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的背景

中國歷史 司馬光 資治通鑑 宋朝 人間正道 2017-06-07

《資治通鑑》是司馬光奉宋英宗和宋神宗之命編撰的一部編年體通史。由司馬光本人擔任主編,在劉攽、劉恕和範祖禹的協助下,歷時19年而編撰完成。全書分為294卷,記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截止到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按照時間順序記載了共16朝1362年的歷史。

一、司馬光的早年經歷

司馬光(1019—1086年),北宋著名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和政治家。其父司馬池,宋真宗時進士及第,歷任永寧縣主簿、光山縣令及鳳翔府、杭州、晉州等地方長官,頗受好評。其事蹟載於《宋史》卷298《司馬池傳》。司馬光生於河南光山,字君實,自號迂夫,晚年號迂叟。祖籍陝州夏縣(治今山西夏縣)涑水鄉,後人稱“涑水先生”。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68歲的司馬光在宰相任上去世,獲贈爵號“溫國公”,諡號為“文正”,故後世稱之為“司馬溫公”和“司馬文正公”。司馬光的事蹟,主要見於《宋史》卷336《司馬光傳》,以及蘇軾撰寫的《司馬溫公行狀》。

司馬光是一個早慧之人,兒童時代的砸缸故事,見於惠洪(1071—1128年)所著《冷齋夜話》等宋人筆記,也被《宋史·司馬光傳》收錄。據說在北宋末年,東京開封和洛陽等地就流行著《小兒擊甕圖》,以表彰其事。據蘇軾撰《行狀》記載,“公自兒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辭醇深,有西漢風”。《春秋》三傳中的《左傳》,是分量最重的經書之一,還特別講究微言大義,七八歲的兒童聽講之後即能“了其大義”,若非誇張,實在是不簡單。

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司馬光20歲,中進士甲科,以奉禮郎任華州判官。不久,其父調往杭州任官,於是司馬光申請改簽蘇州判官事,以就近照顧雙親。寶元二年(1039年)到慶曆元年(1041年),司馬光的母親和父親相繼去世,他連續服喪五年,不任官職,潛心讀書,撰寫了多篇史論文章,如《十哲論》《四豪論》和《賈生論》。慶曆四年(1044年),司馬光服喪期滿,皇帝下敕回覆其官職,這份命令文書的起草人是時任右正言知制誥的歐陽修。司馬光時年26歲,接下來的兩年多時間裡,他先後擔任了地方的佐官和縣令。從慶曆三年(1043年)開始,范仲淹、富弼、韓琦等人主持了“慶曆新政”,嚴厲懲治地方官員的腐敗,進行政治改革。從慶曆四年下半年開始,改革派逐漸被打壓。任職於地方的司馬光在朝廷政治中還沒有多少發言權,但他未放棄對政治的關心,大量閱讀經史,並撰寫了《機權論》《才德論》《廉頗論》《河間獻王贊》等十幾篇史論。其中有一些史論和政論文章,後來經過修改被用到了《資治通鑑》的評論“臣光曰”之中,《才德論》即是一例。

慶曆六年(1046年),司馬光奉調進京,一直到宋仁宗的末年,十多年間司馬光擔任的職務主要集中在文化學術崗位上,如任兼國子監直講、館閣校勘、史館檢討、集賢殿校書、直祕閣等。這些職位的歷練,對司馬光的學術積累起到了重要作用。不過,仁宗時期的司馬光儘管寫了許多文章,但基本屬於個人積累,在政治上發揮重大影響的,只有勸仁宗確立接班人一事。宋仁宗老年無子,至和三年(1056年,九月改元嘉祐)春,仁宗因病數月不能上朝,皇位繼承問題再次緊迫地被提出來。不少朝中重臣先後上奏,建議定立皇儲。司馬光此時在幷州(治陽曲縣,今山西太原市)任通判,連上三篇奏狀,請仁宗早建皇儲,以安天下。到了嘉祐六年(1061年),司馬光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開始了其諫官生涯。在諫官的位置上,司馬光再次提出立儲問題,並積極爭取宰相的支持。這個建議起到了關鍵作用,仁宗將侄兒宗實立為皇子,即後來的宋英宗(即位後改名趙曙)。皇位繼承問題因此得以解決。後來歐陽修在給宋神宗推薦司馬光的劄子中,還特別提及此事,說司馬光“於國有功為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

進士及第後的20多年裡,司馬光一邊做官,一邊讀書著述,既沒有放棄對現實政治的關心,也沒有捲入到高層政治的漩渦之中,這就使得他有一個良好的政治歷練和學術積累。早慧而不過早地成名,對於司馬光後來的學術成就、個人聲望和政治作為,都是大有裨益的。而司馬光本人很看重學術的長期積累和人生的歷久沉澱,反對急功近利。他自號迂夫,晚年號迂叟,並著《釋迂》一文以表達自己的人生理想。

擔任諫官之後,司馬光開始活躍於朝廷政治舞臺。從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一直到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在長達5年的諫官生涯中,司馬光直諫敢言,針對當時許多現實問題包括朝廷重要的人事任命進行批評,所以歐陽修在《薦司馬光劄子》中說他“久司諫諍,讜言嘉話,著在兩朝”。例如,英宗要任命皇太后曹氏胞弟曹佾(即傳說中八仙之一的曹國舅的原型)擔任宰相,司馬光就公開上疏表示反對。英宗要給大宦官任守忠升官,司馬光卻上疏堅決抵制,指斥其為“國之大賊,民之巨蠹,乞斬於都市”(《宋史》卷468《宦者任守忠傳》)。在宰相韓琦、歐陽修等人的支持下,任守忠被貶。又如,英宗被立為繼承人後相與親近的王廣淵,在英宗即位後受到重用,要被任命為直集賢院。司馬光上疏論其奸邪,告誡皇帝不可親近如此小人。他引用歷史上的典故說,漢代的衛綰因為不陪著太子飲酒,所以漢景帝特別看重他。後周時的張美因為私下將公錢給周世宗,所以周世宗很鄙薄他。而王廣淵在陛下被立為太子後,百般巴結,私自託於陛下,豈忠臣哉?重用這種人,將何以激勵人臣守節?再如,治平二年(1065年)九月,司馬光上《言張方平札子》(見《傳家集》),針對朝廷用翰林學士張方平為參知政事,明確提出反對意見,認為“方平文章之外,更無他長,奸邪貪狠,眾所共知”。如此指名道姓,直接反對朝廷的人事任命,在宋朝的臺諫官員中並不奇怪,但司馬光卻是其中最為突出的諫官之一。儘管英宗沒有聽取他的意見,但這些言論使得司馬光開始變得聲名顯赫。

二、編修《資治通鑑》是司馬光參與政治的一種特殊方式

英宗對司馬光既有感恩也非常賞識,沒有因為這些不同意見而疏遠他。治平二年(1065年),英宗任命司馬光為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為皇帝講讀經史。這是一個接近皇帝的要職,對中樞決策能夠發揮重大影響。而司馬光考慮通過歷史來影響皇帝的方式參與到最高層政治之中。司馬光還在仁宗時期就計劃寫一部編年體的通史,對於這樣一部史書的編撰做了大量準備。他乘機將一部八卷本《通志》進呈與英宗,此書記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訖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就是後來成書的《資治通鑑》的前八卷。這部書引起了英宗的重視。次年四月,英宗下令在崇文院設立書局,由司馬光自行選擇協修人員,編輯一部《歷代君臣事蹟》。48歲的司馬光,因此走上了實現少年理想、成為偉大歷史學家的人生道路。

英宗為司馬光置局修書的決定,是在司馬光擔任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為皇帝講讀經史的背景下做出的。無論對於英宗還是對於司馬光來說,編修此書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給皇帝提供一部可供省覽的歷史教科書。由於皇帝的支持,克服了“私家力薄,無由可成”(司馬光《進資治通鑑表》)的困難,司馬光開始專心修書。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司馬光接受任務還不到一年,宋英宗去世。繼位的宋神宗對司馬光更加重視,要任命他為翰林學士。據蘇軾《司馬溫公行狀》記載,“神宗即位,首擢公為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宋神宗後來強行將官告塞進司馬光的懷裡,司馬光這才被迫接受任命。到了十月,司馬光為神宗進讀《通志》,神宗覺得此書非常重要,“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為其賜名《資治通鑑》,並親自作序,當面賜給司馬光,令其“候書成後寫入”。宋神宗將自己做穎王時王府的藏書全部賜予司馬光,供其參考。他對司馬光講史非常著迷,曾當面說過,“聞卿進讀,終日忘倦”(《續資治通鑑》熙寧元年)。在這篇預先作好的所謂“御製序”中,神宗對司馬光所著書的評價很高,寄託的期望也非常高。他說:

其所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敎,斷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

關於這篇《御製序》,後來編寫完成進呈上去的時候,神宗當有所補充。所以序文中有如下一段文字,“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於戶牖之間而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二百九十四卷是書成之後的總卷數,治平四年(1067年)的時候應該還只有前八卷。

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同為翰林學士的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重視,次年就被任命為參知政事(副宰相),主持變法。司馬光則堅決反對變法,認為祖宗法度不可改變,新法必定生事擾民。他和協助王安石主持變法的呂惠卿辯論說,“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宋史·司馬光傳》)。熙寧三年(1070年),王安石一度請求辭去相位,宋神宗則希望司馬光擔任樞密副使,司馬光六上札子,堅決推辭。他說:“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神宗派人對他說:“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詞。”但是,司馬光始終沒有接受。

隨著王安石主持變法的繼續,司馬光無法在朝中久任,從翰林學士出為知永興軍(治今西安市)。他要求以書局自隨,繼續編書。熙寧四年(1071年),司馬光乾脆辭去地方長官,改任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這樣一個冗散之職,淡出官場,不言世務,在洛陽專心編撰《資治通鑑》。元豐五年(1082年),司馬光又接受了一個新的任命,擔任“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完全是一個只領俸祿而沒有實際職掌的差遣。元豐七年(1084年),司馬光完成了《資治通鑑》的編撰,上表進呈於宋神宗。從治平三年(1066年)設局修書開始,至此已經過去了19年,他離開京師也已經15年。那是司馬光從48歲到63歲的15年,對於從事史書著述來說,或許是一個黃金年齡段。

司馬光將自己的後半生基本上奉獻給了編撰《資治通鑑》的事業。但是,他並非與世隔絕地在修書,而是密切關注著從熙寧新法到元豐改制的朝廷政治動向,以修書這樣一種特殊方式參與到政治之中。正如他在《進資治通鑑表》中所說,“雖身處於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之左右!顧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嶽”。宋神宗也始終關注著其修書的進展,沒有棄之不顧。南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24記載:

又其即位之初也,獨以潁邸舊書賜司馬光。逮光不願拜樞臣之命,而歸洛陽,修《資治通鑑》,隨其所進,命經筵讀之。其讀將盡而所進未至,即詔趨之。熙寧中,初尚淄石硯,乃躬擇其尤者賜光,其書成,賜帶,乃如輔臣品數賜之。

邵博的祖父邵雍是司馬光的好友,父親邵伯溫更師事司馬光,所以邵氏對司馬光的評價多有溢美,但書中所記神宗對司馬光的眷顧當是事實。畢竟,北宋時期的史學與政治並無疏隔,司馬光所依託編撰《資治通鑑》的書局,與王安石所依託主持變法的制置三司條例司,實際上是宋神宗施政的一隱一顯兩個智囊機構。

《資治通鑑》是在北宋錯綜複雜政治背景下奉敕編撰完成的史書。雖然司馬光因為反對王安石變法而求居閒職專意編書,書中也有不少內容和議論有著針對王安石及其新法的用意,但不能因此認為此書是政治鬥爭的產物或結晶。司馬光編撰此書,是為了給重視自己的神宗皇帝提供歷史借鑑,而不是專門為了打擊王安石的。其“收功愈遠而為利愈大”的人生追求,在這部史學鉅著中無疑得到了很好的實現。

三、司馬光和王安石的分歧並未影響《資治通鑑》的史學地位

至於司馬光和王安石的分歧和矛盾,無論是他們的師長輩如歐陽修,還是他們的學生輩如蘇軾,都無法做出清晰的是非判斷,遑論千年之後的當今讀者!陳寅恪所說的“少喜臨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或許是歷來政治家和讀書人的共同選擇。司馬光的守道自律、老成持重,與王安石的不畏浮雲、銳意進取,都體現了宋代士大夫開誠佈公、敢於擔當的精神。當司馬光給王安石去信告誡他要慎重用人、防止被小人所利用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懂得“知人論世”的政治家。當王安石在《答司馬諫議書》中響亮地答覆司馬光,“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我們看到的則是一個義無反顧的改革家。

元豐七年(1074年)年底,因為編撰完成《資治通鑑》之功,宋神宗任命司馬光為資政殿學士,意在複用。次年三月,神宗去世,哲宗即位。五月,司馬光被任命為門下侍郎。元祐元年(1086年),司馬光擔任了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成為宰相。68歲的司馬光在做了八個月的宰相後,因病去世。

司馬光的晚年和身後,都陷入到激烈的黨爭之中。但是,《資治通鑑》一書卻一直受到重視。因為,司馬光在編修《資治通鑑》的過程中,能夠注意將個人的憤激之論與歷史的資治價值區分開來,將傳統史學的鑑戒功能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編修期間相對遠離政治,也使得此書的史事選擇與歷史情懷能夠超越於其時的政治鬥爭,真正做到“收功愈遠而為利愈大”。

無論從中國史學發展史來說,還是從當今吸取歷史上治國理政的經驗教訓來說,《資治通鑑》都是不可替代的。自宋朝以後,此書就不斷受到推崇,即是由於此書可以“資治”,無論對於治國理政還是修身齊家,都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清代學者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也。”曾國藩《致某書》說得更加直接:“竊以為先哲經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論事)能竊物之理,執聖之權;又好敘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脈絡分明;又好詳名公巨卿所以興家敗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實六經以外不刊之典也。閣下若能讀此書,將來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至失墜。”《資治通鑑》在當今依然具有顯著的資治功能,除了據以瞭解中國古代的國家盛衰、民生利害,還可以在領導藝術、用人之道以及人生修養等方面給我們以啟迪和借鑑。

綜括言之,《資治通鑑》是宋朝以前政治文化的集大成者,是我們學習傳統政治智慧的最好入門之作。書中總結的有關治亂興衰的“經世大略”,無疑是以治國理政為主體的管理學的最高層次。甚至可以說,是否用功研讀過《資治通鑑》,一定程度上也成為了衡量政治人才的一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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