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就是那些學貫中西、才富五車，人人望其項背而不及的人。近現代中國大師，悉數出在民國，當代卻是鮮有了。我們瞭解的這些大師，往往以其學術和論著而聞名，實際上，真實的大師卻也另有一番風骨——詼諧幽默。
梁啟超，清華國學四大導師之一。樑大師授課時的開場白經常是：“兄弟我是沒什麼學問的……”稍微頓一頓之後，等大家的議論聲小了點，眼睛往天花板上看著，又慢悠悠地補充一句：“兄弟我還是有些學問的。”先抑後揚，一下子把學生們的注意力全都吸引過去。
劉文典，西南聯大中文系教授，著名《莊子》研究專家。劉大師上課的開場白是：“《莊子》嘿，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抗戰時期，劉大師跑防空洞，遇見作家沈從文，便大聲喊道：“我跑防空洞，是為《莊子》跑，我死了就沒人講《莊子》了，你跑什麼？”沈從文好脾氣，不與他計較。
平心而論，儘管沈從文小說寫得好，可他的授課技巧卻很一般。他也頗有自知之明，一開頭就會說：“我的課講得不精彩，你們要睡覺，我不反對，但請不要打呼嚕，以免影響別人。”他的學生汪曾祺曾評價說，沈先生的課“毫無系統”，“湘西口音很重、聲音又低，有些學生聽了一堂課往往覺得不知道聽了一些什麼”。聽他的課，要會“舉一隅而三隅反”才行。
聞一多上課時，要先抽上一口煙，然後用頓挫鮮明的語調說：“痛飲酒，熟讀《離騷》——乃可以為名士。”聞一多講唐詩，常把晚唐詩和後期印象派的畫聯繫起來講，引經據典信手拈來。聞一多大師的課總是人滿為患，外校也有不少人來“蹭課”，有的人甚至跑上幾十里路來聽他上課。
辜鴻銘，學貫中西、名揚四海，自稱是“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有句話流傳甚廣：“到北京可以不看故宮，不可不看辜鴻銘”。他在辛亥革命後拒剪辮子，拖著一根焦黃的小辮給學生上課，自然是笑聲一片，他也習以為常。待大家笑得差不多了，他才慢吞吞地說：“我頭上的小辮子，只要一剪刀就能解決問題；可要割掉你們心裡的小辮子，那就難了。”頓時全場肅然，再聽他講課，如行雲流水，似天花亂墜，名不虛傳。
章太炎，國學大師，大學問家，譜兒也大。 他來上課，五六個弟子陪同，有馬幼漁、錢玄同、劉半農等，俱是大師級人物。章先生國語不好，由劉半農任翻譯，錢玄同寫板書，馬幼漁倒茶水，可謂盛況空前。老頭也不客氣，開口就說：“你們來聽我上課是你們的幸運，當然也是我的幸運。”幸虧有後一句鋪墊，要光聽前一句，那可真狂到天上去了，不過，老頭的學問也真不是吹的，滿腹經綸，學富五車，他也有資格說這個話。
馬衡，金石考古學家、書法篆刻家，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在北大講“金石學”，帶學生去故宮看商周青銅器。學生問他：“何以知道是真的？”馬衡說：“若要知道什麼是真的，先要知道什麼是假的。”學生又問：“那麼，又何以知道什麼是假的呢？”馬衡說：“若要知道什麼是假的，先要知道什麼是真的！”
陳寅恪，國學大師，百年清華四大哲人之一。自由思想、獨立精神，是大師畢生追求。陳寅恪執教於中山大學時，講課時校內教授旁聽者常多於學生，陳因此有“教授之教授”的稱謂。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陳寅恪家裡，汪錢和自己的老師陳寅恪作了一次長談。陳寅恪說：“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所以週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就不是。”陳寅恪說：“我儕雖事學問，而決不可倚學問以謀生，道德尤不濟飢寒。要當於學問道德之外，另謀求生之地，經商最妙。”還說：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陳寅恪每次講課，開宗明義就說：“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講過的，我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黃侃，國學大師，語言文字學家。章太炎、劉師培、黃侃三人常在一起切磋學問。有一次，劉師培感嘆自己生平沒有資質優秀的弟子堪當傳人，黃侃即朗聲問道：“我來做你的關門弟子如何？”劉師培以為黃侃只是開玩笑，便說：“你自有名師，豈能相屈？”黃侃正色相告：“只要你不認為我有辱門牆，我就執弟子禮。”第二天，黃侃果然用紅紙封了十塊大洋，前往劉家磕頭拜師。有人認為黃的學問更勝於劉，不必自輕身份，黃說：“《三禮》為劉氏家學，非如此不能繼承絕學，此所謂道之所存，師之所存。”
季羨林，國學大師，通曉12國語言。一次，北大新生入學。有名新生拎著很大的包裹來報到，看見路邊有一個老頭，就把他叫過來，說：“老頭，給我看一下包，我去報到。”老頭等了一個小時，一直不動給他看包。後來，這個新生在開學典禮上看到，給大家演講的正是給他看包的老頭，他就是季羨林。（來源│騰訊網 作者│賈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