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龍（1617年9月26日-1684年5月31日）字北溟，號于山，清代山西永寧州(今山西省呂梁市方山縣北武當鎮來堡村）人。諡“清端”、贈太子太保。于成龍明崇禎十二年（1639年）舉副員，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歷任知縣、知州、知府、道員、按察使、布政使、巡撫和總督、加兵部尚書、大學士等職。在20餘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舉“卓異”，以卓著的政績和廉潔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愛戴和康熙帝讚譽，以“天下廉吏第一”蜚聲朝野。
于成龍少有大志，自幼過著耕讀生活，受到較正規的儒家教育。順治十八年，已44歲的于成龍，不顧親朋的阻攔，拋妻別子，懷著“此行絕不以溫飽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的抱負，接受清廷委任，到遙遠的邊荒之地廣西羅城為縣令。羅城新隸於清統治下不到兩年，由於局勢未穩，兩任知縣一死一逃。于成龍到羅城時，這裡遍地荒草，城內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數間，縣衙也只是三間破茅房。他只得寄居於關帝廟中。在困境中，同來的五名僕從不久或死或逃，而他以堅強的意志，扶病理事，邁開仕宦生涯的第一步。
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龍被兩廣總督金光祖舉薦為廣西省唯一“卓異”，並升任四川合州（今重慶合川區）知州。離羅城時，他連赴任的路資也沒有，出現了百姓“遮道呼號：‘公今去，我儕無天矣！’追送數十里，哭而還”的感人情景。
四川遭戰亂最久，人口銳減為全國之首。于成龍赴任的合州包括三屬縣，只有丁口百餘人，正賦14兩，而衙門的各種供役、需索使百姓繁重不支。目睹地方荒殘，于成龍確定以招撫百姓為急務，他首先革除宿弊，嚴禁官吏勒索百姓，又免去規定的驅從，以家僕隨身。
合州土地極度荒蕪。而流民不附的原因，在於原主認業。為此，他嚴格規定了“凡一佔即為己業，後亦不得爭論”的原則。同時要求各縣注意為新附百姓解決定居與墾荒中的具體困難，並親自為他們區劃田舍、登記註冊，借貸牛種，申明三年後起科。這樣，“新集者既知田業可恃為己有而無復徵發倉卒之憂，遠近悅赴，旬日之間戶以千計。”獎勵墾荒是清初基本國策，但于成龍實行“禁止原主認業”先於清廷明確規定的15年前，加之他對具體問題的妥善解決，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驟增，田地開闢。由於招民墾荒政績顯著，康熙八年（1669年），于成龍被擢升為湖廣黃州府同知。
于成龍去往黃州府（今湖北黃州市）同知任四年，任知府四年。這裡著重敘述他的兩件事。
一是治盜省訟。“盜”成為清初一大社會問題。在黃州府岐亭鎮一帶，盜賊甚至白晝劫路傷命，嚴重影響了地方安定和居民正常生活。于成龍上任之初，即以郡丞身份坐鎮岐亭治盜。為了摸清盜情和每一件重大盜案，他總是親自訪察。他多以“微行”的方式，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調查疑情，從而對當地盜情瞭如指掌。他還特意在衣內置一布袋，專放盜賊名單，“自劇賊，偷兒蹤跡無不畢具，探袋中勾捕無不得。”
對待案犯他主張慎刑，以教為主，採取“寬嚴並治”和“以盜治盜”的方法，取得突出效果。于成龍在詞訟、斷獄方面也以包公式人物著稱。他鐵面無私，頭腦敏銳而細心，善於從一些常人忽視的細節上發現問題的癥結。曾排解過許多地方上發生的重大疑案、懸案，使錯案得到平反，從而被百姓呼為“於青天”，民間還流傳著“鬼有冤枉也來伸”的歌謠。于成龍在破案、察盜方面的許多事蹟，在清人野史、筆記和民間文藝中均得到反映，甚至神化。如清代文學家蒲松齡在《聊齋》的《於中丞》一節中，就敘述了有關他的兩個故事。他的刑法思想在清朝一代很有影響。由於在黃州府同知任上的突出政績，于成龍又深為湖廣巡撫張朝珍器重，再次被舉“卓異”。
二是兩次平定“東山之亂”。于成龍舉“卓異”後，被調主持武昌府政務，並將擢武昌知府。恰在這時，“三藩之亂”爆發了。在吳三桂凌厲的攻勢下，貴州、湖南望風披靡。同時吳三桂派許多湖北籍部將，特封官“札書”回籍策反，製造暴亂。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麻城縣發現“偽札”，知縣即以“通賊”罪名大肆濫捕，搞得人人自危。接受了“副將偽禮”的該縣曹家河人劉君孚父子乘機聯絡東山一帶山寨發動暴亂。由於于成龍在當地很有影響，被請出來收拾局面。他以“招撫”為方針，查清事件原委後，發出安民告示，使絕大多數協從百姓歸家，事態很快趨於緩和。隨後，他又冒生命危險隻身進入首先發難的劉君孚山寨中說服劉及300槍手（獵戶）。10天之內，一場動亂順利平息。八月，于成龍調任黃州知府，第二次暴亂又接踵而至。其時，潛入的奸細乘黃州府空虛，聯絡當地豪紳紛紛起事，“高山大潮，烽火相望”，聲勢與範圍大大超過前次。面對險惡的形勢，于成龍清醒地認識到黃州府的重要性，他力排眾議，制訂了決不放棄黃州、組織鄉勇相機主動進剿的策略。調集各鄉鄉勇數千人在東山黃土坳一帶，與數量上佔優勢的暴亂分子展開激戰。在他的指揮下，尤其是他身先士卒，危急關頭置生死於度外，使戰鬥獲得全勝。當場擒獲暴亂首領何士榮。後又乘勝平定了其餘叛亂。二十餘天內又取得平亂的勝利，受到湖廣總督蔡毓榮的高度褒獎。
四年後，于成龍升湖廣下江陸道道員，駐地湖北新州（今新春縣），在湖北期間，儘管地位和環境都有很大改善，但他仍保持了異於常人的艱苦生活作風。在災荒歲月，他還以糠代糧，把節餘口糧，薪俸救濟災民。因之百姓在歌謠中唱道：“要得清廉分數足，唯學於公食糠粥。”為廣行勸施，讓富戶解囊，他更以身作則，甚至把僅剩的一匹供騎乘的騾子也“鬻之市，得十餘兩，施一日而盡”。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龍升福建按察使離湖北時，依然一捆行囊，兩袖清風，沿途以蘿蔔為乾糧。
康熙十八年（1679年）夏，于成龍在按察使任上第三次舉“卓異”後升任省布政使。福建巡撫吳光祚還專疏向朝廷舉薦，稱于成龍為“閩省廉能第一”，從此，于成龍得到清廷的賞識和破格招用。康熙十九年春，康熙帝“特簡”于成龍為畿輔直隸巡撫，翌年春，又召見於成龍於紫禁城，當面褒讚他為“今時清官第一”，並“制詩一章”表賜白銀、御馬以“嘉其廉能”。未逾兩年，又出任為總制兩江總督。
身為“治官之官”，于成龍始終把整頓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他指出：“國家之安危由於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於用人行政，識其順逆之情”。“以一夫不獲曰予之喜，以一吏不法曰予之咎，為保郅致政之本。”在黃州時，他衣內的布袋便利了治盜。升巡撫後僕人請去掉，他笑道：“此袋昔貯盜，今以貯奸貪不省之官吏，未可去也！”他新任直隸，即發出清查庸劣官員的檄文，責令各屬將“不肖貪酷官員”，“昏庸衰志等輩”“速行揭報，以憑正章參處”。針對各屬賄賂公行，請客送禮之風，他從利用中秋節向他行賄的官員開刀，懲一儆百。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訪於民間，面對“州縣各官病民積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狀況，不禁嘆曰：“噫！吏治敗壞如倒狂瀾，何止時乎？”很快頒佈了《興利除弊約》，其中開列了災耗、私派、賄賂、衙蠹，旗人放債等15款積弊，責令所“自今伊始”，將所開“積弊盡行痛革”。與此同時，他根據自己的體會，又制訂了以“勤撫卹、慎刑法，絕賄賂，杜私派，嚴徵收，崇節儉”為內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為地方官的行為準則。方法上，他舉優劾貪，寬嚴並濟，時人說凡他所到之處，“官吏望風改操”。康熙帝也稱其“寬嚴並濟，人所難學”。
對廉潔有為的人材，于成龍反對論資排輩，他對清廷死板的任官“考成”制提出異議，認為不利於吏治建設，造成“問其官則席不暇暖，問其職則整頓無心，勢彼然也，”常常使“遠大之辭，困於百里，深為可惜！”為此，他屢上疏推薦人材。如直隸通州知府于成龍（史稱小於成龍）、江蘇布政使丁思孔等都是較有作為的清廉官吏，由於他的舉薦而受到康熙帝的重用。
于成龍的官階雖越升越高，但生活卻更加艱苦了。為扼止統治階級的奢侈腐化，他帶頭實踐“為民上者，務須躬先儉僕”。去直隸，他“屑糠雜米為粥，與同僕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糲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而親切地稱他作“於青菜”。總督衙門的官吏在嚴格的約束下，“無從得蔬茗，則日採衙後槐葉啖之，樹為之禿。”他天南地北，宦海20餘年，隻身天涯，不帶家眷，只一個結髮妻闊別20年後才得一見。他的清操苦節享譽當時。據載，當他出任兩江總督的消息傳出後，南京布價驟然上漲，“金陵闔城盡換布衣。即婚嫁無敢用音樂，士大夫減驅從，毀丹亞，至有驚恐喘臥不能出戶者，……奸人猾胥各拿妻鳥獸竄”。卒後居室中只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無長物”。
二十三年，于成龍死於任上。木箱中只有一套官服，別無餘物，市民痛苦，會像祀之，諡清瑞。
于成龍逝世後，南京“士民男女無少長，皆巷哭罷市。持香楮至者日數萬人。下至萊庸負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可見中下層人民對他的死是十分悲痛的。康熙帝破例親為撰寫碑文，這是對他廉潔刻苦一生的表彰。
于成龍是個大器晚成的人。他在明崇禎十二年（1639）曾經參加過鄉試並中副榜貢生，但因為父親年邁需要照顧而沒有出去做官。直到45歲才以明經謁選清廷吏部，被授以廣西柳州羅城縣知縣。此後，他歷任知縣、知州、知府、道員等地方官，一直做到藩臬二司（按察使、布政使）、督撫大員，所到之處，皆有政聲。尤其是始終清廉自守，多行善政，深得士民愛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