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凡百三十篇（按：指《史記》）。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此書，……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摘自司馬遷《報任安書》
[毛澤東讀書的筆記和談話]
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麼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麼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麼只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鍊革命意志，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面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不信，你們不妨試試看。司馬遷說過：“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這幾句話當中，所謂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無其事，近人已有懷疑，我們可以不去理它，讓專門家去解決吧，但是司馬遷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則確有其事。司馬遷講的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當時上級領導者對他們作了錯誤處理的。我們過去也錯誤地處理過一些幹部，對這些人不論是全部處理錯了的，或者是部分處理錯了的，都應當按照具體情況，加以甄別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說，這種錯誤處理，讓他們下降，或者調動工作，對他們的革命意志總是一種鍛鍊，而且可以從人民群眾中吸取許多新知識。我在這裡申明，我不是提倡對幹部，對同志，對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紅皁白，作出錯誤處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孫臏的膝蓋骨那樣。我不是提倡這樣做，而是反對這樣做的。我是說，人類社會的各個歷史階段，總是有這樣處理錯誤的事實。在階級社會，這樣的事實多得很。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在所難免。不論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還是在錯誤路線領導的時期，都在所難免。不過有一個區別。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一經發現有錯誤處理的，就能甄別、平反，向他們賠禮道歉，使他們心情舒暢，重新抬起頭來。
——摘自毛澤東1962年1月30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見《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第816—817頁）
[精講]
《報任安書》是司馬遷寫給朋友任安的一封信。任安，字少卿，西漢滎陽人。經大將軍衛青推薦，做到益州刺史、北軍使者護軍等職。因接受戾太子劉據的命令，起兵討漢武帝信任的江充，失敗後被判死刑。任安在獄中時致信司馬遷，希望他盡“推賢進士”的責任，出面援救自己。司馬遷曾因為替敗降匈奴的李陵說話，遭受了殘酷的宮刑，對任安的要求十分為難，久未答覆。在任安就要被處決時，便寫了這封信。信中，司馬遷述說了自己蒙受的奇恥大辱，傾吐了鬱積內心的痛苦和憤懣，同時引用了許多命運坎坷而德才傑出的歷史人物在逆境中多有創說的事蹟以自勵，決心忍辱負重，完成自己的《史記》創作。該文見《漢書·司馬遷傳》，《昭明文選》也收入。
司馬遷在這封信中一連舉了七件事情。“文王拘而演《周易》”，說的是周文王姬昌（本是紂王時的西伯侯）曾被商紂王囚禁於羑里，他在羑里獄中將八卦重疊組合起來，變成六十四卦，這就是“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說的是孔子一生遊說無所立足，窮困中回到魯國，修刪魯國史書《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說的是屈原被楚懷王貶斥後，流放到漢北、江南，途中寫了傳世名作《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相傳魯國史官左丘明寫《國語》時，已經雙目失明。“孫子臏腳，《兵法》修列”，說的是孫子因受過臏刑（剜去膝蓋骨），在齊魏之戰中，與田忌用“圍魏救趙”之計，在馬陵道大敗魏軍，由此天下顯名，所著《孫臏兵法》傳世。“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說的是秦國丞相呂不韋的故事，他曾廣招門客，作有《呂氏春秋》一書，其中有“八覽”，故又稱《呂覽》。史載秦王政親政後，下令罷免呂不韋的丞相之職，並將其遷徙到蜀郡。“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說的是韓非到秦國後，遭陷害下獄，又被毒酒所害，身後留有《韓非子》一書，《說難》、《孤憤》是其中的兩篇。
毛澤東很早就讀過這篇文章。他1944年寫的那篇著名的《為人民服務》中說：“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作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這裡引的，便是《報任安書》中的話。
毛澤東在1962年1月30日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再次引用這篇文章，做了頗有新意的發揮。司馬遷舉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孫臏、呂不韋、韓非等遭受種種磨難，創造了不朽的傳世之作，是用來說明自己遭受了“宮刑”這奇恥大辱後，仍隱忍苟活的原因，便是為了寫《史記》。在毛澤東看來，司馬遷所說的這些人，“都是指當時上級領導者對他們作了錯誤處理的”。這樣，受到“錯誤處理”的人，就有一個怎樣對待隨之而來的磨難——如下降或調動工作——的問題。毛澤東認為，只要正確對待，不消極沉淪，這種逆境，恰恰可以鍛鍊意志，汲取許多新知識，所以有“很大的益處”，還說自己就有這方面的“經驗”，這大概是指他在中央蘇區時屢遭打擊的那段經歷。當然，正像毛澤東自己說的那樣，他並不是提倡“不分青紅皁白”對任何人“作出錯誤處理”，而是認為，受到錯誤處理的事是“在所難免”的。
毛澤東說這番話，除了表明他樂於在逆境中進取的個性特徵外，也有其具體的針對性。50年代後期，反右、大躍進、廬山會議等，確實是“錯誤處理”了不少人。1962年1月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曾稱之為“出氣會”，也是意在糾正中央的一些錯誤做法。
1958年10月15日，毛澤東在天津視察時的一次談話中說：司馬遷的《史記》、李時珍的《本草綱目》，都不是因為稿費、版稅才寫的，《紅樓夢》、《水滸傳》也不是因為稿費才寫，這些人是因為有一肚子火才寫的，還有《詩經》等。這段話，同《報任安書》裡列舉遭受磨難的人，因為“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才有所創造，思路是一致的。
到晚年，毛澤東再次談到自己的這個觀點。1975年，病中的毛澤東同護士孟錦雲談論司馬光主持編纂的《資治通鑑》時說，司馬光可說是有毅力，有決心噢。他在四十八歲到六十多歲的黃金時代，完成了這項大工程。當然，這段時間，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貶斥，這也是他能完成這部書編寫的原因呢。又說：中國有兩部大書，一曰《史記》，一曰《資治通鑑》，都是有才氣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編寫的。看來，人受點打擊，遇點困難，未嘗不是好事。當然，這是指那些有才氣，又有志向的人說的。沒有這兩條，打擊一來，不是消沉，便是胡來，甚至去自殺，那便是另當別論。司馬光晚年，還做了三個月的宰相，在這之後，過了一年左右的時間，便死了。死之後，他還接著倒黴，真是人事無常啊。
“悲憤出詩人。”歷史上的不少傳世佳作均為有才幹者處於逆境發憤而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艱辛之厄，也就沒有這些佳作。但是人們又不能因此而有意為人才“創造”這種條件，因為這又意味著當時政治的黑暗與不平。這在政治家眼中，看來真是難以兩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