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有喜歡讀史的朋友講，本想系統詳實地瞭解一些歷史人物或事件，但往往同一部史書中對同一人物或同一事件的評議和描述竟是前後有別，不相一致，往往是越讀越費解，甚至犯糊塗。其實，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主要原因在於對史書撰寫中的“春秋筆法”不甚瞭解所致。
那麼，何謂“春秋筆法”呢？這須從東周時魯國史官編寫的史書《春秋》說起。
魯國史官將魯隱公元年（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間魯國及其時東周各主要諸侯國發生的重大事件，按一年四季，且具體到年、季、月、日作了記錄。因古代社會經濟活動以農業為主，於是春種、秋收便成了四季中最重要的兩個季節，這就使指稱春秋二季的“春秋”一詞，慢慢成了“一年”的代稱，加之春季和秋季是諸侯朝覲王室的時節，因之魯國這部記錄史事的編年史便被命名為《春秋》。
由於《春秋》一書記錄史事的起止時間與周平王東遷（公元前770年）到戰國前夕的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這段客觀形成的社會歷史分期大體相當，因之史學界便以這部史書的書名“春秋”，作為了這個歷史時期的名稱，此即東周時“春秋”、“戰國”二個歷史時段中“春秋”之期名稱的由來。
魯國史官所編《春秋》一書，作為中國有史以來第一部編年體史書，既具很高的史料價值，但也有不完備之處，鑑於此，春秋後期的魯國人、曾修定《詩》、《書》、《禮》、《樂》、《易》的孔子，便對《春秋》一書作了修編（亦有觀點認為孔子即為《春秋》一書的始編者）。孔子在修編《春秋》一書時，碰到了修史中二個相互矛盾的問題，即：不隱晦歷史真象而據實秉筆直書的修史原則，與尊從“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等封建“禮法”之間的矛盾。為了解決這一不可迴避的矛盾，孔子在修編《春秋》一書時運用了主要包含以下幾方面特點的寫作方法：
1、尊崇客觀事實基礎之上的隱晦，不以議論文辭直接表述主觀認知，而是以最客觀、最簡要的文字直白地描述事實，並講究每用一字必寓發微探幽之效，亦即“微言大義”。
2、遵從“禮法”，所涉尊者、親者、賢者之敘，文辭委婉諱其表，順理敘事述之實，也即“婉而成章，盡而不汙（窮盡其事而不歪曲史實）”。
3、寓褒貶於曲折的文筆中。在記述歷史的行文中，一般不直接闡述對人物和事件的看法，而是通過史料篩選，細節描寫，修辭手法而委婉地隱含褒貶，籍以表達作者的主觀看法，也即“志而晦”。
4、以“直筆”秉正而書，據實白描，戒以“痴筆”輕行評議而率言是非；以“曲筆”婉轉敘事，以清見汙，不以“屈筆”跪權營私而無分善惡，此即“懲惡勸善為旨”。
後人將上述孔子在修編《春秋》一書中運用的歷史敘述方法和技巧概稱為“春秋筆法”。後來，與孔子同時期、著有《春秋左氏傳》（《左傳》）、《國語》等的魯國太史左丘明將“春秋筆法”的要義，精當地概括為“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
著有《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春秋釋例》等傳世作品的西晉著名政治家、軍事家杜預，則將“春秋筆法”的要義，更言簡意賅地概括為：“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
自孔子修編《春秋》之後，這種被稱為“春秋筆法”，或被稱為“微言大義”的修史寫作方法，便成了後世修史的範例而被廣泛運用，如後晉劉昫主持修撰的《舊唐書》，宋時歐陽修主持修撰的《新唐書》以及司馬光主持修撰的《資治通鑑》等知聞古今的史書，則無一不以“春秋筆法”貫穿始終。其中，新、舊《唐書》、《資治通鑑》對於唐汾陽王郭子儀的歷史記載，便典型地體現了“春秋筆法”。
然而，由於今人對“春秋筆法”瞭解有限，因之不少人看過新、舊《唐書·郭子儀傳》及《資治通鑑·唐紀》相關郭子儀的記載內容後，竟覺書中對郭子儀的總體評議與書中對郭子儀史事的具體描述相互矛盾，令人費解，甚至就此引發了爭議。如《舊唐書·郭子儀傳》所載唐史臣裴垍對郭子儀“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主不疑，侈窮人慾而君子不之罪”的評議，亦被後來的《新唐書·郭子儀傳》及《資治通鑑》等史書所引用。但是，不論是新、舊《唐書》，還是《資治通鑑》關於郭子儀具體史事的記載，則一再展示的是郭子儀既被朝忌，也被主疑的史實。如，新、舊《唐書·郭子儀傳》關於郭子儀與君、臣的關係都定調為“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主不疑”，但在敘述郭子儀具體史事時，卻與“朝不忌、主不疑”的定調全然不和，如：
新、舊《唐書·郭子儀傳》皆有如下記載：
“乾元元年九月，奉詔大舉，子儀與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等九節度之師討安慶緒。帝以子儀、光弼俱是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立元帥，唯以中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
“乾元二年三月（唐九節度相州兵敗後）......中官魚朝恩素害（妒）子儀之功，因其不振，媒孽之（以相州兵敗惡咎於子儀），尋召還京師。天子以趙王係為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之任。子儀雖失兵權，乃心王室，以禍難未平，不遑寢息（寢息不安）。”
“乾元三年正月，言事者以子儀有社稷大功，今殘孽未除，不宜置之閒地，肅宗深然之。九月，以子儀為諸道兵馬都統......詔下旬日，復為朝恩所間，事竟不行。”
“上元元年四月，代宗即位，內官程元振用事，忌嫉宿將，以子儀功高難制，巧行離間，請罷（子儀）副元帥，充肅宗山陵使。”
“上元元年四月，元帥雍王率師東討，代宗欲以子儀副之，而魚朝恩、程元振亂政，子儀既為所間，其事遂寢，乃留京師。”
“大曆二年十二月，盜發（掘）子儀父墓，捕盜賊未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心知其故。”
“德宗即位，詔（子儀）還朝，攝冢宰充山陵使......所領諸使副元帥並罷。”
“史臣裴垍曰：（汾陽王）前後遭倖臣程元振、魚朝恩譖毀百端。”
“史臣曰：（汾陽王）再造王室，勳高一代。及國威復振，群小肆讒，位重懇辭，失寵無怨。”
上所列新、舊《唐書》中關於郭子儀具體史事的記載，充分表明權傾天下、功蓋一世的郭子儀並非“朝不忌、主不疑”，反而是一直被朝中權臣嫉妒、忌憚，而且皇帝也對之時存疑忌而不信任。
與上述新、舊《唐書·郭子儀傳》所載內容相對應的是，新、舊《唐書·魚朝恩傳》中的內容，也映證了其說，如：
“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之功，居人臣第一，（魚朝恩）心媢（嫉妒）之，乘相州兵敗，醜為詆譖，肅宗不內（納）其語，然猶罷子儀兵權。”
“代宗立，（魚朝恩）與程元振一口加毀（郭子儀），帝未及悟，子儀憂甚。”
“（魚朝恩）既數毀郭子儀，不見聽（聽若無聞），乃遣盜發其先冢，子儀詭辭（敷衍化了）自解，以安眾疑。”
另外，《舊唐書·僕固懷恩傳》相關記載亦映證郭子儀被朝忌、君疑，如：
“臣朔方將士，功效最高，為先帝中興主人，乃陛下蒙塵故吏，曾不別加優獎，反信讒嫉之詞。子儀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詆譭，弓藏鳥盡，信匪虛言。”
《資治通鑑》一書，則一如新、舊《唐書》，既引用了《舊唐書》所載裴垍關於郭子儀“朝不忌、主不疑”的評議，但在敘述郭子儀具體史事時，展示的卻是郭子儀“朝忌、主疑”的史實，而且比之新、舊《唐書·郭子儀傳》的相關記載更為詳細和具體，其“春秋筆法”更是一覽無餘。
正是由於新、舊《唐書》及《資治通鑑》關於郭子儀的記載中採用了對歷史人物評議和敘事的“春秋筆法”，因之使得一些不明就裡的讀者，對郭子儀究竟是“朝不忌、主不疑”，還是“朝也忌、主也疑”產生了不解和疑惑，甚至引起了爭論。
但是，如果從“春秋筆法”的角度去解讀，這些不解和疑惑也就容易釋解了，即：郭子儀“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主不疑”，是遵從顧忌了“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禮法。如果直言評議郭子儀“權傾天下而朝忌之，功蓋一世而主疑之”，則有辱君尊臣賢，如此這般明違禮法，在古代修史時是當避諱的。然而，史書又應秉筆直書史實真象，因之上述各書在敘述郭子儀具體史事的過程中，看似據事直書，不作議論評析，僅記錄客觀史事，其實在事例選取、細節描寫、修辭手法等行文方面，卻委婉而微妙地隱含著作者褒貶郭子儀其人其事的主觀看法，即，郭子儀“權傾天下、功蓋一世不虛”，然而“朝忌之、主疑之”亦為實。
正可謂：
春秋筆法由來已久，修史未曾可有可無，
讀史研史當解其法，明辨曲折發微探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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