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維舟/文
晚明來華的歐洲傳教士，常常驚歎於中國一種特殊的制度——“文治”。在當時的世界各地，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完全依靠文官體系來治理國家，軍事貴族、諸侯、武將則要麼不存在，要麼服從通過科舉制度選拔的文人士紳的指令。這就極大地消弭了內部戰亂的可能性，減少了戰爭頻率，使這個中央王國成為和平之邦。儘管它後來屈從於外力，但正如魏斐德在《洪業》中指出的，征服者也不得不被這一傳統征服：“在清王朝的統治奠基過程中，有一個看來似乎自相矛盾的現象，這就是來自東北的滿蒙漢軍的旗人將領幫助在中國重建文官的權力。”
從現代的眼光來看，這一套制度設計是相當早熟的，因為任何一個國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或多或少地，最終都會走上相似的道路：軍事權力必須服從文官政府。不過，在中國司空見慣的文官考試、統一稅制、定期人口普查等行政實踐，在18世紀之前的西方極為罕見：歐洲第一次文官考試的筆試出現在1693年的柏林，漢學家顧立雅認為“這一靈感來自中國”，法國始於1791年，英國則遲至1855年以後——諷刺的是，它之所以落後一拍，恰是因為當時英國人覺得這套制度來自中國這個他們瞧不起的國家。不僅如此，中國在“以文制武”方面很早就達到相當徹底的地步，宋代武將就只負責作戰，指揮調度軍隊之權屬於樞密院；但美國的國防部長則歷來只是行政系統的一名文官，既無軍權也與指揮軍隊調動事宜無關，與軍界有著非常明確的界限。
正如方震華在《權力結構與文化認同：唐宋之際的文武關係（875-1063）》一書中所言，“文武關係是中華文化有異於世界其他文明的重要特徵之一”，至少對帝制晚期中國長達一千年的社會生活產生了深遠影響。它既帶來長期的社會安定，使科舉制深入人心，又過分壓制了尚武傳統，中國在此期間不止一次被外族的武力所擊敗，不能不部分歸咎於此。然而任何一套制度能行之久遠，都必然有其深厚的內在邏輯，不理解這一點，我們也就難以理解中國社會。
對危機的反應
文人權力與地位在北宋初年獲得的迅速提升，總的來說，是當時中國社會對中晚唐以來國家整體危機的結構性反應。自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到1063年宋仁宗統治末期文官在行政與軍事各領域都壓過武人同僚，在這三百年裡統治精英所面對的無疑是同一個問題，那就是如何重建秩序，恢復天下一統，最終“致太平”。在追溯這樣長時段的演變時，打破朝代區隔是必要的，因為正如王賡武曾指出的，中國歷史上的很多重大課題，往往都被傳統上以王朝為單位的研究方式所遮蔽了。“唐宋之際的文武關係”是這種精英力量調整最明顯的表徵，由此入手可以窺見政治構造內部的變化，才能讓我們理解文官之治作為一項政治安排，一旦成形之後，何以竟能如此長壽。
方震華全面梳理了這數百年裡文武關係的變遷：唐初推崇“文武合一”、“出將入相”，但從武則天、唐玄宗時代起，隨著不同職業需求的專業化，文武分途開始了，安史之亂後文人和武人已形成兩個相互敵視的群體；875年黃巢起義摧毀了唐王朝的權威，武人權勢大大擴張，連天子也不過是“兵強馬壯者為之”。即便如此，中原的文治傳統並未就此毀滅，因為武人同樣需要文人來執行行政事務，更重要的是無法找到儒家傳統之外的其它意識形態來將自己的權力合法化。最終，這些軍人家庭反倒經歷了急遽的文儒化過程。到951年後周建立之後，隨著君主對文治的推崇和中央權力的重振，文臣的力量隨之擴張，並延續到北宋初年。最終，隨著澶淵之盟後宋遼戰爭狀態的結束，標誌著中唐以來的全面危機基本解決，施政重心由此從應對外部軍事威脅轉向內政安定，“一個完全由文人支配的政權”浮現了。
首先應當明瞭的一點是：方震華將“文”與“武”兩分，視作兩種不同的職業範疇，這本身就是後起的觀念，但中國社會歷來缺乏專業階層，甚至有一種反專業化的傾向（列文森語），即便是廣受推崇的文人，“文”也並不意味著特殊的職業，而是一種人人都應具備的普遍教養。實際上，就算唐初那種“文武合一”的事例，恐怕也不像表面上看上去的那樣，是兩種專業技能的均衡發展，倒不如說是軍事貴族兼具人文修養，但畢竟前者才是其安身立命之本。這在早先的春秋時期更為明顯：那時的“士”指的是“武士”而非“文士”，士人所謂“文武並重”其實也是以武為本。軍事貴族的地位並不來自文化，而來自血統與軍功，這與科舉制的原則背道而馳。
在中晚唐的政局裡，真正重要的並非“文武之分”，而是以“封建”還是“郡縣”作為政治秩序的原理。初唐隨著軍事貴族逐漸削弱、府兵制崩壞，代之而起的是科舉官僚和職業化軍人，新的軍人多來自邊緣群體（邊境番人、無業遊民、罪犯），原本就缺乏文化素養與忠誠，而職業化又導致長期被賦予軍事指揮權的將領更容易與部下發展出緊密的庇護-追隨關係，這無形中造成新興的半獨立的私人權力基礎。他們對朝廷號令陽奉陰違，甚或抗旨不遵，頻繁的武裝叛變帶來不停息的戰亂。這很自然地使當時人將各種問題歸咎於武人，而約束武將的提議，大體也與對封建制的反對一致。
這樣，只要中國走向再統一，文臣的勢力必然隨著中央權威的重振而上升。雖然晚唐的士人常常不知羞恥地變節，但從統治的角度來看，他們的怯懦與依附性卻恰好是優點，因為這正是因為他們不像武人那樣具備挑戰朝廷的獨立性。在這場文武精英的長期博弈中，雖然臺上只有兩支力量，但決定他們命運的卻是幕後的第三支力量：君權。當文臣贏得壓倒性優勢時，其實真正獲勝的是皇帝——他依靠威脅性小得多的文人精英，消除了武人的潛在獨立性，最終鞏固了自己的權力，重建了一元化的秩序。
大一統帝國的代價
中國在唐宋之際的變化有多特殊，比照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就可看出：這些大帝國在告別初期質樸剛武的軍事化社會後，也逐漸依賴職業化軍人，最終蠻族軍人甚至架空、支配了帝國。史學家伊本-哈勒敦甚至認為，歷史循環就是統治團體日漸沉溺於享樂奢侈、君主遲早發現必須依賴傭兵，國家由此成為新興遊牧群體的獵物，文化則可能了無生氣。
總體來說，歐洲各國在具體作法上，並不像中國這樣是以文官徹底壓倒武人，而是逐步削弱軍事貴族的獨立自主權，使他們依附於王權。這意味著，貴族本身依然保留，只是現在他們要轉而為國王/國家效勞，並根據功績來獲得國家授予的榮譽。這在普魯士最為明顯，絕大部分軍官團成員事實上都是貴族；在俄國，彼得大帝並未廢除舊貴族，但創設了一套新的等級制度，向領主們灌輸一種新的渴望：除了出身外，還必須依靠功績有別於普通人，最終通過為國效勞獲得有序的升遷。在這個過程中，原有的軍事貴族不是被取代或徹底壓倒了，而是被納入了新的制度體系內。
更重要的是，中國在春秋戰國時代早就經歷過一次更嚴重而持久的內亂，通過這一“種痘”已經獲得了免疫力：儒家思想認為，面臨這樣社會失範的危機，除了致力於重建社會秩序之外，別無他途，而這一秩序不可避免地要以等級與權威為基礎，所謂“定於一”。尤銳在《展望永恆帝國》中已清晰地描述了這一政治思想的路徑：通過削弱世襲貴族的特權、選賢任能限制世官、從更廣泛的社會階層中選拔官員，國家的政治穩定得以極大地增強，因為與封建貴族不同，“士不具有獨立的權力資源，也沒有系統挑戰國君統治的能力”。由於“大一統”被視為終結亂局的唯一解決之道，隨著局面的逐漸穩定，戰爭規模和次數極大地減少了，這又降低了通過軍功晉升的機會，平民由武力躋身精英的通道逐漸變窄，知識階層最終選擇了主動地依附於國家。
回顧這一幕，唐宋之際的文武關係變遷有著驚人的相似性。若說有什麼不同，那就是唐宋時的貴族、世家遭到進一步打擊，而從平民中選拔人才的做法發展為更成熟、嚴密的科舉制。更重要的是，自晚唐創設神策軍、樞密院以來，樞府代皇帝掌兵權，是皇權的延伸；到北宋，軍權遂完全收歸中央，以“國兵”取代了“私兵”，自此京畿之外的國內任何地方都很難出現一支比侍衛親軍更強大的軍隊，完全實現了“居中馭外”。五代時殺害郭崇韜引發兵變、禁軍屢次為自身利益推舉新帝，這樣的事到北宋“杯酒釋兵權”之後就無法再現了——北宋文官對狄青的無情壓制、南宋以莫須有罪名處死岳飛都未引起哪怕一點騷亂，這與其說是文官勢力的增長，不如說是皇權已徹底馴服了軍隊。
實際上，在北宋確立文官之治後，軍事化較濃厚的時期要麼是亂世（如晚清民國），要麼是不安寧的邊疆——如清初廣西文官編制僅有436人，更多依靠藩王和土司。這或許意味著，中國歷史的演變表明人們找不到出路，能使保有相對獨立權力的地方自治與有限君主制相兼容。自行其是的藩鎮，其實也是限制君權的唯一壁壘，而文官與君權的天然同盟，則意味著中國人相比起君權，更害怕一群軍閥的暴政。其結果，中國社會的安定總是伴隨著從上往下、整齊劃一的權力秩序，在換取“穩定”的同時犧牲了“自由”，也窒息了地方上的活力與自主權。每到這套緊身衣已經不合體時，矛盾迸發，在亂世的人們反倒在思想上得到喘息的機會，然而不久再度以更強的收緊告終。所謂“一管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收”的怪圈，並不僅僅是在經濟領域，這意味著中國社會始終未能找到“有序”與“活力”並存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