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濰坊籍官員張爾忠稿本二種

筆者在蒐集資料過程中,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明清檔案卷)中意外發現明末濰坊籍官員張爾忠稿本二種,可補明末濰坊名人原始檔案之闕。

兩種稿本的由來

兩種稿本分別題為“崇禎十五年四月欽差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爾忠為叛將叛兵降殲無餘事題稿”“崇禎十五年陝西巡撫張爾忠報撥年例練餉事奏稿及行西安府行稿”。《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明清檔案卷)介紹:“本檔案是崇禎十五年(1642)四月,陝西巡撫張爾忠奏報閻國卿為首的叛將叛兵全部殲滅的題本稿。未署年月,疑為殘缺。本件檔案有兩份,內容相同,當為抄本。”“張爾忠,時任陝西巡撫。《明史》無傳,待考。”作為一代名臣,濰坊名人資料闕如,令人惋惜。

《濰縣誌稿》卷27“人物”載,張爾忠,字移孝,濰縣(今濰坊市寒亭區大常疃)人。“慷慨有大略,尤長於兵”。萬曆三十九年舉人,崇禎四年進士。散館任陝西臨漳知縣,以治行第一擢升山西道御史、巡視漕運,後事竣陛見,命巡按陝西。後又升僉都御史、巡撫陝西。崇禎十五年(1642)告病歸裡,為當時縉紳領袖。值多事之秋,張爾忠等濰縣縉紳率領濰縣人民多次打退清兵、土寇對濰縣的侵擾。七十二歲卒於家。國家博物館所藏張爾忠稿本作於他巡撫陝西時。

張爾忠帶病平亂

第一種稿本兩件,內容相同,未署年月,由稿本內容知在崇禎十五年(1642)四月。這份稿本的背景是,李自成起義軍從陝西轉戰河南,明朝軍隊連連潰敗,散兵遊勇竄至陝西騷擾百姓,將領擁兵自重,伺機作亂。在這種背景下,對有反心的將領的剪除顯得尤為重要。如果處理不當,不僅自身難保,可能使陝西乃至全國局勢更加混亂。因此,作為方面大員,總督孫傳庭、巡撫張爾忠對賀人龍及部將閆國卿的處置進行了周密安排。

據《明史》卷273:“孫傳庭督師陝西,帝授以意。人龍駐咸陽虞禍,曉夜為備。傳庭以人龍家米脂,其宗族多在賊中,未可輕發,在道佯上疏曰:‘人龍臣舊將,願貰其罪,俾從臣自效。’帝亦佯許之。人龍稍自安。傳庭至陝,密與巡撫張爾忠謀,以五月朔召人龍計事,數其罪斬之。其部將周國卿將精卒二百人,與同黨魏大亨、賀國賢、高進庫等將逃還涇陽取其孥,與賊為亂。爾忠遣參將孫守法先入涇陽,質其妻子。國卿窮,謀斬大亨等以降。爾忠密聞之大亨,遂斬國卿,函送其首。他部將高傑、高汝利、賀勇、董學禮等十四人俱仍故官,一軍乃定。”《明史》以“閆國卿”誤為“周國卿”,當以張爾忠奏本“閆國卿”為是,可補《明史》之誤。

題本中,張爾忠根據要求,詳細奏報了處置捕殺賀人龍、閆國卿叛軍的經過和處置完畢後對剩餘兵丁的處置和安置。同時,當時張爾忠已是有病在身,並且回鄉養病的申請已經得到批准,但張爾忠臨危受命,仍帶病為王事操勞,並下了一息尚存就為朝廷效命的決心。其忠勇之心令人動容。

明史中無對其記載另有隱情

第二種稿本兩件,內容相同。一是奏請報撥陝西年例、練餉奏摺；二是發給西安府要求儘快繳納練餉、年例的行稿。時間均為崇禎十五年(1642)五月。

至於《明史》中無張爾忠傳記的原因,並不是他的事功不夠,而是其中另有隱情。清初《明史》修纂人員多為南方士人,因此《明史》人物南方人多於北方人,且南方人每得佳傳。以至陶澍批評說,《明史稿》(《明史》以《明史稿》為底本)於吳人每得佳傳,於太倉人尤甚(《明史稿》主修王鴻緒為江蘇太倉人),而於他省人輒多否少可,“幾無是非之心”。由此也可解釋明末山東士紳蔚盛而及青史者極少的原因。

由於明末清初的兵燹和清朝的集中銷燬,明代檔案存留極少,有關濰坊名人的檔案資料更是僅見。張爾忠的這兩份檔案對研究明末政局和濰坊地方文化有重要意義。　　　　　　　　　　　徐強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