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里獨步成絕學 世間再無陳寅恪
提到陳寅恪先生，現在有很多人不知道，如果你不在學界，或你不是文學愛好者，你根本不會知道他這個人，當然，你也不會知道他有多牛！其實也不奇怪，陳寅恪一代學界泰斗，學問深奧廣博，一輩子做著高深的學術研究，屬於站在文化金字塔尖的人。因為他太過高深，所以很多人看不清也看不見他，對於陳寅恪先生，我們只能望其項背、高山景行！
先不說陳寅恪（按舊音讀que，第四聲），我先來說說他爹，隨便也提下他爺爺，因為他們都是很牛的人。他爺爺是陳寶箴，晚清名臣，曾任湖南巡撫，擱在今天，就是標準的省部級幹部。他爹叫陳三立，世人稱他為陳散原，或稱散原老人，他是晚清著名的”維新四公子”（譚嗣同就是其中之一）。這位官二代公子哥當年鬧戊戌變法，呼風喚雨，名噪一時。後變法失敗，他碰壁下野，玩起了純文學，也就是寫起了詩，成了清末詩壇盟主。詩壇盟主說白了就是文壇領袖，因為在當時，小說是標準的俗文學，是給普通老百姓看的，士大夫和文人看重的還是傳統的詩歌，誰在詩壇最牛，誰就能執文壇之牛耳。爹這麼牛，沒承想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兒子更牛！他兒子陳寅恪就是被譽為“中國最後一個大儒”的國學大師。
陳寅恪留洋十數年，進入眾多的高等學府，歐美日所有的名校他基本上讀了遍，卻沒有獲得一個學位。他讀書跟別人不一樣，完全不在乎學位，他自己曾說，考個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被一個專題所束縛，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他是為了讀書而讀書，隨心而學，遍訪名師，看遍世界各大圖書館，既博學，又博覽，最後學貫中西，還精通十幾種語言。文字是研究史學的工具，陳寅恪國學基礎深厚，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見解，多為國內外學人所推崇，學問深不可測，獨步成絕學，在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空前絕後。民國時期的學風，只重學問，並不看重學位。當年胡適留美學成歸國，也沒有獲得博士學位，他那三十幾頂博士帽子，都是後來世界各大名校贈予的。錢鍾書也是個讀書種子，他留學回國，也不過頂個副博士帽子回來的。副博士是當年的叫法，說穿了，就是碩士。然而，這並不影響他們日後成為大學者、名教授，也許這就是民國能出大師的緣故吧。
陳寅恪36歲那年，就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一同應聘為清華研究院的導師。當時的清華大學校長曹雲祥開始不同意聘用陳寅恪，質疑問：“他有有何著作？有何學位？”還是梁啟超為其力爭：“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我著作等身還比不上陳先生寥寥幾百字有價值。”在清華研究院時，每逢陳寅恪講課，課堂都學生爆滿，不但有外校的學生來蹭課，甚至許多著名教授如朱自清、馮友蘭、吳宓等都來旁聽，室外窗前，皆聽講者也。大家都想聽他的那個著名的“四不講”，所謂的四不講就是：“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我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據說，有時來聽課的教授比學生還多，因為有些課他講的學生根本聽不懂，只有教授們能聽明白，所以大家稱陳寅恪是教授中的教授，博導中的博導。
到了民國，隨著新文化的崛起，舊體詩詞漸漸式微，文人們吟誦詩詞只能算是文章餘事，做學問之餘，寫寫詩詞，完全就是消遣。陳寅恪一生喜歡對聯，只要有了閒情，常常對上幾句，往往隨口一聯，便成妙對。他家學淵源，老爹是詩壇祭酒，吟詩作對，對他來說純屬文字遊戲，打小就練成的功夫，絕不是鬧著玩的，虎父焉有犬子。他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當導師時，一次，在研究院的學生聚會上，陳寅恪為學生作了一副對聯：“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然後解釋說：“康有為有“南海聖人”之稱，是梁啟超的老師，各位學生不就是南海聖人的再傳弟子嗎?而王國維是宣統皇帝溥儀的老師，你們現在也是王先生的學生，豈不就跟溥儀皇帝是同學嗎?”同學們一聽高興的不得了，有個皇帝同學，那可是一輩子吹牛的本錢！
陳寅恪不但曾用對聯來“幽”學生的“默”，且曾用過對聯來“幽”大學校長的“默”。羅家倫當時在清華大學任校長，說起羅家倫這個人，也是個了不得的人。他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另一個是傅斯年，後文介紹），年紀輕輕就官拜國軍少將，後任清華大學和中央大學校長，還當過首任駐印度大使。他真正的強項，是當研究學問的領導，是很不錯的學術官僚，最好的大學校長材料。羅家倫當年考北大時，據說數學考了零分，因作文被胡適看中，最後被北大破格錄取。十二年後羅家倫出任清華大學校長，也有個考生數學考得很糟糕，因英文和國文優秀，最後由羅校長拍板錄取，這傢伙就是大名鼎鼎的錢鍾書。言歸正傳，羅家倫在清華任校長時，送陳寅恪一本他編的《科學與玄學》，陳回贈一副對聯：不通家法，科學玄學；語無倫次，中文西文。橫批：儒將風流。羅問作何解，他解釋說：“你在北伐中官拜少將，不是儒將嗎？又新娶了漂亮的太太，正是風流。”這副對聯將其名字“家倫”二字也嵌入聯中，真是妙極！陳寅恪才思敏捷，詼諧風趣，大率如此。其實他的一時戲作是有深意的，陳寅恪對於當時科學與玄學之爭，中西文化論戰，皆不以為然。他一生秉承的思想，是調和中西，中體西用。這副即興所作的對聯，就是這種思想的表露。
民國時期的中國格局，政治中心在南京，文化中心在北平。南京國民政府歷來就有內鬥的傳統，中央的這幫高官們整日忙著政治鬥爭，爭權奪利，你死我活的，一刻都不消停。北平的文化名流們也沒閒著，也忙著文化鬥爭，相互傾軋，說到底，就是文人相輕。當年的華北學術界分成兩派，一派是本國培養的學者，另一派是有留學經歷的。本土派認為，洋派不懂國情，你的學問再高，也是隔靴搔癢，解決不了中國問題。留洋派就覺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狹窄，不能掌握現代化的工具，因而兩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誰都不敢瞧不起陳寅恪，這在學術界堪稱傳奇。
1939年春，陳寅恪被英國皇家學會授予研究員職稱，並收到牛津大學漢學教授聘書，請其赴牛津主講漢學。這是牛津大學創辦三百餘年來首次聘請一位中國學者為專職教授。陳寅恪曾兩度辭謝，但考慮到到英國可治療眼疾，遂答應下來。當時陳寅恪到香港準備去英國，整個歐洲的漢學家風聞陳寅恪即將赴英，都雲集牛津，翹首期盼，等待陳寅恪。歐美任何漢學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極少數人外，鮮有人能聽得懂陳寅恪講課。因為陳寅恪在演講中廣泛徵引各種文獻，使用十餘種中亞古語，一般學者聽不懂是很自然的事情。不過陳寅恪接受牛津大學特別講座的榮譽聘請，至少可以使歐美學界認識到漢學有多少深度，非常有益於漢學在世界學術界的地位。
白鳥庫吉是日本著名的學者，他在日本史學界，被捧得像太陽。他曾在研究中亞問題時，遇到了困難，寫信請教西方的一些學者，沒能解決，而柏林大學推薦說應請教陳寅恪教授，白鳥便託人寫信請教陳教授，陳寅恪很快覆信幫他解決了問題。白鳥後來說，如無陳教授的幫助，可能至死不解。從這個小故事，可以看出陳寅恪的國際聲譽。抗戰時，日軍佔領香港，正在香港大學任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的陳寅恪毅然辭職閒居。有日本學者寫信給軍部，要他們不可麻煩陳教授，軍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憲兵隊照顧陳家，送去好多袋麵粉，但憲兵往屋裡搬，陳寅恪和夫人往外拖，就是不吃敵人的麵粉。其時，陳家生活物質正極端缺乏。另外，日本人以日金四十萬圓強付陳寅恪，讓他開辦東方文化學院，陳寅恪也力拒之 。不食日粟，不做文化漢奸，陳寅恪雖一介文弱書生，卻有著中國傳統文人的錚錚鐵骨！
抗戰時，傅斯年到昆明，住在陳寅恪樓下。當時日機對昆明轟炸正酣，每當警報響起，眾人大呼小叫地紛紛向樓下衝去，傅斯年卻逆流而上，搖晃著肥胖的身軀，不顧自己極其嚴重的高血壓和心臟病，喘著粗氣，大汗淋漓地向樓上急奔，跑到三樓把身體虛弱且有眼疾的陳寅恪小心翼翼地攙扶下來，送進防空洞。說到傅斯年，我想花點筆墨聊聊他。在近現代學術史上，傅斯年是一個著名的人物，他不僅是歷史學家、教育家、五四運動的北大學生領袖、歷史語言研究所創始人、北京大學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校長，一生還富有傳奇色彩，留下了數不清的趣聞軼事。傅斯年最輝煌的一筆，就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那時候，毛主席他老人家還在北大圖書館當管理員，對他打心底的佩服。幾十年後在延安，傅與毛相見，毛舊事重提，略表昔日欽羨之情，傅斯年很知趣的說，他們不過是陳勝吳廣，只能搗搗亂，成不了大事，而蔣介石和毛澤東，才是爭奪天下的項羽劉邦。傅與毛的這段談話，也算是另一版本的“窯洞對”（正版的“窯洞對”是毛澤東與黃炎培的談話）。 蔣介石到臺灣後，把傅斯年當作“座上賓”，時常邀請他到總統府吃飯，商議國事。有人曾經見過，蔣介石坐在沙發上，旁邊坐的就是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傅斯年怎麼坐的呢？在沙發上面翹著二郎腿，拿著菸斗，就這樣叼在嘴裡，跟蔣介石指手畫腳的講話。其他的滿朝文武全部站在旁邊，沒有人敢在蔣介石面前坐下。憑這一點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臺灣的地位。”這位狂傲不羈一生不把任何人放在眼裡的傅斯年，竟對陳寅恪如此敬重呵護，可見陳寅恪在學術界的崇高地位。
說完傅斯年，我再談一下劉文典。在西南聯大時，有一日，日機空襲，警報響起，聯大的教授和學生四下散開躲避。劉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萬分”佩服的陳寅恪身體羸弱且目力衰竭，於是便率幾個學生折回來攙扶著陳往城外跑去。他強撐著不讓學生扶他，大聲叫嚷著：“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讓學生們攙著陳寅恪先走。這時，只見他平素藐視的新文學作家沈從文也在人流中，便顧不得自己氣喘如牛，轉身喝斥道：“你跑什麼跑？我劉某人是在替莊子跑，我要死了，就沒人講《莊子》了！你替誰跑？”要知道劉文典也是很牛的人，想當年，他任安徽大學校長時，蔣介石視察安大，斥責他縱容學生鬧事，被他頂撞，蔣一怒之下，掌摑了他，他奮起腳踹蔣介石，為此事他被關押。據說，劉文典還給身邊的教授估薪水，陳寅恪值四百大洋，他值四十，朱自清值四塊，沈從文最低，連四毛錢都不值。他還說西南聯大隻有兩個半教授，陳寅恪排第一。
國民黨敗退臺灣前，已經開始了“搶救學人”的活動，當時北平已經被解放軍重兵圍困，即使這樣，國民政府還是派專機把陳寅恪接到了南京，因為國民黨把他當國寶。蔣介石逃離臺灣前，曾親自登門勸陳一起去臺灣，蔣離開大陸後，還多次派專機來南京接陳寅恪，但都被陳拒絕，蔣還通過胡適、傅斯年等力勸，陳寅恪就是不從，最終留在了大陸。蔣到臺灣後，一直很痛心，好幾次氣的直罵娘希匹，好像家裡丟了寶貝一樣。臺灣那邊心痛丟了寶貝，這邊中共正忙著建國，渾然不知大陸還留有遺珠。直到毛澤東訪問蘇聯，斯大林問毛澤東：“貴國的陳寅恪先生現在怎麼樣啊？”毛澤東環視一下隨員，沒人知道，他說：“回去打聽一下吧！”原來，斯大林在他的《論中國革命問題》一書裡，多處引用陳寅恪著作中的材料。享譽世界學界的陳寅恪的許多觀點深刻的影響了斯大林瞭解中國。毛回國後，陳寅恪的待遇立刻改觀。
1953年，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函請陳寅恪任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歷史研究所第二所長。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對科學院的答覆》裡，提出就任所長的兩個條件。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任何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並說：“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公是政府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陳寅恪不但有傳統中國文人的精神風骨，他還兼有西方的民主思想，陳寅恪先生一生視“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比生命還要寶貴，誓言：“思想之不自由，毋寧死耳。”
陳寅恪在清華大學任教時被稱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被認為500年才出的一個教授。陳寅恪先生是一位偉大的學者，在他的性格、思想深處只有博大和樸實。他繼承了中國“士”的優秀品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陳寅恪自謂不談政治，卻時刻不忘國家大事；研究歷史表面看滿篇考證，骨子裡說的都是興衰成敗；面對強權，他一生傲骨，卓然獨立。“萬里獨步成絕學，世間再無陳寅恪。”大師之後，更無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