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中國歷史學界人才輩出，開創先河者不計其數。梁啟超、胡適、陳寅恪、錢穆、呂思勉……他們的著作至今仍澤披後人，觀點也成為史學發展的里程碑，讓現代學者對他們的學問歎為觀止，時時回望。

然而，還有一位學者，至今卻極少被人提起，但他對中國歷史研究所開創的功業，奠定的基礎，可以說不在上述學者之下。他就是嚴耕望，一位出生在安慶的史學巨擘。

1996年10月，嚴耕望因腦溢血病逝於臺北。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系教授的許倬雲贈輓聯雲：研究是其生命良史也；學問化為人品君子哉。嚴耕望一生念茲在茲的，是傾注了37年心血的未竟著作《唐代交通考》。這部書終成千古絕唱，後來人或許再無此能力和心力，寫出這般偉大的著作了……

嚴耕望的生平

清代以來，安徽可謂是名人迭出，尤其大家學者，更是不知凡幾。清代的桐城派曾深刻影響了清代文學和學術的發展。1916年，嚴耕望就是出生於安慶與桐城之間的竹園村。

嚴耕望幼年時期，並未顯露史學的天賦。他極愛地理數學，喜愛地理實緣於其長兄嚴德名從安慶購買的商務版中國地圖一冊。嚴耕望看到地圖，欣喜若狂，似乎激發了潛在的天性，每日捧讀，不久就對全國的山川河流了然於胸，由此奠定了他的地理學興趣。

至於數學，嚴耕望覺得，做數學題，大腦要轉好幾個彎才能做出，著實有趣並具挑戰性。嚴耕望對數學的喜愛，也奠定了他日後考證地理、政治制度沿革的縝密邏輯。

至於他對歷史的喜愛，實出偶然。在他14歲的時候，他偶然聽到同學之間聊天，譏其“一封信都寫不好，數學再好有什麼用”，幼年的嚴耕望備受打擊，由此開始閱讀歷史典籍，以求提高閱讀和寫作能力。自此“一入侯門深似海”，奠定了其一生之志業。

嚴耕望上大學之前就已寓目大量史學名著，其記憶力也被同學戲稱為“鐵腦”，21歲時順利考上武漢大學。此時正值1937年日寇入侵，武漢大學遷往四川嘉定。雖然條件艱苦，但嚴耕望安心讀書，從不參加學校的任何活動和社交，其安貧樂道的精神貫穿嚴耕望之始終。

嚴耕望在這裡遇到了他受教終身的名師——錢穆。當時，錢穆在武大開“政治史導論”，因研究歷史的境界高渺，思想深邃，深受在校學生喜愛。其一開講，就直入史學研究之堂奧：歷史學有兩隻腳，一隻是歷史地理，一隻是制度。這一句話在嚴耕望心中烙上了深刻的印記，其研究的絕大部分都在乃師劃定的研究範圍之中。

大學畢業後，嚴耕望以其優秀的文章《秦漢郎吏制度考》等文章深得傅斯年的賞識，進入史語所任助理研究員。嚴耕望在史語所完成了大量享譽後世的文章，如《北魏尚書制度考》《魏晉南北朝地方政府屬佐考》等。他的文章許多發表在《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與陳寅恪、胡適等人文章並列，可見其功夫之深。

1949年，國共鼎革，嚴耕望隨史語所遷臺。嚴耕望雖時刻繫念家鄉，但無緣再踏大陸一步，只得把這份思念懷揣進了歷史地理的研究裡。在臺期間，嚴耕望不為外界俗物影響，潛心研究學問，其學術文章如火山噴發之情勢，層出不窮，卓見屢屢受到傅斯年、李濟等人的關注。

因紮實的考證，在1956年獲得胡適的青睞，多次與嚴耕望往還信件，就唐代禪宗問題，相互切磋砥礪。二人拋卻了身份與地位的懸殊，成了學術意義上的道友。

1964年，錢穆力邀嚴耕望赴港任教，幫助錢穆提高香港中文大學的學術水平（錢穆50年代赴港興辦新亞書院，後與其他兩家合併，錢穆取名為“香港中文大學”）。嚴耕望開始極力婉拒，覺得教課、指導學生會耽誤時間進行學術研究。但自感有負恩師20餘年教誨，只得前往，足見其知恩感德的真性情。

如果說，史語所帶給嚴耕望的是學術的成就，那麼，來到港大，嚴耕望則完成了衣缽傳承的過程。嚴耕望在港大，指導了許多學生的畢業論文，桃李滿天下。他每天都要到辦公室做研究，學生們可以直接推門請教，釀成一段佳話。

港大不同於臺灣史語所，人士紛爭尤多。但嚴耕望對此毫不介意，自言自己是一座不設防的城市，不會有人來攻。

1970年，嚴耕望被選為“中研院”院士。一般人對於此一頭銜，極為重視，但嚴耕望卻視之淡然，仍舊兢兢業業研究學術，實因嚴耕望有一信念在，要為他的交通史研究準備充足的材料。

雖然嚴耕望的學術研專之又專，如成名著作《唐僕尚丞郎表》《秦漢地方政治制度》等，非一般學人所能卒讀。故而，他有意總結自己一生研究之方法，撰寫《治史經驗談》，惠及後輩學人，該書從最基本的論文選題、體式、材料和註釋等多個角度，論述歷史論文的寫法。

此書深受青年人的青睞，該書後來又與《治史答問》《錢穆賓四與我》等合為《治史三書》。嚴耕望自此，開始曝得世俗名聲。

嚴耕望自忖自己有決心活到九十歲以上，因此對自己身體時時注意，他希望有足夠的時間完成唐代交通的著作。嚴耕望晚年的生活近乎機械：每日早上散步，吃飯也有定量，早睡早起，從不熬夜研究。但人有旦夕禍福，事有風雲變遷。

1995年，臺北史語所為“傅斯年百年紀念專號”徵稿，嚴耕望認為自己一生視野，皆賴傅斯年的賞識，不顧自己血壓高、中耳不平衡等疾病，以近80歲的高齡，連夜趕寫紀念論文，此中情況維持了兩月有餘，嚴重損壞了身體，翌年病逝。

嚴耕望生前雖然出版了《唐代交通圖考》部分內容，但其未完成之寫作計劃尤多，不能不是20世紀史學研究的重大遺憾。

澹泊自甘，寂寞自守

嚴耕望的同鄉師弟，現已成為史學名家的余英時總結嚴耕望的一生：將全副生命獻給學問的人，真正達到了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的境界。這是一種宗教性的奉獻，即以學問的追求為人生的最後目的，而不是實現其他目標的手段。他們的老師錢穆更是評價嚴耕望：澹泊自甘，寂寞自守，庶不使人有秦無人之嘆。

嚴耕望自己有一個座右銘：工作隨時努力，生活隨遇而安。嚴耕望一生都是貫穿這一信念，他在史語所堅持“三不原則”——不兼課、不參加任何活動（包括學術會議、演講）、不寫普及性文章賺取稿費。

這裡面有幾件事可以略微說明嚴耕望的這一信念。據余英時的回憶，1957-1959年，嚴耕望作為哈佛燕京社的訪問學人，赴美進行學術研究。

1979年他正在耶魯，此時正值大陸社會科學院代表團前來訪問，團員中包括錢鍾書、費孝通等人，對於久已離開大陸的人，這實為一大盛會。余英時邀請寄住在他家的嚴耕望一同與會，但被婉言謝絕，因為他堅守自己“避開任何不必要的活動”原則。

嚴耕望晚年，曾有很多學校或者機構邀請嚴耕望前去講學。但嚴耕望嚴辭拒絕，堅稱自己“講不好”。要知道，嚴耕望這種身份的歷史學者，其出場費一定不菲，但嚴耕望始終不為所動。在嚴耕望看來，錢不必多，夠吃夠用即可，所以他在錢財上從來不計較，只求自己的研究，自己的經驗有助於下一代。

嚴耕望在史語所工作的時候，有時候身兼兩職，但從來只拿一份工資。

嚴耕望曾主動聯繫已畢業的學生王壽南，可不可以將自己的著作放入臺灣商務印書館的《岫廬文庫》。作為主編的王壽南自然求之不得，但後來王壽南覺得不妥，嚴耕望是“中研院”院士，學術地位崇高，把他的心血之作放入大眾讀物，自然有辱老師。但嚴耕望卻搖頭，認為《岫廬文庫》的書價便宜，將此書放入其中，可以讓更多的學生看到。至於版稅，嚴耕望似乎並不介意。

嚴耕望的史學貢獻

嚴耕望的交通學考證雖然是不世之功，但也曾有人否認其畢生研究的價值。據《嚴耕望先生編年事輯》記載，有人認為交通誠然是一重要問題，但像嚴耕望這樣做，未免花費功夫太大，仍是不值得。甚至有一位很有才氣的朋友坦率的對耕望說：“我很看得起你，是因為多次與你談話，覺得很有見識；至於你的文章，老實說，沒有價值！”這是針對嚴耕望唐代交通的文章而言。

這不禁讓我想起了當初在大陸，有人質疑陳寅恪考證楊貴妃是否處子入宮這種小問題一樣。其實，陳寅恪考證此一問題，其背後的關懷是研究唐代政治家對待文化的問題。嚴耕望考證唐代及以前交通地理，其實是為了證明古代的政治機構的運轉及其軍事、交通建立的問題。

西方著名歷史地理學者蘇爾曾寫道：“我們不僅要指導今天的某一區域，還必須在認識某一區域時，儘可能在今天的區域中揭示以往的痕跡……必須以過去的居住者的眼光來看待這一土地……”西方學者往往認清了歷史地理學的重要意義，但直到現在，歷史地理在國內史學界仍很少有人注意。

比如，嚴耕望曾寫就《唐代北庭都護府通西州伊州諸道考》。這篇文章雖然討論唐朝西北的地理建制，但其背後是目的研究唐代對西域的控制究竟有多大地盤，並與少數民族是一種什麼樣的交往狀態。

嚴耕望曾在港大開設“中國歷史地理課”，起自史前，下到唐宋，對疆域、氣候、物產、交通、城市多所論述，嚴耕望曾言，他通過研究唐代交通路線研究成果時，曾一度謂“唐代國界為餘所考出”。可見，嚴耕望的交通考證意識，並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興趣所在，其實有著大的歷史研究意識。

至於他的政治制度研究，余英時曾做過深刻的總結：“他治制度史，重點也在長期性的結構，而不在變幻的人事。這自然是受到社會科學的暗示而然，不過未加理論化。”

如他曾在《論唐代尚書省之職權餘地位》一文徹底理清了《通典·職官》中模糊錯誤之處，揭示了唐代尚書省與寺監百司之間的關係變化，尚書省內部僕、尚、丞郎之間的權利演變消長，從而可以更加清晰地鳥瞰整個唐朝中央行政制度的運動發展。

現在有學者曾慨嘆，嚴耕望的學術研究只侷限在宋代以前，不免可惜。現代學人研究歷史，很少再有前輩史學大家對於材料意識的把握。嚴耕望曾在一篇訪問記中談到，五代以前的材料較少，要考證的地方多；宋以後的材料多，需要考證的地方較少，由於資料太多，不易理出頭緒，而且沒有組織、解釋，可能只是一堆散漫的史料而已。因此，他覺得較為困難，不宜繼續研究。

嚴耕望對於歷史研究的謹慎，對於各個朝代研究的深切體會，或許是他給我們留下的間接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