國幾千年穩定而漫長的歷史來說是一次痛苦的轉型，雖不能說是像涅槃重生一樣與前世隔絕，但至少可以說是一次標準的進化過程。你可以說，這是一段劇變的過程；是一段制度轉型期；是中國工業化發展期；是人才輩出的黃金時段；是多災多難的遭遇內憂外患的階段……。
清帝退位詔書
但筆者認為，中華民國在我眼中，是一次全民族的信仰危機。
信仰，是一個人對生命拷問的結果，一個人價值觀和人生觀的體現；是一個社會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是一個民族持續繁榮或重新崛起的思想旗幟。而在民國時期，這個古老而有價值的課題被重新提出，是因為中國在歷史上罕有的大鉅變時期需要重思考並做出對信仰的選擇。這是決定中國歷史命運的時期，其當時所做出的種種努力更是中國能走到今天的歷史遺產。而民國時期的信仰危機則是整個中華全族人民在那個時期的深層表現和在整體概括。
辛亥首義
1.中國歷史上的三次信仰危機
中國歷史上出現過三次信仰危機，第一次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對儒教的衝擊，加上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系統，它們三者融合而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三教合一的恢弘場面。這一次信仰上的改變並未有完全改變中國的社會階級結構，而是增加了中國的僧人階級和佛教社會。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社會大變動的社會危機的狀態下產生的，代表人物有顧炎武、黃宗羲和王夫之、李贄等人。
顧炎武
在今人看來，他們的封建批判學說的近代中國反封建的思想啟蒙理論來源。而這次的信仰危機的來源，不得不說是和明末西學東漸的影響有關。這次的信仰危機導致的後果是儒生道統觀念的加強，事功能力減弱。中國的社會結構依然是皇權至上，在此下支配地區鄉紳官員，再由鄉紳官員教化和控制下層百姓的三者統一的超穩定結構。而由於下層民眾可以而且只可以通過科舉考試走上“仕途”，從而把握住改變全族命運的機會。或是下海經商、做長工、當農民。這樣又將全民分為了士農工商四個階級，而且是動態流動的。這樣的中國走過了近2000的歷史，所以從時間的長度來看，中國的超穩定結構是穩定而正確的。
清朝士紳
而恰恰是第三次的信仰危機，卻是出現在1840年之後的清王朝。當然清代只是前期的萌芽階段，真正爆發出來則是在民國時期，以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為標誌，中國走入了選擇的路口。那就是到底要全盤西化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所保留的看待。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中西文化優劣之爭。對全盤西化說比較贊成的一方代表大多是留過洋的或者是接受西方思想者，代表即是胡適、傅斯年等一批文人學者和孫中山等一批革命志士。
而保守派則是大多是傳統文化的享受方，如辜鴻銘、林紓、錢穆等。當時的精英人士，大都從清代科舉制的框架下走出來，所以既有古韻又有新意，思想上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也是能夠理解的。而和晚晴維新運動最大的不同並不是領導階層的變化，而是影響的範圍和深刻程度。這一次信仰危機波及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和各個地區，從社會上層到普通百姓，從沿海城市到內陸地區，基本上是做的通透。而晚晴的維新運動並未有深入到內地的耕讀士子，劉大鵬的《退想齋日記》即是明證。
辜鴻銘
2.信仰危機根源於被質疑的“漢文化”
這與中國所處的歷史環境有關，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如此強烈的外力衝擊。在歷史上，中國從來就以高傲的姿態示人，從漢王朝抵禦北方匈奴大患和設朝鮮四郡以來，以中國主導的東亞漢文化圈逐漸展開，使用羈縻制和朝貢制控御群國，逐漸成為了東亞文化圈的霸主。但中國歷史上是推崇以文化分夷夏的，而非是像日本推崇的“血統論”那樣，產生了萬世一系的天皇貴族。
漢武帝
這樣就可以找到了一個標準，即漢文化的標準。元代始終未有將漢民族生活地區作為主要統治區，也就是說蒙古人為了防止重蹈覆轍，從未有漢化的準備，而是始終以龍興之地斡難河地區的蒙古作為大本營。當然這和蒙古遊牧文化有關，這種隨水草而居的動態生存方式決定了蒙古族統治中國的結局必定是以失敗告終的。清代是滿族人建立的王朝，追溯前身，他們是金人的後人。
上層滿人統治者對待漢族文化是一種全盤接受的態度，可以說每一個清朝皇帝都是一個個精通漢學的博學之士，帝師們自然也是漢族人。以漢族之法統御漢人之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原因就在於滿族人的統治心態和蒙古族不同，他們的生存方式並非像蒙古人那樣，而是半耕半牧的居多。所以滿族人始終以一種小心翼翼的心態統治者被教化千年的麻木了的愚民。他們懂得，唯有被同化，才能真正建立起穩固的統治基礎。
導語：一九一二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分水嶺，體現在社會發展的各個層面和各個階級。古人言：“初生之物，其形必醜”，這一段不長不短的時段相比較中國幾千年穩定而漫長的歷史來說是一次痛苦的轉型，雖不能說是像涅槃重生一樣與前世隔絕，但至少可以說是一次標準的進化過程。你可以說，這是一段劇變的過程；是一段制度轉型期；是中國工業化發展期；是人才輩出的黃金時段；是多災多難的遭遇內憂外患的階段……。
清帝退位詔書
但筆者認為，中華民國在我眼中，是一次全民族的信仰危機。
信仰，是一個人對生命拷問的結果，一個人價值觀和人生觀的體現；是一個社會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是一個民族持續繁榮或重新崛起的思想旗幟。而在民國時期，這個古老而有價值的課題被重新提出，是因為中國在歷史上罕有的大鉅變時期需要重思考並做出對信仰的選擇。這是決定中國歷史命運的時期，其當時所做出的種種努力更是中國能走到今天的歷史遺產。而民國時期的信仰危機則是整個中華全族人民在那個時期的深層表現和在整體概括。
辛亥首義
1.中國歷史上的三次信仰危機
中國歷史上出現過三次信仰危機，第一次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對儒教的衝擊，加上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系統，它們三者融合而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三教合一的恢弘場面。這一次信仰上的改變並未有完全改變中國的社會階級結構，而是增加了中國的僧人階級和佛教社會。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社會大變動的社會危機的狀態下產生的，代表人物有顧炎武、黃宗羲和王夫之、李贄等人。
顧炎武
在今人看來，他們的封建批判學說的近代中國反封建的思想啟蒙理論來源。而這次的信仰危機的來源，不得不說是和明末西學東漸的影響有關。這次的信仰危機導致的後果是儒生道統觀念的加強，事功能力減弱。中國的社會結構依然是皇權至上，在此下支配地區鄉紳官員，再由鄉紳官員教化和控制下層百姓的三者統一的超穩定結構。而由於下層民眾可以而且只可以通過科舉考試走上“仕途”，從而把握住改變全族命運的機會。或是下海經商、做長工、當農民。這樣又將全民分為了士農工商四個階級，而且是動態流動的。這樣的中國走過了近2000的歷史，所以從時間的長度來看，中國的超穩定結構是穩定而正確的。
清朝士紳
而恰恰是第三次的信仰危機，卻是出現在1840年之後的清王朝。當然清代只是前期的萌芽階段，真正爆發出來則是在民國時期，以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為標誌，中國走入了選擇的路口。那就是到底要全盤西化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所保留的看待。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中西文化優劣之爭。對全盤西化說比較贊成的一方代表大多是留過洋的或者是接受西方思想者，代表即是胡適、傅斯年等一批文人學者和孫中山等一批革命志士。
而保守派則是大多是傳統文化的享受方，如辜鴻銘、林紓、錢穆等。當時的精英人士，大都從清代科舉制的框架下走出來，所以既有古韻又有新意，思想上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也是能夠理解的。而和晚晴維新運動最大的不同並不是領導階層的變化，而是影響的範圍和深刻程度。這一次信仰危機波及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和各個地區，從社會上層到普通百姓，從沿海城市到內陸地區，基本上是做的通透。而晚晴的維新運動並未有深入到內地的耕讀士子，劉大鵬的《退想齋日記》即是明證。
辜鴻銘
2.信仰危機根源於被質疑的“漢文化”
這與中國所處的歷史環境有關，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如此強烈的外力衝擊。在歷史上，中國從來就以高傲的姿態示人，從漢王朝抵禦北方匈奴大患和設朝鮮四郡以來，以中國主導的東亞漢文化圈逐漸展開，使用羈縻制和朝貢制控御群國，逐漸成為了東亞文化圈的霸主。但中國歷史上是推崇以文化分夷夏的，而非是像日本推崇的“血統論”那樣，產生了萬世一系的天皇貴族。
漢武帝
這樣就可以找到了一個標準，即漢文化的標準。元代始終未有將漢民族生活地區作為主要統治區，也就是說蒙古人為了防止重蹈覆轍，從未有漢化的準備，而是始終以龍興之地斡難河地區的蒙古作為大本營。當然這和蒙古遊牧文化有關，這種隨水草而居的動態生存方式決定了蒙古族統治中國的結局必定是以失敗告終的。清代是滿族人建立的王朝，追溯前身，他們是金人的後人。
上層滿人統治者對待漢族文化是一種全盤接受的態度，可以說每一個清朝皇帝都是一個個精通漢學的博學之士，帝師們自然也是漢族人。以漢族之法統御漢人之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原因就在於滿族人的統治心態和蒙古族不同，他們的生存方式並非像蒙古人那樣，而是半耕半牧的居多。所以滿族人始終以一種小心翼翼的心態統治者被教化千年的麻木了的愚民。他們懂得，唯有被同化，才能真正建立起穩固的統治基礎。
清軍
然而民國時期的劇變，使得中國始終堅持以“漢文化為唯一標準”的高傲姿態終於被西方的堅船利炮轟的一點不剩。而此時的社會出現了普遍的焦慮心態，尤其是統治階層和處於關鍵地位的鄉紳的心態體現得尤為明顯，到了民國時期，這種焦慮漸漸的轉化成一種對選擇現實路徑的思考。用金觀濤的話來說中國出現了“第二次融合”期間的因“道德的可欲性”被打破而產生新一輪的“價值逆反”。中國文化在這個時期失去了以前封閉時期文化最優論的中心思想。漢文化已然無法站在文化的制高點來控制一個完全不同質並且已經成熟了的制度體系，無法像第一次和第二次那樣簡單的將異質的文化“融合”在中國文化之中。而作為極富侵略性的他者——西方文化，卻在18至19世紀快速的擴張下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示範效應。傳統文化這個運行了兩千多年的機器終於暫時熄火了——傳統文化的功能被破壞了。
3.尋找拯救信仰中國的良藥
民國時期中國的信仰危機即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不論是哪個階級，只要是中華民國國民，便肯定會有相應的思考。那個時期西方思想大量湧入，而一些仁人志士也提出了大量的不同的看法。自17世紀至19世紀，西方社會思潮隨著資本主義興起和科學技術革命而突飛猛進，順著笛卡爾的理性主義和英國啟蒙思想，發展出歐陸理性主義和英美經驗主義兩系。還有而後從它們中衍生出的法國啟蒙思想（法國式民主自由）、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這些思想在民國時期在中國政治舞臺上一一粉墨登場、頻繁更換，短時期內形成了一場對中國未來信仰選擇的大思辨和大討論。這是因為，在長期的封閉過後，中國需要在短時期內解讀西方從
希臘蘇格拉底到20世紀的一切思想，並找出能夠解決中國信仰危機的藥方。
當然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在一戰之後出現的種種問題也使得中國部分學者對全盤西化持保守態度，如魯迅則以“靜的文化”和“動的文化”分別喻以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重了中國精英階層的焦慮感，同時也適時地擴展了思路。實際上，這是一種世界範圍內的信仰危機。當然從“西方的沒落”到“西方的興起”，其實文化就是在不同的時期進行不同選擇的過程。對於中國而言，這種世界範圍內升級了的信仰危機也變得更有意義。
但是，由於思維方式和特定歷史任務的侷限，中國民眾在中國晚晴民國時期卻沒能完全透徹的解讀出西方文化和西方民主制度的內核。例如，對於“權利”這個詞的理解，由於中國處於國難之時，所以中國人理解的“權利”是對國家而言的，是國家和群體的獨立自主及正當的利益和權力。也就是說中國人將權力和權利等同。但我們知道，權利這個詞在西方是特指個人的自主性。實際上，這還是未有跳出中體西用的框架，只不過是用儒家的經典去詮釋西方的觀點。顯然的，這是行不通的。儒家的倫理道德在1915年之後被所謂的先進人士批駁，中國與其說進入了文化多元時期、不如說進入了一段真空，因為信仰需要被固定下來才能發揮其巨大而持久的威力。
導語：一九一二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分水嶺，體現在社會發展的各個層面和各個階級。古人言：“初生之物，其形必醜”，這一段不長不短的時段相比較中國幾千年穩定而漫長的歷史來說是一次痛苦的轉型，雖不能說是像涅槃重生一樣與前世隔絕，但至少可以說是一次標準的進化過程。你可以說，這是一段劇變的過程；是一段制度轉型期；是中國工業化發展期；是人才輩出的黃金時段；是多災多難的遭遇內憂外患的階段……。
清帝退位詔書
但筆者認為，中華民國在我眼中，是一次全民族的信仰危機。
信仰，是一個人對生命拷問的結果，一個人價值觀和人生觀的體現；是一個社會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是一個民族持續繁榮或重新崛起的思想旗幟。而在民國時期，這個古老而有價值的課題被重新提出，是因為中國在歷史上罕有的大鉅變時期需要重思考並做出對信仰的選擇。這是決定中國歷史命運的時期，其當時所做出的種種努力更是中國能走到今天的歷史遺產。而民國時期的信仰危機則是整個中華全族人民在那個時期的深層表現和在整體概括。
辛亥首義
1.中國歷史上的三次信仰危機
中國歷史上出現過三次信仰危機，第一次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對儒教的衝擊，加上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系統，它們三者融合而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三教合一的恢弘場面。這一次信仰上的改變並未有完全改變中國的社會階級結構，而是增加了中國的僧人階級和佛教社會。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社會大變動的社會危機的狀態下產生的，代表人物有顧炎武、黃宗羲和王夫之、李贄等人。
顧炎武
在今人看來，他們的封建批判學說的近代中國反封建的思想啟蒙理論來源。而這次的信仰危機的來源，不得不說是和明末西學東漸的影響有關。這次的信仰危機導致的後果是儒生道統觀念的加強，事功能力減弱。中國的社會結構依然是皇權至上，在此下支配地區鄉紳官員，再由鄉紳官員教化和控制下層百姓的三者統一的超穩定結構。而由於下層民眾可以而且只可以通過科舉考試走上“仕途”，從而把握住改變全族命運的機會。或是下海經商、做長工、當農民。這樣又將全民分為了士農工商四個階級，而且是動態流動的。這樣的中國走過了近2000的歷史，所以從時間的長度來看，中國的超穩定結構是穩定而正確的。
清朝士紳
而恰恰是第三次的信仰危機，卻是出現在1840年之後的清王朝。當然清代只是前期的萌芽階段，真正爆發出來則是在民國時期，以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為標誌，中國走入了選擇的路口。那就是到底要全盤西化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所保留的看待。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中西文化優劣之爭。對全盤西化說比較贊成的一方代表大多是留過洋的或者是接受西方思想者，代表即是胡適、傅斯年等一批文人學者和孫中山等一批革命志士。
而保守派則是大多是傳統文化的享受方，如辜鴻銘、林紓、錢穆等。當時的精英人士，大都從清代科舉制的框架下走出來，所以既有古韻又有新意，思想上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也是能夠理解的。而和晚晴維新運動最大的不同並不是領導階層的變化，而是影響的範圍和深刻程度。這一次信仰危機波及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和各個地區，從社會上層到普通百姓，從沿海城市到內陸地區，基本上是做的通透。而晚晴的維新運動並未有深入到內地的耕讀士子，劉大鵬的《退想齋日記》即是明證。
辜鴻銘
2.信仰危機根源於被質疑的“漢文化”
這與中國所處的歷史環境有關，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如此強烈的外力衝擊。在歷史上，中國從來就以高傲的姿態示人，從漢王朝抵禦北方匈奴大患和設朝鮮四郡以來，以中國主導的東亞漢文化圈逐漸展開，使用羈縻制和朝貢制控御群國，逐漸成為了東亞文化圈的霸主。但中國歷史上是推崇以文化分夷夏的，而非是像日本推崇的“血統論”那樣，產生了萬世一系的天皇貴族。
漢武帝
這樣就可以找到了一個標準，即漢文化的標準。元代始終未有將漢民族生活地區作為主要統治區，也就是說蒙古人為了防止重蹈覆轍，從未有漢化的準備，而是始終以龍興之地斡難河地區的蒙古作為大本營。當然這和蒙古遊牧文化有關，這種隨水草而居的動態生存方式決定了蒙古族統治中國的結局必定是以失敗告終的。清代是滿族人建立的王朝，追溯前身，他們是金人的後人。
上層滿人統治者對待漢族文化是一種全盤接受的態度，可以說每一個清朝皇帝都是一個個精通漢學的博學之士，帝師們自然也是漢族人。以漢族之法統御漢人之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原因就在於滿族人的統治心態和蒙古族不同，他們的生存方式並非像蒙古人那樣，而是半耕半牧的居多。所以滿族人始終以一種小心翼翼的心態統治者被教化千年的麻木了的愚民。他們懂得，唯有被同化，才能真正建立起穩固的統治基礎。
清軍
然而民國時期的劇變，使得中國始終堅持以“漢文化為唯一標準”的高傲姿態終於被西方的堅船利炮轟的一點不剩。而此時的社會出現了普遍的焦慮心態，尤其是統治階層和處於關鍵地位的鄉紳的心態體現得尤為明顯，到了民國時期，這種焦慮漸漸的轉化成一種對選擇現實路徑的思考。用金觀濤的話來說中國出現了“第二次融合”期間的因“道德的可欲性”被打破而產生新一輪的“價值逆反”。中國文化在這個時期失去了以前封閉時期文化最優論的中心思想。漢文化已然無法站在文化的制高點來控制一個完全不同質並且已經成熟了的制度體系，無法像第一次和第二次那樣簡單的將異質的文化“融合”在中國文化之中。而作為極富侵略性的他者——西方文化，卻在18至19世紀快速的擴張下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示範效應。傳統文化這個運行了兩千多年的機器終於暫時熄火了——傳統文化的功能被破壞了。
3.尋找拯救信仰中國的良藥
民國時期中國的信仰危機即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不論是哪個階級，只要是中華民國國民，便肯定會有相應的思考。那個時期西方思想大量湧入，而一些仁人志士也提出了大量的不同的看法。自17世紀至19世紀，西方社會思潮隨著資本主義興起和科學技術革命而突飛猛進，順著笛卡爾的理性主義和英國啟蒙思想，發展出歐陸理性主義和英美經驗主義兩系。還有而後從它們中衍生出的法國啟蒙思想（法國式民主自由）、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這些思想在民國時期在中國政治舞臺上一一粉墨登場、頻繁更換，短時期內形成了一場對中國未來信仰選擇的大思辨和大討論。這是因為，在長期的封閉過後，中國需要在短時期內解讀西方從
希臘蘇格拉底到20世紀的一切思想，並找出能夠解決中國信仰危機的藥方。
當然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在一戰之後出現的種種問題也使得中國部分學者對全盤西化持保守態度，如魯迅則以“靜的文化”和“動的文化”分別喻以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重了中國精英階層的焦慮感，同時也適時地擴展了思路。實際上，這是一種世界範圍內的信仰危機。當然從“西方的沒落”到“西方的興起”，其實文化就是在不同的時期進行不同選擇的過程。對於中國而言，這種世界範圍內升級了的信仰危機也變得更有意義。
但是，由於思維方式和特定歷史任務的侷限，中國民眾在中國晚晴民國時期卻沒能完全透徹的解讀出西方文化和西方民主制度的內核。例如，對於“權利”這個詞的理解，由於中國處於國難之時，所以中國人理解的“權利”是對國家而言的，是國家和群體的獨立自主及正當的利益和權力。也就是說中國人將權力和權利等同。但我們知道，權利這個詞在西方是特指個人的自主性。實際上，這還是未有跳出中體西用的框架，只不過是用儒家的經典去詮釋西方的觀點。顯然的，這是行不通的。儒家的倫理道德在1915年之後被所謂的先進人士批駁，中國與其說進入了文化多元時期、不如說進入了一段真空，因為信仰需要被固定下來才能發揮其巨大而持久的威力。
孔子
傳統文化功能的破壞，對西方思想的誤解和曲解，對儒家思想的變構。主流文化的根本性不同使民國士人只能誤讀西方思想。這就是為什麼民國在這37年裡一直處於動盪的深層原因。正如卡爾·波普爾於《歷史決定論的貧困》中所言的三段論，“人類的進程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知識決定的，人類無法完全掌握世界的全部知識，所以人類無法預知未來”。
如若歷史不能被假設，那麼未來也是難以被捉摸的。其實我更喜歡側重加大文化決定論的砝碼，今人常常喜歡談及民粹主義，認為中國歷史是群眾創造的歷史，但認識深刻的歷史學家往往並不認同，因為通常文化是由點及面傳播的，為什麼現在很多人穿衣服要看潮流，而潮流哪裡來？即是從頂尖服裝設計師的創意而來，他們決定了“今夏服裝最佳搭配”，你無法想象沒有靈感的大眾腦子裡能自動穿著高雅的服裝。最典型的是如今的蘋果手機，它特質文化和精良的做工是出色的天才設計師創造的，而它的銷售路線和其文化擴散路線也是吻合的。蘋果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大眾的個人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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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山西人民出版社
2.卡爾·波普爾：《歷史決定論的貧困》，上海人民出版社
3.金觀濤 劉青峰：《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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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一九一二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分水嶺，體現在社會發展的各個層面和各個階級。古人言：“初生之物，其形必醜”，這一段不長不短的時段相比較中國幾千年穩定而漫長的歷史來說是一次痛苦的轉型，雖不能說是像涅槃重生一樣與前世隔絕，但至少可以說是一次標準的進化過程。你可以說，這是一段劇變的過程；是一段制度轉型期；是中國工業化發展期；是人才輩出的黃金時段；是多災多難的遭遇內憂外患的階段……。
清帝退位詔書
但筆者認為，中華民國在我眼中，是一次全民族的信仰危機。
信仰，是一個人對生命拷問的結果，一個人價值觀和人生觀的體現；是一個社會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是一個民族持續繁榮或重新崛起的思想旗幟。而在民國時期，這個古老而有價值的課題被重新提出，是因為中國在歷史上罕有的大鉅變時期需要重思考並做出對信仰的選擇。這是決定中國歷史命運的時期，其當時所做出的種種努力更是中國能走到今天的歷史遺產。而民國時期的信仰危機則是整個中華全族人民在那個時期的深層表現和在整體概括。
辛亥首義
1.中國歷史上的三次信仰危機
中國歷史上出現過三次信仰危機，第一次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對儒教的衝擊，加上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系統，它們三者融合而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三教合一的恢弘場面。這一次信仰上的改變並未有完全改變中國的社會階級結構，而是增加了中國的僧人階級和佛教社會。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社會大變動的社會危機的狀態下產生的，代表人物有顧炎武、黃宗羲和王夫之、李贄等人。
顧炎武
在今人看來，他們的封建批判學說的近代中國反封建的思想啟蒙理論來源。而這次的信仰危機的來源，不得不說是和明末西學東漸的影響有關。這次的信仰危機導致的後果是儒生道統觀念的加強，事功能力減弱。中國的社會結構依然是皇權至上，在此下支配地區鄉紳官員，再由鄉紳官員教化和控制下層百姓的三者統一的超穩定結構。而由於下層民眾可以而且只可以通過科舉考試走上“仕途”，從而把握住改變全族命運的機會。或是下海經商、做長工、當農民。這樣又將全民分為了士農工商四個階級，而且是動態流動的。這樣的中國走過了近2000的歷史，所以從時間的長度來看，中國的超穩定結構是穩定而正確的。
清朝士紳
而恰恰是第三次的信仰危機，卻是出現在1840年之後的清王朝。當然清代只是前期的萌芽階段，真正爆發出來則是在民國時期，以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為標誌，中國走入了選擇的路口。那就是到底要全盤西化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所保留的看待。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中西文化優劣之爭。對全盤西化說比較贊成的一方代表大多是留過洋的或者是接受西方思想者，代表即是胡適、傅斯年等一批文人學者和孫中山等一批革命志士。
而保守派則是大多是傳統文化的享受方，如辜鴻銘、林紓、錢穆等。當時的精英人士，大都從清代科舉制的框架下走出來，所以既有古韻又有新意，思想上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也是能夠理解的。而和晚晴維新運動最大的不同並不是領導階層的變化，而是影響的範圍和深刻程度。這一次信仰危機波及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和各個地區，從社會上層到普通百姓，從沿海城市到內陸地區，基本上是做的通透。而晚晴的維新運動並未有深入到內地的耕讀士子，劉大鵬的《退想齋日記》即是明證。
辜鴻銘
2.信仰危機根源於被質疑的“漢文化”
這與中國所處的歷史環境有關，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如此強烈的外力衝擊。在歷史上，中國從來就以高傲的姿態示人，從漢王朝抵禦北方匈奴大患和設朝鮮四郡以來，以中國主導的東亞漢文化圈逐漸展開，使用羈縻制和朝貢制控御群國，逐漸成為了東亞文化圈的霸主。但中國歷史上是推崇以文化分夷夏的，而非是像日本推崇的“血統論”那樣，產生了萬世一系的天皇貴族。
漢武帝
這樣就可以找到了一個標準，即漢文化的標準。元代始終未有將漢民族生活地區作為主要統治區，也就是說蒙古人為了防止重蹈覆轍，從未有漢化的準備，而是始終以龍興之地斡難河地區的蒙古作為大本營。當然這和蒙古遊牧文化有關，這種隨水草而居的動態生存方式決定了蒙古族統治中國的結局必定是以失敗告終的。清代是滿族人建立的王朝，追溯前身，他們是金人的後人。
上層滿人統治者對待漢族文化是一種全盤接受的態度，可以說每一個清朝皇帝都是一個個精通漢學的博學之士，帝師們自然也是漢族人。以漢族之法統御漢人之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原因就在於滿族人的統治心態和蒙古族不同，他們的生存方式並非像蒙古人那樣，而是半耕半牧的居多。所以滿族人始終以一種小心翼翼的心態統治者被教化千年的麻木了的愚民。他們懂得，唯有被同化，才能真正建立起穩固的統治基礎。
清軍
然而民國時期的劇變，使得中國始終堅持以“漢文化為唯一標準”的高傲姿態終於被西方的堅船利炮轟的一點不剩。而此時的社會出現了普遍的焦慮心態，尤其是統治階層和處於關鍵地位的鄉紳的心態體現得尤為明顯，到了民國時期，這種焦慮漸漸的轉化成一種對選擇現實路徑的思考。用金觀濤的話來說中國出現了“第二次融合”期間的因“道德的可欲性”被打破而產生新一輪的“價值逆反”。中國文化在這個時期失去了以前封閉時期文化最優論的中心思想。漢文化已然無法站在文化的制高點來控制一個完全不同質並且已經成熟了的制度體系，無法像第一次和第二次那樣簡單的將異質的文化“融合”在中國文化之中。而作為極富侵略性的他者——西方文化，卻在18至19世紀快速的擴張下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示範效應。傳統文化這個運行了兩千多年的機器終於暫時熄火了——傳統文化的功能被破壞了。
3.尋找拯救信仰中國的良藥
民國時期中國的信仰危機即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不論是哪個階級，只要是中華民國國民，便肯定會有相應的思考。那個時期西方思想大量湧入，而一些仁人志士也提出了大量的不同的看法。自17世紀至19世紀，西方社會思潮隨著資本主義興起和科學技術革命而突飛猛進，順著笛卡爾的理性主義和英國啟蒙思想，發展出歐陸理性主義和英美經驗主義兩系。還有而後從它們中衍生出的法國啟蒙思想（法國式民主自由）、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這些思想在民國時期在中國政治舞臺上一一粉墨登場、頻繁更換，短時期內形成了一場對中國未來信仰選擇的大思辨和大討論。這是因為，在長期的封閉過後，中國需要在短時期內解讀西方從
希臘蘇格拉底到20世紀的一切思想，並找出能夠解決中國信仰危機的藥方。
當然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在一戰之後出現的種種問題也使得中國部分學者對全盤西化持保守態度，如魯迅則以“靜的文化”和“動的文化”分別喻以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重了中國精英階層的焦慮感，同時也適時地擴展了思路。實際上，這是一種世界範圍內的信仰危機。當然從“西方的沒落”到“西方的興起”，其實文化就是在不同的時期進行不同選擇的過程。對於中國而言，這種世界範圍內升級了的信仰危機也變得更有意義。
但是，由於思維方式和特定歷史任務的侷限，中國民眾在中國晚晴民國時期卻沒能完全透徹的解讀出西方文化和西方民主制度的內核。例如，對於“權利”這個詞的理解，由於中國處於國難之時，所以中國人理解的“權利”是對國家而言的，是國家和群體的獨立自主及正當的利益和權力。也就是說中國人將權力和權利等同。但我們知道，權利這個詞在西方是特指個人的自主性。實際上，這還是未有跳出中體西用的框架，只不過是用儒家的經典去詮釋西方的觀點。顯然的，這是行不通的。儒家的倫理道德在1915年之後被所謂的先進人士批駁，中國與其說進入了文化多元時期、不如說進入了一段真空，因為信仰需要被固定下來才能發揮其巨大而持久的威力。
孔子
傳統文化功能的破壞，對西方思想的誤解和曲解，對儒家思想的變構。主流文化的根本性不同使民國士人只能誤讀西方思想。這就是為什麼民國在這37年裡一直處於動盪的深層原因。正如卡爾·波普爾於《歷史決定論的貧困》中所言的三段論，“人類的進程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知識決定的，人類無法完全掌握世界的全部知識，所以人類無法預知未來”。
如若歷史不能被假設，那麼未來也是難以被捉摸的。其實我更喜歡側重加大文化決定論的砝碼，今人常常喜歡談及民粹主義，認為中國歷史是群眾創造的歷史，但認識深刻的歷史學家往往並不認同，因為通常文化是由點及面傳播的，為什麼現在很多人穿衣服要看潮流，而潮流哪裡來？即是從頂尖服裝設計師的創意而來，他們決定了“今夏服裝最佳搭配”，你無法想象沒有靈感的大眾腦子裡能自動穿著高雅的服裝。最典型的是如今的蘋果手機，它特質文化和精良的做工是出色的天才設計師創造的，而它的銷售路線和其文化擴散路線也是吻合的。蘋果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大眾的個人主義。
圖片來自網絡，侵權刪除。
參考文獻：
1.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山西人民出版社
2.卡爾·波普爾：《歷史決定論的貧困》，上海人民出版社
3.金觀濤 劉青峰：《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
本文由江南蓑翁團隊創作，版權歸江南蓑翁團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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