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判斷一個人是否老練和有教養的重要標準
中國人得意時信儒教，失意時信道教、佛教，而在教義與已相背時，中國人會說，“人定勝天”。中國人的信仰危機在於，經常改變信仰。
如果說中國人的耐心是舉世無雙的話，那他們則更是出了名地冷漠。我認為這同樣是社會環境的產物。這裡有個再明顯不過的例子作為對照。英國名著《湯姆求學記》中有這樣一個場景，湯姆·布朗臨行前，母親囑咐他“要抬頭挺胸，直截了當地回答別人的問題”，然而中國母親對兒子的臨別囑咐卻往往是“少管閒事”。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身處一個法律不保障個人權益的社會，不關心公共事務總是比較保險，對中國人來說這是冷漠吸引人的一面，西方人則難以認同。
但我覺得這種差異並非與生俱來，而是與中華文化相適應的產物，是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下產生並遺留下來的，而後人則接受著這種舊觀念的薰陶。
中國人固守的冷漠態度就像是英國人隨身攜帶的雨傘一樣，因為風雲多變的政治氣候總是暗藏危機，這對於那些管得太多的人來說終歸是一種潛在的威脅，換言之，中國青年和外國青年一樣都熱心公益，中國和其他國家一樣，也有熱血志士，他們也熱衷於“參與公共事務”。但等這些年輕人到了25-30歲之間的某個時候，大家全都變聰明瞭（中國人叫做“學乖了”），變冷漠了，而冷漠是判斷一個人是否老練和有教養的重要標準。
有的人自然而然就學會了冷漠，有的人則是在手指被灼傷一兩次後才習的的。所有的老人都行事謹慎，因為所有曾經行為不羈的老傢伙都已經受益於冷漠，他們要在這個個人權益不受保障的社會裡生存下去，在這樣的社會裡，把手指頭燙傷一次已經是足夠倒黴了。
因此，在個人權益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冷漠也就獲得了自己的“生存價值”。一個人太熱衷於公共事務（或者中國人所謂的“閒事”）是非常危險的。邵飄萍和林白水這兩位中國最勇敢的記者在1926年被東北軍閥（張作霖）槍斃，甚至都沒經過任何審判，其他記者自然會從中學會冷漠，開始“變聰明。”
在中國，所謂的最成功的記者，是那些對生活，特別是對當下最迫切的社會問題沒有任何自己看法的記者。他們又能做些什麼呢？人們只有在個人權益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才會熱心公益，這時，大家只需注意誹謗法（國外把保護名譽的法律通稱為“誹謗法”）。但當公民權益都得不到保護時，人們自我保護的本能便會告訴自己，莫談國事才是對自己人身自由的最好保護。
換言之，冷漠並非一種高尚的美德，而只是一種社會態度，人們因為得不到法律保護而把它當作必需。冷漠是一種自我保護的表現，如同烏龜進化出龜殼。中國人的漠視眼神舉世聞名，但這只是出於自我保護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這要歸咎於中國的文化和中國人的自我約束。
中國的強盜和土匪就是這一論斷的事實依據，強盜和土匪無需仰仗法律的庇護，因而沒有進化出冷漠的外殼，他們是中國社會中最具俠義心腸和公益精神的一個群體。這種有中國特色的騎士精神，以“豪俠”為名義，與白話小說《水滸》有著必然的聯繫。讀者通過閱讀小說，感受著這些好漢的生活與冒險，通過小說間接得到快感。因此，強者是這些富有公益精神的人，因為他們敢承擔管閒事的後果，而弱者自然是剩下的大多數，他們出於自我保護的需要，不攙和時事。
回顧中國歷史，我們也能驚奇地找到佐證。中國的魏晉時期，文人因不關心國家事務而受推崇，結果使國力漸衰，導致中國北部被北方蠻族征服。魏晉時期的文人熱衷於飲酒和聚眾“清談”，沉迷於道教的神話，夢想找到吃了能長生不老的仙丹。這一時期是自周朝和漢朝以來，中華民族在政治上的最低點，也代表了一個時代衰退的終結，此後中華民族在歷史上第一次被蠻族統治。中國人這種對國事不聞不問的冷漠態度算正常嗎？如果不正常，那是什麼原因造成了現在這種局面？歷史給了我們答案。
直到東漢末年，中國的文人才開始摒棄這種冷漠的態度。事實上，在這個階段的政治批評達到了高潮。一些主要的文人和“太學生”都積極參與有關時政問題的討論，參與討論的人有三萬多，他們對朝廷政策和任人唯親的選材手段進行大膽批評，這是要冒著惹惱宦官和皇帝的風險的。然而，由於沒有相關法律的保護，這場清議運動在宦官的強勢鎮壓下結束了。有些文人連同他們的整個家族被殺害，有的被流放或鋃鐺入獄。這一事件發生在公元166-199年，被叫作“黨錮”。黨錮之禍的影響程度之深，範圍之大，以至於整個清議運動從此以後戛然而止, 之後黨錮之禍的消極影響一直持續了一百多年。黨錮之禍隨之而來的是文人們對國家事務的漠不關心，這些人開始沉迷於美酒、女色、詩詞和道教。有些文人隱居山林，自己動手修建沒有門的泥磚房，從窗口拿別人送來的食物，就這樣一直到最後老死。還有些文人化裝成樵夫，並懇求親戚們不要登門拜訪，以免自己被人認出來。
隨後又出現了七個詩人，或曰“竹林七賢”。其中一個偉大的詩人叫劉伶，他嗜酒如命，常常好幾個月都是一副醉醺醺的狀態。劉伶乘鹿車時，手裡常抱著一壺酒，拿著一把鍬，隨身跟著一個掘墓人，上路之前就對他說：“我什麼時候要是死了就隨便找個地方把我埋了”。但大家都尊敬他，都說他“聰明”。其他文人有的隱居田園，有的聲色犬馬，有的放浪形骸。
另一個叫阮咸的大詩人與家裡的女僕關係曖昧。有一回他在外聽人說自己的妻子把女僕打發走了，他立馬就從朋友那兒借了匹馬，快馬加鞭趕上了女僕，當眾將她抱上馬背。這些人因他們的聰明而受人尊敬。人們對這些人的景仰，猶如小龜羨慕老龜的厚龜殼一樣。
我們似乎已經找到了中國人態度冷漠的病灶，同時也瞭解了產生這種冷漠的根源，眾所周知，這種冷漠使中國人不能有效地組織起來。而解決問題的辦法似乎也很簡單，即制定法律，保護民權。但好像沒有人有足夠的遠見能看到這麼做的長遠影響。沒人要求這樣。也沒人真的想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