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五代史藝文志輯考》,張興武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6月第一版,98.00元
五代十國處在唐宋變革的轉捩點,禮樂文章,較之唐、宋兩代亦具獨特風貌,不容忽視;楊蔭深先生在《五代文學序》中曾說“就五代而旁及十國,五代仍不愧為有文學的一個時代”,此非虛言。然而,長期以來,有關五代典籍與文化的研究卻始終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新、舊《五代史》及馬令、陸游兩《南唐書》均不著《藝文志》,即為顯例。在此情形下,通過對五代藝文資料的稽考爬梳,為五代文化的整體研究創拓新途,無疑是一種審慎的選擇。在這一方面,清代學者的貢獻雖值得重視,但遺漏及錯謬之處亦自不少。張興武教授《補五代藝文志輯考》(下簡稱《輯考》)先以顧櫰三《補五代史藝文志》為底本,詳參清人相關各《志》,並汲取今人研究成果,蒐羅廣博,資料豐瞻,考訂謹嚴,著錄宏富,終成五代藝文志補編研究方面的集大成之作。《輯考》的前身是《五代藝文考》,2003年由巴蜀書社出版,頗具影響。但興武教授以該書“總能發現各種難以掩飾的疏漏和不足”(P.646)為憾,此後十餘年間仍不斷搜輯文獻資料,重新增訂補輯,以求完善。毫無疑問,作為五代十國文獻研究的扛鼎之作,《輯考》的整體成就已經遠遠超越了清代各家,其創新特點或可從以下三方面得到確認。
一、充分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精益求精,以求超越。
輯補前史所闕《藝文志》的學術傳統始於清代,時人所撰《補後漢書藝文志》《補三國藝文志》《補晉書藝文志》《補遼金元藝文志》等皆負盛名。至為五代史補撰《藝文志》者,則有徐炯、陳鱣、顧櫰三、宋祖駿等四家,而汪之昌所撰《南唐藝文志》亦不可忽視。張興武教授對補五代藝文志的研究是從複核清人諸《志》所收條目開始的。他以顧《志》為底本,參以他《志》,兼及宋、元公私書目及相關文獻,對相關條目的書名、卷數、撰者姓名等信息詳加考訂,去偽存真。在此基礎上,再事輯錄和補遺,嚴謹務實,一絲不苟。
《輯考》的難點首在“斷限”。興武教授遵循新、舊《五代史》的敘事原則,將唐昭宗一代確定為“五代”上限;又參照清人諸《志》,將考索下限確定在宋滅南唐的太平興國八年,這是非常審慎而科學的。就整體來看,《輯考》較之清人諸《志》,更加註重“五代”本體,作者認為“既然是《補五代史藝文志》,其中所收的藝文條目就應該和五代十國各個政權有關:要麼其撰人曾生活於列國,至少也應該與列國政權發生過一些聯繫。”(P.8)應該說,嚴謹而明確的“斷限”原則,是《輯考》一書超越前賢、別有創穫的關鍵。
二、資料翔實,考訂嚴謹,方能撰為信史。
《輯考》對顧櫰三《補五代史藝文志》所收條目逐條詳加複核、考訂,條分縷析,極盡細緻周密。據筆者統計,《輯考》共收錄書目1087種,觀其主要徵引書目計187種,其中正史、方誌類28種,書目類19種,類書類12種,金石類32種,雜史類21種,筆記雜考類48種,詩文集、詩文評類27種;凡涉五代藝文之史料均檢尋不漏,網該無遺。例如,其對《祕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一書的徵引,即為顯例。該書著錄北宋後期書目較多,然明清以來抄本流傳不多,故清人學者較少矚目,而書中所收五代藝文資料便多遭遺漏。《輯考》則充分注意到此書的目錄學價值,援引頗多。值得注意的是,《輯考》的搜輯補充,除參考徐炯《五代史記補考·藝文考》、陳鱣《續唐書·經籍志》等清人著述外,還盡力吸收了當代學人有關五代藝文資料研究的成果,如唐圭璋、杜文玉兩先生各自編纂的《南唐藝文志》,陳尚君《花間詞人事輯》《毛文錫〈茶譜〉輯考》《〈釣磯立談〉作者考》,浦江清《花蕊夫人宮詞考證》,胡耀飛《宋人陳舜俞〈廬山記〉所見吳·南唐史料考論》,彭武文《〈復溪州銅柱記〉辯證》,以及王麗娟《顧櫰三〈補五代史藝文志〉著錄小說〈陳金鳳傳〉略考》等,凡此,皆充分體現著尊重學術、嚴謹包容的治學品格。
三、多學科交叉研究,史料分析與解題並重。
張興武教授的研究無意中將目錄學、歷史學、文獻學、金石學乃至圖書館學等學科交織融合在一起,在細節處理上則更加註重版本考察、文字校勘和目類編排。譬如該書有關五代金石條目的稽考“均依五代十國之國別編錄,一國之中則按年代先後編次”(P.14),即為顯例。與清人諸《志》簡單搜列藝文條目的做法不同,《輯考》一書則將史料的分析考辯與具體文獻的“解題”緊密結合起來,極大地拓展了傳統目錄學研究的學術空間,併為藝文志研究注入了更加豐富的政治、歷史、經濟、宗教、藝術及學術文化內涵。其編撰體例以經、史、子、集為序,四大類之下又細分諸多小類,每個藝文條目的“考訂”過程,先是依據宋、元書目的記載,詳辯書名、卷數和撰人姓名,對撰人生卒年及相關事蹟的考察尤為用心。此外,多數條目下還有善本存佚的交代,如徐鉉《稽神錄》六卷條下雲:“善本:《稽神録》六卷、《拾遺》一卷:明嘉靖二十二年姚諮家抄本、明崇禎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祕書》(毛晉編)本(見該書第十一集)、明末抄本、清嘉慶十年張氏照曠閣刻《學津討源》(張海鵬編)本(見該書第十六集)。”(P.14)如此細緻周全的考述安排,無疑使該書更顯方便實用。
目錄學與金石學的交叉是《輯考》有別於前代藝文志著作的顯著特色。作者受汪之昌《補南唐藝文志》的啟發,且以為“本書專力研究五代藝文志,於金石一節自然不應等閒視之,何況金石之中確有不少重要的內容,為五代史研究不可或缺”(P.12),故旁搜遠紹,精心編錄,撰成《五代金石輯錄》。事實上,石刻文獻的確有其獨特價值,如錢氏吳越政權於後晉未奉契丹正朔一事史書不載,而兩浙石刻文字卻多現“會同”年號,即其例。《輯考》所涉及的金石類書籍達32種,對五代石刻資料蒐羅殆盡,堪稱迄今最完善的五代金石目錄。
要之,《輯考》一書以翔實可靠、豐富多元的史料,精湛細微、一絲不苟的考訂,旁搜遠紹、謙謹包容的學術品格,終能集五代藝文志研究之大成。(錢建狀 張經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