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接手的明朝雖經濟繁榮、四夷賓服，但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腐敗。在交趾動亂的時候，腐敗問題就把明朝鬧得很尷尬。多年來，明朝派到交趾的官員，一個賽一個腐敗，終於鬧得民怨四起，動亂不停。
更令明宜宗感到抓狂的是，彼時明朝腐敗的“重災區”卻是朱元璋當年為反腐苦心設立的部門：都察院。都察院的御史們官職極小，權力極大，在中央可以彈劾重臣，在地方更可督查官吏，反起腐來簡捷高效。但日久天長，這制度就出了問題：御史們可以查百官，可是沒人來查御史。漸漸地，貪官們也摸清了門道，有罪不怕，把御史拉下水就行。於是相互腐蝕，一開始還是貪官收買御史，後來竟發展成御史向官員索賄，風氣越發惡劣。
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身為都察院的一號人物，劉觀的人生可謂奇葩：早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他就高中進士，朱元璋在位時，他曾是出名的廉潔人物，多次受到表彰。可到明宣宗時，劉觀的貪腐已全國聞名，且極講策略——收錢的時候自己不出面，全由兒子代理。他這兒子更不省心，除了替他收錢外，還包攬詞訟，熱衷打著老爹的名號跑關係，是京城出了名的“腐敗經紀人”。
都察院尚且如此，明朝的吏治狀況自然迅速惡化。當時，京城大小酒樓的生意都特別好，公款吃喝極其普及，大小官員招妓為樂，甚至競相攀比奢華，全國颳起了歪風邪氣。
為了懲治腐敗，明宣宗也做了很多努力，但都收效甚微，痛定思痛後，他決定抓個位高權重的腐敗典型，開刀的對象就是劉觀父子。
宣德三年（1429年）六月，明宣宗藉故貶劉觀去督查河道。這風聲一放出來，各路御史為了邀功，紛紛上奏彈劾，揭發劉觀的奏摺如雪片一般飛來。明宣宗順水推舟，立刻逮捕劉觀父子，然後一番審訊，數罪併罰，判了充軍遼東。
接替劉觀職務的是著名清官顧佐，他上任不到一年，就藉著劉觀的案子順藤摸瓜，一口氣撤了43個御史，又選拔增補了多名清廉才幹，一度爛透了的都察院就此生機煥發，再度擔起反腐重任。都察院靠譜了，緊接著官場大震盪，大批鐵面御史積極活動，大力整頓貪官，不出幾年，明王朝吏治一片清明。
但即使這樣，明宣宗還是不敢息慢，為避免都察院腐化的教訓重演，宣德十年，他又在制度上做了修正：都察院選拔御史要由都察院定名單，寫明其具體事蹟，然後交付吏部審核，一旦御史出問題，推薦人和審核人一道辦罪。這樣一來，吏部和都察院之間既要互相盯，出事更要連帶陪綁，御史的准入標準一下子嚴格起來。
而反腐的後果，除官場風氣好起來外，還助推了此時正緊鑼密鼓進行的經濟改革。
自明初以來，一直蒸蒸日上的國民經濟這時也遭遇到了瓶頸：一是通貨膨脹；二是欠稅問題，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區。而明宣宗解決這兩個問題，都倚重了永樂時期的第一經濟強人：夏元吉。
夏元吉的主要辦法就是全力恢復大明寶鈔的信譽：一是把食鹽價格和寶鈔掛鉤，用鹽作為紙幣準備金；二是多回收寶鈔，少發寶鈔；三是配合反腐，官員每受賄一兩銀子，則罰一萬貫寶鈔。三招齊下，物價果然穩定。
而比起通貨膨脹問題，欠稅問題更難辦。這事從根本上說，是由於當年朱元璋憤恨江南人民支持張士誠，設立了重稅制度。但這條“祖制”卻輕易碰不得，碰了是死罪，可不碰又解決不了問題，可謂進退兩難。
宣德五年，經夏元吉舉薦，周忱獲任江南巡撫，開始直面這一挑戰。周忱想盡辦法，不但毫無成效，當地大戶還趁機作梗，外加天公不作美，江南鬧水災，結果一番折騰，反而落下了個綽號：周白地。
不過，周忱很快就找到了解決問題的辦法：雖然祖制不能動，但具體細節可以靈活掌握。老百姓的賦稅，先前分為兩塊，一是應交田賦，二是運輸費，也就是“損耗”，田賦既然不能減，那就在損耗上做文章，有錢的多交，沒錢的少交。這樣一調整，效果果然大好，不出幾年，江南地區的欠稅全面交清。而後周忱再接再厲，又在正統年間首創了“金花銀”制度，也就是把應交的糧食摺合成銀兩徵收。
這幾項改革一推廣，江南的局面立刻不一樣了，不但老百姓負擔減輕，稅收增長，周忱更從稅糧中拿出多餘部分，設立了“濟農倉”。周忱在任上時，“濟農倉”遍佈江南大地，不但用於販濟救災，甚至商業貿易，創業貸款，都可從中告貸。而在當時，這些“濟農倉”更有一重大作用：幾次明王朝遭遇重大變故，以至於錢糧短缺時，基本都是從江南“濟農倉”調錢糧補充，特別是後來的土木堡慘敗後，正是江南的錢糧輸送，幫助明朝打贏那場衛國戰爭。
而在這諸多艱難的改革轉型中，大明王朝的綜合國力蒸蒸日上。國民經濟穩定增長，政府儲備增加，僅福建一個丁州府的存糧竟然足夠當地官軍支用百年，棉花等經濟作物的種植更從南方推廣向北方。更驕人的成就是手工業，比如紡織行業，明初的時候，紡織中心只有城裡才有，而到了宣德年間卻擴展到鄉鎮。陶瓷業也更發達，著名的“青花瓷”正是宣德年間出產，而且瓷器產業重鎮，除了傳統的景德鎮外，更向大江南北擴展。冶煉業的進步更驚人：宣德年間的最高鐵產量達到了八百多萬斤，是永樂年間最高數值的六倍。
伴隨著生產進步，明朝的工商業更加繁榮：大江南北各色繁榮的工商業城市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宣德年間僅新增的商業稅收就比永樂年間多出五倍。這一切成就了一個經濟高速發展，綜合國力蓬勃上漲的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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