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理文化（包括占候、占卜、堪輿、相術、測字等）是個世界性話題，在中國也源遠流長。命理活動一般被納入民間亞文化範疇，活動主體是下層社會，販夫走卒。讀書人一般自稱或被認為與命理活動無關，或者很少真的相信。受儒家學說薰陶的士大夫，會自覺祭祖、祭孔，但對民間的神、鬼、靈、物崇拜等多取否定態度。“間有一二賢者有所發明，亦祕莫如深，既恐洩天地之祕，復恐譏為旁門左道，始終不肯公開研究成立一有系統說明之書籍。” 不過，在事實層面上，士大夫對占卜、堪輿、相術、測字之類，多介於信與不信之間，絕對相信的不多，絕對排斥的也很少。
鴉片戰爭以後，西學東漸，特別是天文、地理、生物等近代各門科學，對傳統的命理文化形成很大沖擊，但命理活動仍有廣闊的世界。近代讀書人公開出版的文集中，對占卜、八卦、相術之類表示相信的不是很多，但是，在他們未刊的日記、書信中，留有他們從事這類活動的記錄或痕跡很多。無論是對於近代以前的傳統士大夫，還是近代以後接受過近代科學洗禮的新式讀書人，命理文化都是個灰色地帶，很多人介於信與不信之間，或者說，公開信的不多，私下信的不少。浩浩湯湯的科學主義潮流，並未能將命理文化衝蕩一空，這是為什麼？這是本文所要著力討論的問題。
一、 傳統讀書人的命理興趣
中國傳統讀書人，或多或少與命理文化有些關聯。古代的暫且不論，如果說夏商周就是個命理世界，一點都不過分。鴉片戰爭以後，傳統讀書人依然與命理文化關係很大。
曾國藩
茲以曾國藩（1811—1872）為例。他表面上聲稱不信風水、占卜等，但事實上，還是有不少相信命理、涉足命理活動的記錄，有時信，有時不信。總體上說，他篤信相面，半信堪輿，半信扶乩，相信占卜。相信相面，他用心研究過相人之術，有相當豐富的相面實踐。他曾在日記中寫道：“夜思相人之法，定十二字，六美六惡，美者曰長、黃、昂、緊、穩、稱；惡者曰村、昏、屯、動、忿、遁。”他總結自己的相人經驗：“因憶餘昔年求觀人之法，作一口訣曰：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脣；功名看氣概，富貴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風波看腳筋；若要看條理，全在語言中。”對此，學界已有很多研究，茲不具論。
堪輿方面，曾國藩不止一次地說過，他祖父有三不信，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受祖父影響，曾國藩起初不信風水。但是，有一件事讓他有所動搖。1846 年，他祖母去世。關於祖母陰宅選址，曾國藩與祖父意見不一致。後來，他按照孝不如順的理念，順從了祖父的意見，也勸說自己的兄弟順從祖父。事過半年，有三件事讓他心情舒暢：一是祖父的病痊癒了，二是困擾他自己多年的癬疾好了，三是他的官銜驟升至二品。曾國藩以為這與祖母陰宅風水好有關，選址正確。此後兩年，曾氏家族連添三男，曾國藩本人則升到侍郎。他將這一連串吉祥之事與其祖母葬於福地聯繫在一起，感到風水之說不可不信。
此後幾年，曾國藩對風水變得熱心起來，為自己不善此道而遺憾，曾囑咐弟弟留心學習風水，說是“風水之說，亦有不得不信者” 。他明確寫道：“陽宅陰基風水之說，確是有理。然有緣則可遇，強求則不得，亦定理也。” 最能反映他風水觀的，是關於武昌巡撫衙門風水問題。當得知曾國荃將出任湖北巡撫時，他至少連寫三封信，告誡武昌巡撫衙門“風水不利”，建議曾國荃在別處駐紮，以趨吉避凶。當曾國荃堅持要駐紮武昌時，曾國藩便向他推薦一位懂風水之人，讓他給巡撫衙門改變風水。
扶乩方面。1858 年5 月的一天，曾國藩正在家居，有人在他家請乩，一開始，就出了個“賦得偃武修文”的判詞 ，謎底為“敗”，取“貝”+“文”。曾國藩正驚訝“敗”字不知何所指，乩判回答說是“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當時湘軍剛取得九江戰役勝利，氣機正盛，曾國藩不解敗從何言，乩判又說“為天下，即為曾宅言之”。幾個月後，即有湘軍在安徽三河的慘敗，曾國藩之弟國華亦死於此役。事後，曾國藩憶起扶乩之事，恍然大悟：“由今觀之，三河之挫，六弟之變，正與‘不可喜也’四字相應，豈非數皆前定耶？”
由此可見，曾國藩對扶乩亦非全然不信。
占卜方面。曾國藩幕僚趙烈文（1832—1893）對占卜很有造詣，其日記中有許多佔卜記錄，所佔內容包括時局、健康等。他也占候，其預言屢次獲得證明。對於趙的占卜造詣，曾國藩相當器重。他們多次切磋占卜問題，趙也多次為曾占卜時局與健康。1867 年7 月21 日晚，他們討論時局。趙根據占卜結果，表示清朝覆滅恐怕不出五十年。曾認為不至於此，趙從歷史演變的規律予以論證。從趙烈文日記看，曾國藩是相信占卜的。趙烈文篤信占卜預言，所以，太平軍被鎮壓下去以後，他就到常熟去做了隱士。
曾國藩之前，兩廣總督葉名琛（1807—1859）熱衷扶乩。其父葉志詵（1779—1863）深好扶乩之術，葉名琛為父親在總督衙門建了一個長春仙館，裡面祭祀呂洞賓、李太白二仙。葉名琛一切軍事行動都取決於占卜。當部下告知英國軍隊攻佔廣州東郊一帶炮臺、攻佔廣州對岸炮臺， 他都不動聲色，依據大仙的乩語進行決策。結果，廣州被英軍攻破，他成了俘虜， 這才後悔至極，連稱“兩大仙誤我”。
與曾國藩同時代的郭嵩燾（1818—1891）、馮桂芬（1809—1874），對堪輿均有研究。曾國藩去世後，郭到湘鄉為曾選擇墓地，沒有看中，後選擇了長沙附近一處地方。曾國藩之子曾紀澤（1839—1890）表示他不信風水，但事涉父親陰宅大事，也不得不從俗，因此同意了郭的選擇。郭嵩燾的墓地，亦為自己生前擇定。
馮桂芬的堪輿術，在同時代士大夫中頗有名氣。他父母親的墓地，均由他選定。他還代其蘇州同鄉、吏部侍郎殷兆鏞（1806—1883）選定其夫人程氏的墓地。殷兆鏞夫人去世以後，請風水師來選墓地，馮桂芬也提出一種方案，兩人意見相左。殷家最終採納了馮的意見。由此可見，殷家對馮的堪輿水平的相信超過了風水師。馮桂芬還會佔卦。1861 年，太平軍策劃進攻上海，上海鄉紳風聲鶴唳。馮桂芬策劃請曾國藩派兵來救上海，併為上海城市命運卜了一卦，還將占卜的過程、結果記錄下來，結論是“此吉課也”。
稍晚於曾國藩的李文田（ 1834—1895），在命理方面也有記錄。他官至禮部侍郎，對占卜、相面等均有心得。他1859 年進京參加會試，在北京關帝廟抽籤，籤語為“名在孫山外”，自以為此次必然落第。等到發榜，發現自己中了進士，轉而認為籤語不靈。殿試結果，狀元為孫家鼐（1827—1909），榜眼為孫念祖，李氏得探花，列二孫之後。至此，他恍然大悟，結果與籤語密合。李文田還精通相法。梁啟超初入京，李見後，頓足對友人曰：“此擾亂天下耗子精也。” 其意，此人好動，亦好破壞。他曾為文廷式、沈曾植、汪康年、汪大燮、楊士驤等許多人相過面，據說屢試不爽。作為光緒帝珍妃、瑾妃的老師，文廷式曾聲勢喧赫，附勢者輒諛之以當大貴。李文田一相之後，輒曰：“大家皆亂說耳，芸閣官不過四品，且即當失勢。”文氏日後結局果如所言。
更晚一些的陳熾、李盛鐸等，對風水都很相信。陳熾（1855—1900）是晚清著名思想家，舉人出身，歷任刑部章京、軍機處章京等，曾與康有為等發起強學會，任會長。他1896 年曾致信其江西同鄉李盛鐸，詢問有關風水事宜。信中寫道：熾今歲南旋，營辦葬事，向有山地一段，在舍東一里之遙，系一友周某所擇，以形勢論，似非虛假。惟周君已作古人。熾於巒頭，略曾究心，於理氣懵無所識，山地關係利害，與平陽（原）大不相同。又祖遺山莊破舊，現須略加修改，一切皆須請高明指授，始可動工。興國地師雖多，能者亦少。聞府上前此所延某君，學問文章，均超我輩，即以堪輿論，亦楊曾之亞也。但不識此君今在何方？能否年裡延請，以開茅塞而決群疑。承吾弟執愛逾恆，可否乞費心代作一書商訂，如果惠然肯來，一切當以師禮事之，不敢作尋常款待也。
信中透露四點與風水有關的信息，其一，陳熾相信風水相當虔誠；其二，陳熾對風水略有研究，但不精通；其三，李盛鐸家族亦信風水。其四，興國一帶地師（風水師）很多。李盛鐸（1859—1934），江西德化（今九江市）人，號木齋，光緒十五年進士，授翰林修編。歷任出使日本大臣、內閣侍讀學士、順天府府丞、出使比利時大臣、山西巡撫等。
晚清時期傳統讀書人中，命理興趣最濃厚的，大概要算董文渙（ 1833—1877）。他是山西洪洞縣人，1856 年進士，授翰林院檢討，歷任順天鄉試、會試同考官、日講起居注、甘肅甘涼兵備道、甘肅秦築階道等職。他有一部分日記存世。從這些日記中可以看出，他是占卜活動的超級痴迷者。這些殘存的日記，時間從同治元年到光緒元年，首尾十四年（其中同治七年全缺），明確的關於占卜等活動的記錄有125 起，平均每年將近10 起，有的一起包含多項活動，既抽籤，又演周易。占卜的方式，有關帝廟、呂祖廟、財神廟抽籤，設壇扶乩，有周易演卦、八字推命、牙牌靈數、六壬神課、靈棋經、梅花數等。占卜的內容，包括自身健康、個人年運、個人官運、放差遠近、個人出行、婚姻當否、婚姻日期、生子順否、留鬢與否，還有妻、妾、子命運健康，子弟科考前景，國家前途，書院建築工程可否動工，有奇異夢境也卜。他幾乎每年正月初一都要占卜流年運勢。最特別是，有兩次四更鴞叫，一次廳中鏡子落地摔碎，他都要占卜是禍是福。
一次夜間床頭髮生巨響，他也起來占卜，卜的結果是老鼠所致。他極為細心，每次抽籤的籤語、占卜的過程，都詳細地記錄下來。日記中還不時地記有他與別人對占卜結果的討論分析，對以前占卜記錄的驗證，以及他對占卜一事的文化理解。董文渙日記，堪稱研究晚清命理文化的極好素材。
光緒年間，讀書人相信命理有一群體性事例：杭州文風科第，本來甲於一省，自嘉、道而後，漸不如紹興；至鹹、同之際，復不如寧波。深通堪輿的杭州府學生員丁丙提出，這是府學風水所致。於是，在光緒元年鄉試前夕，經上級主管官員批准，將府學門徑朝向作了修改，又將五魁亭飾而新之。竣工時，在亭前燃雙響炮30 枚，以振文氣。結果，這年鄉試發榜，杭州一府正副榜共中30 人。此事引起轟動，咸認為風水靈驗。記述此事的陳其元說：“堪輿之驗如此，不可解也。”
上述從葉名琛、曾國藩、郭嵩燾、馮桂芬、趙烈文、董文渙、李文田、陳熾到李盛鐸，這些傳統讀書人，或信風水，或信扶乩，或信占卜，或信相面，或幾方面兼而有之。這些人飽讀詩書，大多數考中進士（只有陳熾是舉人，趙烈文無科舉功名），堪稱傳統讀書人中之佼佼者，卻對風水、扶乩、占卜一套那麼相信，
在久經歷史唯物主義薰陶的今人看來，簡直不可思議。但是，把這一現象放到那個特定的時代去看，就一點也不奇怪了。在經近代科學思潮衝蕩以前，整個中國從上到下，瀰漫著濃重的命理文化氛圍，篤信命理的人遍地皆是，各色命理活動隨處可見。且不說公開舉辦的祭天、祭祖、禳災、祈雨等活動本身，皇家所
有陵寢的選擇、看護均極重風水，遍佈各地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廟宇道觀、民間信仰，都是企圖通過一定的儀式，溝通人與神鬼的聯繫，打通現在與未來的通道，祈福禳災，實質上都是命理活動。就是在許多人的心靈深處，對這類活動，也是虔誠相信的。
慈禧太后
以最高統治者來說，清朝歷代皇帝，無不重視風水，有的還兼信占卜。慈禧太后就既信堪輿，又信占卜。茲舉四例：
其一，頤和園設施與風水。頤和園內壽膳房開鑿井座、開鑽山門桶、安裝影壁等工，開在什麼地方、朝什麼方向、何日何時動土，都是請風水師擇定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有這麼兩件特殊的檔案，足證其事：
第一件，英年奏為選擇頤和園壽膳房開鑿井座方位吉日事 ：奴才英年，謹看得頤和園壽膳房，開鑿井座，宜在頭層房院內東南巽方，謹擇於四月初九乙卯日，宜用明堂，己卯時興修吉。光緒十七年。
第二件，英年呈頤和園開鑽山門桶等工擇得動土興修吉日吉時單 ：奴才英年，謹看得聽鸝館正殿之西，順山殿西山前廊，開鑽山門桶一座 ；順西泊岸，向南添修爬山踏跺一座 ；鑽山門外，添安木影壁一座 ；系辛方芒種後月德合在辛，宜修造西北維。謹擇於五月十六壬辰日，宜用明堂，乙巳時動土興修吉。
英年就是慈禧信任的風水師。他是漢軍正白旗人，以貢生考取筆帖式，累遷郎中兼護軍參領。他本為寒士，以夤緣李蓮英輩，為頤和園內各種設施看風水，先得內侍消息，“凡宮中所欲作者，皆迎合懿旨，故得進身”。日後升至工部侍郎。
其二，七王墳前風水之爭。七王墳乃“七王爺”醇親王奕 之墳。奕 為道光帝第七子，人稱“ 七王爺”。奕生前專請京師有名風水先生選定，地點在妙高峰。據說此處風水絕佳，奕選定此生壙之後第四年，同治皇帝即病逝，奕之子載湉被立為皇帝，即光緒皇帝。甲午戰爭以後，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矛盾漸趨激烈。
1896 年，英年向慈禧獻策，說是要制服皇帝，必須在風水上佔據上風。他說：醇親王墓道前，有白果樹一株，粗八九合抱，高數十丈，蓋百年之物。“皇家風水，全被此支佔去，請伐之以利本支。”慈禧大喜，決意砍樹。光緒帝獲悉其意，大怒，傳諭曰 ：“爾等誰敢伐此樹者，請先砍我頭”。又請求太后，萬勿砍樹。太后堅執益烈，相持月餘。一日，慈禧親率內務府人前去砍樹。她執斧先砍三下，始令諸人伐之，故無人敢違。
光緒皇帝聞訊趕到，大樹已被砍倒，數百人方斫其根，周環十餘丈，挖成大池，倒進千餘袋石灰，沃水以灌樹根，使其永遠不得復生萌葉。光緒皇帝無語，步行繞墓三匝，頓足拭淚而歸。對於此事，王照、胡思敬均有記述。
其三，覺生寺風水之爭。光緒初年，內務府大臣慶林、茂林兄弟，歆慕覺生寺一帶風水寶地，賄賂寺廟的主僧，購地若干畝，建造塋地。其地是朝廷設壇祈雨聖地。時值光緒二、三年晉、豫大飢之時，祈雨屢不應。事為御史所參。朝廷派大臣查辦，屬實，慶、茂皆革職，發軍臺，僧亦判罪。
其四，停止廢除光緒、另立新君之舉。1899 年，慈禧太后因惱怒光緒皇帝重用康有為推行新政，擬將其廢黜，另立新君，並致電各省督撫，徵詢意見。兩江總督劉坤一致電清廷，表示“君臣之分已定，天下之口難防”。榮祿收到劉坤一電報，不敢遽奏。為了讓慈禧回心轉意，便利用命理之說以阻其事。時地安門內有一瞽者，姓趙，善梅花易數，在京城頗有名氣。慈禧曾派人向其問吉凶。
榮祿
榮祿獲得這一信息，便派人到關帝廟求一簽，又到趙某處佔了一卦，然後懷簽入朝。慈禧問起各地督撫對於廢立的意見，榮祿回答：各地覆電遲遲不到，奴才也時時掛念。昨天到關帝廟求籤，不吉。再到趙瞎子那裡問卜，又不吉，頗以為憂。慈禧問其詞何如，榮祿從懷裡取出籤文呈上，大意皆雲不可妄動，動則有悔。慈禧默之。過了兩天，她收回了廢立主張。
由此四事可見，慈禧太后對於風水、占卜之類命理活動確實相信。有學者蒐集清代69 則有關堪輿的筆記，其作者包括袁枚、錢泳、樑章鉅、俞樾等眾多文人。這些筆記以作者之所見所聞，敘說了各種各樣的堪輿故事，編織了形形色色的堪輿神話，是由著名的人物所演繹的清朝著名人物和著名家族的神話和故事，因而極具名人效應，“告訴人們這些人物或家族的興旺，雖然程度不同，都得力於各自祖墳的風水”。這些筆記本身，說明相信風水在包括讀書人在內的清代社會是相當常見的現象。
如果說，文人筆記所述，多為傳聞界，或為親聞界，那麼，以下兩事則為作者所親歷：徐榮村、徐潤叔侄二人，都是活動在上海的著名買辦，也都深信風水。徐榮村（1822—1873）致富以後，在兩三年之內花了十多萬兩銀子在故鄉看風水，遷葬祖墳，佔山地一百餘處，期望給其家庭帶來好運氣。徐潤（1838—1911）致富以後，於 1881 年，聽從風水師建議，捐款在家鄉修築圍牆，改灣大溝，整修文閣，據說能改變運氣。他為此捐了2.8 萬兩銀。他自稱，由於這一舉動，其家族風水果然大好，其中升官發財的所在多有，一一列舉了他們的情況，並稱他家鄉患麻風病的人也由此絕跡。1890 年，他夫人在澳門去世，他也對葬地選擇、落葬方式一一按照風水行事。日後，他追憶這段歷史，對自己的決策很感滿意，對所作所為詳細記錄在案，認為這麼做改善了風水，“年年添孫，生意亦順”。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晚清時期，相信、講究占卜、堪輿、相面、扶乩等，是上到下的整個社會比較普遍的現象，讀書人自然也不例外。
（未完待續。感謝熊月之先生授權發佈，編輯 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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