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庭堅 惟清道人帖
《宋史》記黃庭堅晚年及去世：“庭堅在河北與趙挺之有微隙。挺之執政，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上其所作《荊南承天院記》，指為幸災，復除名，羈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年六十一。”
黃庭堅 惟清道人帖
雖寥寥數句，卻包含了大量的歷史信息，折射出那個時代錯綜複雜的政治糾葛與人際關係，今日讀來，令人不禁感嘆唏噓。
這段話陳述了一段史實：黃庭堅早年與趙挺之有矛盾，等趙做宰相（執政）後，一個叫陳舉的傢伙拿著黃庭堅的文章去舉報，使黃庭堅被除名，貶謫廣西宜州，並死在那裡。除此之外，此語還涉及三個人：趙挺之、黃庭堅、陳舉。
由此，引出兩個問題：其一：陳舉之所以舉報黃庭堅，是受宰相趙挺之的指使嗎？ 其二，趙挺之和黃庭堅究竟有什麼過節，以致那麼多年過去，還是恩怨不絕？
先看第一個問題。從文中可知，其實陳舉拿著《荊南承天院記》（亦作《承天院塔記》）去舉報，並非受到趙挺之的指使，而是“承風旨”。所謂“承風旨”，即“承望風旨”，指迎合君主、權臣的意圖來行事。顯然，陳舉之所以能夠承風旨，一個潛在的事實是：趙、黃的矛盾或趙對黃的不滿，由來已久、天下皆知，陳舉敏銳地捕捉到這個時機，趁機陷害，一舉成功。陳舉當時的官職是湖北轉運使，地位遠在黃庭堅之上。能做到這個職位，肯定是官場老手，洞悉各種矛盾，也善於利用矛盾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陳舉既非受趙挺之指使，那麼他陷害黃庭堅的目的，就是出於私憤。據載，其之所以銜怨在心，是因為一次“署名風波”。黃庭堅寫完承天寺院記後，在場的陳舉要求黃庭堅把自己的名字也寫進去，想以此求得“不朽”。在當時，這個要求不算離譜，因為古人紀遊銘刻題名類文字，常列舉多個人名，大凡參與其事者都一一羅列在內，而陳舉當時的職位，等同於地方最高長官，有此想法，大概也是“我的地盤我做主”的私心膨脹所致。但是，黃庭堅一向以大膽、耿直著稱（宋史有“聞者壯之”之語），斷然拒絕了陳舉的要求，就此埋下禍根。
此事再一次說明，小人，有時候真的不能得罪。其成事不足者，尚能敗事；若成事有餘者，簡直能禍國殃民。唐時郭子儀功蓋天下，卻不敢得罪小人盧杞；顏真卿剛烈忠直，對盧杞正色直斥，雖表面折服小人，但最終遭到陰險報復，命喪蔡州。
另一個問題是：趙挺之為什麼怨恨黃庭堅？按說，趙挺之官場順利（其實，用魯迅先生的話說，是做了女婿換來的），黃庭堅一生蹇剝；一個兩度為相，一個終其一生在風波中起伏，二人本不在一個等量級上。他們之間的個人恩怨，其實牽涉到當時王安石變法所引起的巨大政治波瀾。據宋史趙挺之傳，趙挺之在通判德州時，推行市易法，結果遭到在德安鎮的黃庭堅以“鎮小民貧”為理由的抵制，據蘇軾後來說，趙、黃二人當時“公文往來，士人傳笑。”
可見，抵制新法的黃庭堅，早就成了新法推廣者趙挺之的“眼中釘”。這裡，又牽涉到另一個人物，即與黃庭堅亦師亦友的蘇軾。蘇軾也是新法的反對者，同時，還是趙挺之一生不遺餘力的打擊對象。用蘇軾本人的話說，趙挺之對他的攻訐，簡直是出了“死力”。
蘇軾 杜甫榿木詩帖
由此可以看出，趙挺之忌恨的，是反對新法的“元祐黨人”。欽定的元祐黨籍人士一百二十多人，蘇軾、黃庭堅、秦觀等都名列其中。如果說趙挺之出於對新舊法的不同認知而向蘇軾、黃庭堅頻下重手，好歹還能說是為“公”，但他的真是目的，其實是想公報私仇。
趙挺之對蘇軾，懷恨已久。早年，趙的岳父郭概在四川為官，因包庇一“違法虐民”的官吏而受到蘇軾弟弟蘇轍的彈劾，由此兩家齟齬不斷。種種恩怨糾結在一起，最終導致趙挺之及章惇對蘇軾及其門人恨之入骨。
不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趙挺之家族內，也並非全部都對蘇軾、黃庭堅一例排斥。趙挺之的兒子，《金石錄》的作者、李清照的丈夫趙明誠，即是蘇軾書法的喜愛和收藏者。尤其是趙挺之的連襟陳師道，被稱為蘇門六君子之一，更在黃庭堅開創的江西詩派中，與黃庭堅並列。
與蘇黃的密切關係，使陳師道極為厭惡趙挺之。據《朱子語類》所記朱熹言，陳師道家境貧寒，某次要到郊外值班，卻沒有一件厚棉襖禦寒，其妻去趙挺之家借了一件，陳師道得知後，說：你難道不知道我不穿他家的衣服嗎？！（汝豈不知我不著渠家衣耶）即命送還，後竟因受凍得病而死。
蘇軾當初在向朝廷推薦陳師道時，說他“文辭高古”、“安貧守道”，陳師道終其一生，對得起蘇軾這八個字。
陳師道的詩，和黃庭堅一樣，以杜甫為宗，黃庭堅曾有詩云：“閉門覓句陳無己 對客揮毫秦少游。”（陳師道字無己）弘一法師李叔同所作《送別》中“夕陽山外山”一句，即出自陳師道筆下。
黃庭堅談及蘇軾的遭遇，曾謂：“時宰欲殺之”，這是指當時的宰相章惇對蘇軾的一再迫害；現在看，這句話，用在他自己身上，又何嘗不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