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輝）司馬遷的《史記》與中國的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對中國人來說，可以說是無人不曉。對兩部作品記載的中國悠久歷史與先進文化，每一箇中國人都是引以為傲，欽佩有加。但就是這樣一部承載中國歷史文化的鉅著《史記》，其作者司馬遷，在對父親的病亡之地，記載的卻相當模糊，讓後人如墜雲霧，不知所蹤，留下了一個千古之謎。
《史記·七十列傳·太史公自序》記載：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餘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餘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餘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司馬遷的父親，因為留滯在周南，不能夠跟隨漢朝皇帝前往泰山封禪，抑鬱成疾；而司馬遷被迫返回看望父親，在河洛之間見到了父親。在司馬遷的這段自序中，讓我們感到一個很奇怪的地方，完全違背一個嚴謹的歷史學家、太史公所應有的文筆。“見父於河洛之間”是在什麼地方？在黃河與洛河之間？河洛之間不是一個地名，而是一個區域，難道司馬遷的父親重病臥床在一個荒山野嶺，沒有地名？那司馬遷又是如何找到父親的呢？既然司馬遷可以找到父親，就是有地名的地方，司馬遷為什麼不直接寫出地名，而用了一個“河洛之間”呢？這個河洛之間是我們理解的黃河與洛河之間嗎？恐怕未必如此。
“太史公留滯周南”中的“周南”是什麼地方？到現在為止，還是中國歷史的一個未解之謎。“周南”與“河洛之間”的兩個讓中國人不知所蹤的地方，困擾著中國人，也讓司馬遷對父親的病亡之地，記述的模糊狀態，無以復加。這個問題與司馬遷對“三皇五帝”的記述模糊不同，這是司馬遷親自前往的地方，還是受父親重託的地方。為什麼司馬遷對此地記述的如此模糊，不僅是對亡父的不敬，更為中國人留下了一個謎團。是什麼原因，讓司馬遷在《史記》中留下如此的敗筆，真正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周南”歷朝歷代被解釋為周朝周公統治的洛陽地區以南；“河洛之間”也被歷朝歷代解釋為黃河與洛河之間的地區，於是，司馬遷的父親也被解讀為病亡於洛陽。但矛盾也就出來了，“河洛之間”的洛陽，是周公建立的周朝成周洛邑中心區域，並不是傳統理解的“周南”地區，周南與“河洛之間”的洛陽無論如何統一不到一個地方。就如說司馬遷父親留滯在洛陽南方，司馬遷在洛陽城中見到了父親，一樣不可思議。
要解釋清楚“周南”與“河洛之間”的問題，我們比較拋開傳統誤解，重新考量司馬遷記述的“周南”與“河洛之間”的真正意義與代表的真實地方。
說到周南，我們必然想起《詩經》中的開篇“國風周南”。周南可以說在中國歷史上與文獻中是一個唯一詞組，司馬遷說的“周南”與《詩經》中的“周南”是同一個地方。
《呂氏春秋》之《季夏紀第六》中記載：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也就是說“周南”“召南”的來歷，是因為西周的周公與召公，曾經來到大禹治水的淮河塗山地區，採風定周禮周樂，而形成的將塗山地區稱為“周南”“召南”的塗山稱謂。即是對塗山地區音樂風格的稱謂，也是對音樂產生地區塗山周邊的稱謂，也是《詩經》中“周南”“召南”的來源。
《史記·七十列傳·太史公自序》記載“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由此可見，召公為了平叛，來到塗山地區平定淮夷，並對大禹時期形成的“南音”進行收集整理，是毫無疑問的事實；“周南”與“召南”也是對塗山地區的特指。
司馬遷的父親為了考察“周南”、“召南”代表的周朝禮樂，對大禹會諸侯的地方塗山地區進行實地考察，而無法前往千里之遙的泰山參加封禪典禮，也就合情合理。因為無法參加這一重要的漢朝大典，心情鬱悶成疾，自感不久於人世，將司馬遷招來進行臨終囑託，也是順理成章。因此，司馬遷記述的“太史公留滯周南”的周南，應為塗山地區。
那麼司馬遷記述的“見父於河洛之間”是怎麼回事呢？
《資治通鑑·晉紀·晉紀二十七》在對公元383年塗山地區發生的東晉淝水之戰中記述：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秦衛將軍樑成等帥眾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人趣洛澗，未至十里，樑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由此可見，在塗山地區的淮河有一條支流，名稱就為洛水，有一個地名就叫洛澗。在這裡曾經發生一場決定漢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戰，一場以少勝多著名的肥水之戰。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成語也來源於此。因此，我們有充分理由判斷，司馬遷記述的“見父於河洛之間”，當為“見父於（淮）河洛澗”。
只有如此，司馬遷在《史記》中對父親的記述“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才是順理成章，符合司馬遷一個嚴謹的太史公對父親病故的地點的記述。
至於現在《史記》中為什麼記述為“見父於河洛之間”，筆者不便論述。但洛陽古稱雒邑，洛河古稱雒水，卻是有史料記載，不容辯駁的事實。
如果古書上記載的洛水為安徽境內、塗山地區、淮河流域的一條支流，那我國的遠古歷史，恐怕要重新書寫了，尤其是唐堯、虞舜、夏禹的歷史。要知道在塗山地區，淮河南岸，洛水旁邊，還有一個為我們忽視的舜耕山，其距離“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的塗山，只有不到四十公里。這是否為虞舜的王朝，只能留待以後去求證真偽。
“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這是《淮南子·卷一·原道訓》開篇中的一句話，不知是否隱含某種暗示與預言，為我們破解遠古歷史、遠古文明，提供一些幫助。（作者：趙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