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用人史話(中)

中國歷史 劉邦 張良 蕭何 學習時報 2017-05-09

雄主與良才的互動

——劉邦用人史話(中)

作者:陳家興 來源:學習時報

忠誠之人當朝
  自古人臣有“功高震主”之說,人君則有“後顧之憂”之心。劉邦與蕭何也不例外。即便兩人相互高度信任,也難免有一時的疑忌,但兩人自始至終能成就君相相宜的千古佳話,就在於雙方都能及時解疑去憂。
  當初,劉邦與項羽長期相持不下時,劉邦一連幾次派人回關中慰問蕭何。蕭何的心腹便提示說,這是漢王“有疑君心也”,於是建議蕭何把子孫兄弟凡是能拿起武器的全都送到前方。劉邦果然很高興。後來,代相陳豨造反,劉邦在平叛途中,又聞呂后用蕭何計殺了陰謀造反的韓信時,便派人到長安拜蕭何為相國,又增食邑五千戶,派五百人給蕭何做警衛。大家都來賀喜,唯獨其門客召平來警告說,皇上“有疑君心矣”,“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傢俬財佐軍,則上心悅”。結果“高帝乃大喜”。
  由此看來,蕭何也是一個會琢磨事不會琢磨人的老實人。其琢磨事,能把一應治理之事,收拾得無所不當。其琢磨人,卻稍遜風騷,因此需要賓客心腹的提醒。琢磨事之極致者,往往迂腐;琢磨人之極致者,則多為奸佞。天下二者不少,居於二者之中者更不知凡幾。綜觀歷史,大凡政治清明之世,琢磨事者多,琢磨人者少,而國運日隆。相反,則琢磨事者靠邊,琢磨人者入位,而國運日衰。
  蕭何與曹參當初做小吏時,是好朋友,後來為將為相,反而關係不好。等到蕭何病重時,孝惠帝探問:“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蕭何說:“知臣莫如主”,孝惠帝問曹參如何,蕭何說:“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由此觀之,蕭何不以私仇而棄公義,用人上亦可謂舉賢不避仇。蕭何,真可謂千古賢相、百世流芳。
  劉邦與曹參,可以說也是“過命的交情”。曹參跟隨劉邦一道出生入死,功勳卓著。劉邦之用曹參,遵循的仍是論功行賞、火線用人的策略,每一立功,必授官。《史記》記載曹參的故事,大體是曹參跟隨劉邦一路征戰、劉邦則一路封曹參官職與賜食邑的軌跡。“賜爵七大夫”“遷為五大夫”“封參為執帛”“遷為戚公”“遷為執珪”“封參為建成侯”“遷為將軍”“賜食邑於寧秦”等。曹參的故事相對簡略,但其功勳卓著、一路升遷的事蹟,足見劉邦用人之道甚明。
  周勃的故事同樣比較簡略,《史記》記載周勃的事蹟,一連用了18個“攻”字,“攻豐”“攻碭”“攻蒙、虞”“攻開封”……傳神地刻畫出周勃敢為先鋒征戰沙場的無畏精神,劉邦也是根據他的功績而不斷予以擢用。周勃屬於“鄙樸人也,才能不過凡庸”之人,但劉邦認為“可屬大事”。這說明劉邦用人的眼光的確超凡。事實上,劉邦起事後,周勃就一直跟在他身邊衝鋒陷陣、浴血奮戰,因此而立下赫赫戰功。
  對於曹參、周勃一類的人才而言,功名是激發其潛能與鬥志的動力。有功必被賞以相應的官位與名利,則往往敢死戰,敢攻堅。劉邦對於這類在一線衝鋒陷陣、攻城拔寨的將士,深諳激勵之道。
張良擇劉邦而棲
  如果說文臣之蕭何與武將之曹參、周勃,都是和劉邦從小玩到大、知根知底的人,那麼張良則沒有這樣的“先天基礎”,他跟隨劉邦純粹是為了心中的理想抱負,起初即所謂“子房本為韓仇出”。
  張良是劉邦的重要謀臣,《史記》載張良體弱多病,沒有領兵獨當一面,“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在楚漢爭鋒的戰爭時期,智謀乃是決勝千里的關鍵因素。可以說,張良和蕭何一樣,乃是劉邦的左膀右臂。
  張良原是韓國人,自韓被秦滅後,張良還在博浪沙襲擊過秦始皇以報韓仇。後來,機緣巧合,得了黃石公《太公兵法》,便習誦於心,完成了從一個勇士向謀士的人生角色轉變。及陳涉起兵,張良也集聚人馬反秦,本想投奔景駒的,半路上遇到了劉邦。此時劉邦還只是讓張良給他當管馬的官。
  這說明劉邦量才為用的用人觀,是結合實際靈活運用的。面對蕭何、曹參、周勃等知根知底的人,可以及時根據其才能與功績而任用。但在面對如張良、陳平、韓信等半路加盟的人才,則有一個根據實踐檢驗再擢用的過程。在某人沒有顯出大才之前,劉邦是不會把他放到高位的,但又不會輕易讓人才流失,頗有點為自己儲備人才的意思。要得高位,還得靠人才用真本事去獲取。
  估計那些自負高才的人,一般都忍受不了管馬這樣的職務,孫悟空就忍受不了“弼馬溫”這樣的官職。但張良能忍受,他就是在管馬的期間,給劉邦講《太公兵法》。沒想到劉邦聽了很高興,還“常用其策”。事實上張良還對別人講過,別人聽來都覺得不知所云。因此張良感慨“沛公殆天授”,因此就跟定劉邦,不去找景駒了。
  此後,每每在關鍵時候,張良都獻計,劉邦都用其計。在劉邦想用兩萬人強攻秦軍時,張良勸他派人去賄賂秦將,又趁其不備而發起突然進攻。劉邦就這樣進入咸陽。進了秦宮,劉邦沉迷於聲色犬馬而不想走,樊噲勸他住到外面去也不聽。張良一勸,便“還軍霸上”。可見此時張良在劉邦心中的位置已十分重要了。
  及至項羽設鴻門宴,又是張良用計使劉邦逃出生天。後來,劉邦被項羽打敗西逃下邑時,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命題:如果我豁出去,把函谷關以東的地盤都分給他們,誰可以幫我一道破楚立功?可以說,這正是劉邦事業的低谷期,也是轉折點。轉折就起於張良之計。張良分析一番情勢,推薦了三個重要人物:黥布、彭越,以及劉邦部下韓信,言“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如果真想把地盤拿出來,那就分給他們三個,“則楚可破也”。事後正如張良所料,司馬遷亦稱“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類似這種你死我活的爭雄年代,智謀之士的力量,一點也不遜於文臣與武將。他們往往能於險峻處化險為夷、在窮途時絕處逢生。
雄主的判斷力
  而在項羽把劉邦圍困於滎陽的危急時刻,劉邦即和酈食其商量如何削弱項羽的勢力。酈食其便建議劉邦把六國的後代再封立起來,劉邦的德義就會風行天下,因而就會成為霸主,項羽就會俯首稱臣了。劉邦還真就準備立即這麼幹。這顯然是不切實際的書生之論,也說明劉邦當時“有病亂投醫”,更表明劉邦所問非正確之人。
  幸好這時張良從外面回來,而酈食其還沒有出發,劉邦看見張良便說了此事。這可謂機緣巧合,也表明劉邦可能心裡不踏實,多聽別人意見總是好事。不意張良一聽就說,這樣做就要完了!於是張良一邊詳細分析一邊說了八個不行,“其不可八矣”,結論就是,把六國立起來,他們就會立刻屈服於項羽,“陛下焉得而臣之?”可謂鞭辟入裡,句句在理。這一故事表明,張良為漢代第一謀臣,當之無愧。
  關鍵時刻的謀略,可謂事關生死存亡。張良每每都能出正確的奇謀大智,而劉邦都能用,劉邦的知人不可謂不深,信任不可謂不重,其判斷力亦不可謂不明。尤其是那些不能立時見效卻關係長遠的謀略,最考驗雄主的判斷力。很多人覺得,雄主用謀臣的謀略實現了目標,那是謀臣的能耐,不能說明雄主的能力。但問題是,君主身邊往往不缺少各種意見、建議、謀略,而且從各自角度出發都很有道理,那麼如何判斷、取捨、聽取?歷史表明,非雄主往往難有正確的選擇。比如春秋戰國時期,楚懷王就不聽屈原、陳軫之言,而信了張儀之所謂謀略,終為張儀所欺而客死異鄉,即為明證。
  設若劉邦真用了酈食其之言,又如何能成其大業?所以雄主與謀臣,往往是一種共生關係,缺一不可,更往往能心有靈犀一點通,這也是為什麼張良跟定劉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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