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是戰國時期韓國貴族，出生於戰國末期韓國的都城新鄭（今河南省鄭州市新鄭市鄭韓故城）。韓非精於“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與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學生。韓非文章出眾，連李斯也自嘆不如。韓非將自己的學說，追本溯源於道家黃老之術，他對老子《道德經》有相當大的研究，《韓非子》中，著有《解老》、《喻老》等篇，集中表述了韓非的哲學觀點。韓非是戰國末期帶有唯物主義色彩的哲學家，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韓非目睹戰國後期的韓國積貧積弱，多次上書韓王，希望改變當時治國不務法制、養非所用、用非所養的情況，但其主張始終得不到採納。韓非認為這是“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便退而著書，寫出了《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等著作，被譽為最得老子思想精髓的兩個人之一(另一人為莊周)。
他的書傳到秦國，秦王非常讚賞韓非的才華。不久，因秦國攻韓，韓王不得不起用韓非，並派他出使秦國。韓非子被韓王派遣出使秦國，秦王很喜歡韓非，但還沒有決定是否留用。但是文采斐然的韓非為秦王嬴政所賞識而倍受重用。由於李斯提出滅六國一統天下的通天大計，而首要目標就是韓國，但作為韓國公子的韓非與李斯政見相左（韓非主張存韓滅趙），妨礙秦國統一大計，於是李斯就向秦王上疏辯駁。韓非與李斯之政見相左。韓非欲存韓，李斯欲滅韓。因為韓非子和李斯曾經是同窗，李斯深知韓非辯才了得，擔心嬴政被韓非計謀所矇蔽，故上疏嬴政，陳述其中利害。他說：“韓非前來，未必不是認為他能夠讓韓留存，是重韓之利益而來。他的辯論辭藻，掩飾詐謀，是想從秦國取利，窺伺著讓陛下做出對韓有利的事。”
秦王認為李斯言之有理，便抓捕韓非。廷尉將其投入監獄，最後逼其服毒自殺。韓非想上書始皇帝，被拒絕。後來始皇帝后悔了，派人赦免他，但是韓非已經死了。
韓非子的文章構思精巧，描寫大膽，語言幽默，於平實中見奇妙，具有耐人尋味、警策世人的藝術風格。韓非的《孤憤》、《五蠹》、《說難》、《說林》、《從內儲》五書，十萬餘言，字裡行間，嘆世事之難，人生之難，閱盡天下，萬千感懷。
韓非子之死的母本說法和主流說法見於司馬遷的《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並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殺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司馬遷寫韓非子之死，寫得簡練、生動、傳奇，然而太過簡略的筆觸，給人留下了難以釋然的空白。
韓非子即使不死，也早已斷絕了活路，終將走向死路。
當堂溪公言之諄諄地告誡韓非：“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為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效之？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彊，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為先生無取焉。”韓非的回答，卻顯得義正詞嚴，直率而不夠禮貌（倆人之間，可能存有年齡差距）：“臣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為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眾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暗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暗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貪鄙之為也。臣不忍鄉貪鄙之為，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先王（當為先生）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韓非認為，堂溪公雖是一番好意，但不瞭解自己，誤解了自己，甚至，傷害了自己。同時，“憚亂主暗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貪鄙之為也。”之句表明，韓非早已下定了向死而行的決心，做好了向死而行的準備
韓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治思想，適應戰國末期治理亂世的歷史環境，對秦王朝統一中國功不可沒。"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黨中央提出的治國方略，韓非的法治思想是在戰國末期禮制遭到嚴重破壞的形勢下形成的治國思想。"以法為核心，法、術、勢相結合"的思想改造了傳統法律文化，對現代中國法治建設具有現實的針對性指導意義。
改革圖治，變法圖強，是韓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內容。韓非用進化的歷史觀點分析了人類歷史，他看到了人類歷史的發展，並用這種發展的觀點去分析人類社會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對於當前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有很強的借鑑意義。
韓非把社會現象同經濟條件聯繫起來，這在當時是極其難得的。韓非對經濟與社會治亂的關係有了初步認識，注意到人口增長與財富多寡的關係，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人民眾而貨財寡”會帶來社會問題的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