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時代學人中，章太炎別名章炳麟（1869—1936）是最難定位的一個。時人多稱讚章太炎的學問，章太炎十分不滿，自認為政治勝於學術。他的弟子周作人在《謝本師》裡就說，先生“自己以為政治是其專長，學問文藝只是失意時的消遣”。
1869年，章太炎出生於浙江餘杭的書香門第，祖父為他留下了5000多卷藏書。到他父親時，家勢開始衰微，因此更加註重對子女的教育。為此還立下《家訓》，其中最重要的有兩條：一是要求子女們不得對清廷卑躬相事；二是希望子女們精研經史，而不是專心於詞章、書畫等。這兩條家訓，成為了章太炎日後走向革命道路、精研學問的人生起點。
與民國政治人物分分合合
父親死後，22歲的章太炎遵照父親遺命，來到杭州的詁經精舍求學。在此期間，他撰寫了兩部足以顯現他學術功力的著作——《膏蘭室札記》和《春秋左氏讀》。《春秋左氏讀》書成後，章太炎很自負地宣稱，如果劉逢祿看了這本書，只能是爬著逃走，劉逢祿是比章太炎的老師俞樾還長一輩的清代經學大師，曾著有《左氏春秋考證》。
1897年春天，在詁經精舍苦學8年之後，章太炎來到上海，此時他經學研究已小有成就。此次抵滬，是受時務報的邀請，前往擔任撰述，參與維新變法大業。章太炎一到時務報館，就受到時任主筆梁啟超等的熱烈歡迎。章太炎不負眾望，很快寫出《論亞洲宜自為脣齒》等文章。
在時務報期間，章太炎對梁啟超等康門弟子尊康有為為“聖人”的做法充滿鄙夷，說“這群康門弟子好比一群屎克螂在推滾糞球”。每次與梁啟超等人論學時，都水火不相容。雙方矛盾不斷升級，最後竟發生了一場群毆事件。經此事件，倔強的章太炎憤然離開時務報。
1898年，章太炎被張之洞招入帳下。章太炎以為可以通過張之洞實現自己“依靠漢族督撫改變現狀”的念頭，但沒想到張之洞只是利用他打壓維新派。最後，章太炎失望離去。
在民國政壇上，與章太炎理想最為接近的當數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章太炎與孫中山相識是在1899年第一次流亡日本期間。那次見面，章太炎被孫中山“當今中國不流血就不能推翻滿清王朝”的議論深深打動，連連叫好，稱其“卓識”。
1902年，章太炎回到了國內，接受蔡元培的邀請，參加中國教育會。教學之餘，兩人經常帶領學生演說，公開宣傳革命；還一同在《蘇報》上撰文宣傳排滿。正當章太炎在革命浪潮中充分施展才華的時候，震驚中外的“《蘇報》案”發生了，這是清朝末年最大的一起文字獄案。1903年6月30日，章太炎被捕。
“《蘇報》案”案發前，蔡元培等人聞風相繼逃往外地。只有章太炎照常去報社上班，鄒容勸他暫避風頭，他只是笑笑說：“小事擾擾。”“革命必流血，吾之被清政府查拿，今為第七次矣。”當幾個凶狠的巡捕叫囂著衝進來，一個小頭領從口袋裡掏出一張拘票，高聲念著章太炎等人的名字時，章太炎忽地起身，進前一步，指著自己的鼻子高聲說：“其他人都不在，要拿章太炎，就是我！”其風範直追“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從此歷經3年牢獄之災。
1911年，武昌起義打響後，章太炎異常興奮，提出“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口號，提議由黎元洪和黃興分別擔任元帥和副元帥。當時孫中山不在國內，歸國後立即對章太炎進行了批判，雙方成見日益加深。
1922年，53歲的章太炎在經歷了一次次的夢想破滅之後，逐漸失去了對政治的熱情，講學成為了他晚年撫慰心靈的主要方式。
學界的一代宗師
對革命的單純與理想化，並不能掩蓋章太炎學術思想的深邃。作為學問家的章太炎，無論是在思想史、學術史，還是文學史上，都是當時學界的中流砥柱、一代宗師。
章太炎的國學成就大致可分為小學、經學、史學、文學、諸子學等方面。小學是章太炎學術的立身之本。章太炎繼承了乾嘉學派的作風，他所撰寫的《文始》（1913年）、《新方言》（1909年）等著作，成為近代語言學的奠基性著作。此外，章太炎還創造了58個注音符號，上聲下韻，相切成音，是中國第一套漢字注音方案。
章太炎的文學思想主要體現在《國故論衡》中卷，這本書清楚地表明瞭章太炎所倡導的“文學復古”思想，並不是唯古是從，而是要從本民族的優秀文學藝術遺產中，發掘、整理出適於現代民族發展需要的新型文學與藝術。推翻了當時古文家狹隘的文學觀念，為之後新文學浪潮的到來提供了多方面的理論源泉。
章太炎的諸子學則主要反映在《國故論衡》下卷，該書集中了章太炎在東京講學期間對諸子研究的進一步深化。章太炎認為，諸子學說最具獨立精神。他對於儒家所倡導的中庸之道尤為不滿，直斥為矯言偽行的“國願”。這一觀點，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前批判儒家最為犀利的文字，直接開啟了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的閘門。
章太炎一生不僅勤奮著述，還積極講學，傳播國學。其生平比較集中的講學有3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08年流亡日本，第二個時期是1913年被袁世凱禁錮於北京期間，第三個時期是晚年在上海、無錫、蘇州三地講學。他的每一次講學都少長鹹集、群賢畢至，少則數十人，多則數百人，造就了不少文字、音韻、訓詁等方面的人才。
這其中，成就最為集中的是東京授業的一班弟子，後來皆成為中國新舊文化的翹楚。這批弟子（陳大齊、康寶忠、朱希祖、黃侃、錢玄同、周作人、馬裕藻、朱宗萊、沈兼士、劉文典、魯迅）民國初年自日本返回中國，大都被羅致入北京大學，進而轉變了北京大學文科乃至民初學術之風，在確立中國現代學科領域和學術規範方面具有開創性貢獻。
太炎逸聞
章太炎講學時每到興奮處，常常煙一根接一根地抽。一次他給學生上課，轉身寫黑板時，拿手中的紙菸在黑板上猛劃，寫完也不看是否寫上了，轉過身仍舊滔滔不絕地講。另一隻手中的粉筆也就被誤認為是香菸，猛吸了幾口。學員們忍俊不禁，都笑了起來，而他卻全然不知，依舊神情自若地講課。
章太炎到北大講學，可以容納幾百人的北大風雨操場座無虛席。章太炎在北京任教的弟子馬幼漁、錢玄同、劉半農、吳檢齋等五六人圍繞著老師登上講臺，然後一字排開，畢恭畢敬地侍立在老師旁邊。滿頭白髮的章太炎穿著綢子長衫，個子不高而雙目炯炯有神。他向臺下望了望，就開始用他的浙江餘杭話演講。估計大多數人聽不懂，於是由劉半農翻譯。又因演講中常常引經據典，錢玄同便不時在黑板上用板書寫出。涉及到的人名、地名、書名，有拿不準的，擔任翻譯的劉半農會和寫板書的錢玄同當場商量，或者向侍立在老師旁邊的其他人詢問，就是不去煩擾老師。商量定當之後，再翻譯和寫板書。
在趙家銘的《章太炎與胡適之的一些是與非》中，曾講過這樣一個有趣的故事：1919年，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出版了。這是我國最早使用新式標點符號的書籍之一，擔心國人不理解，胡適還專門在此書的《凡例》中對新式標點的具體使用辦法做了詳細說明。書剛一出版，胡適便特地送了章太炎一本，還恭恭敬敬地寫上“太炎先生指謬”，下署“胡適敬贈”，在“太炎”和“胡適”4個字的右邊，各加了一條黑線，表示是人名符號。
不料，章太炎接到書，翻開一看，見自己的名字旁多了一條黑線，竟生起氣來，開口罵道：“何物胡適！竟敢在我名上胡抹亂畫！”再往下一看，又見“胡適”兩個字的旁邊，也有同樣一條黑槓，氣才稍微消了一點，自言自語道：“他的名字旁也有一槓，就算互相抵消了罷！”
語言文字學家黃侃20歲時留學日本，恰與章太炎同住一寓。一晚，黃內急，忙不迭地窗口往外撒尿。這時，樓下的章太炎夜讀正酣，驀地一股腥臊的尿水像瀑布般往下飛濺，禁不住怒罵起來。黃侃不但不認錯，也報之以罵。兩人本都有瘋子之稱，真是章瘋子遇到黃瘋子，一場好罵。“不罵不相識”，通名報姓之後，二人的話鋒轉到學問上面，一談之下，才知道章太炎是國學大師，黃侃便折節稱弟子。
1935年，黃侃50歲生日，章太炎親贈他一副對聯：韋編三絕今知命，黃絹初成好著書。對聯無意中藏了“絕命書”三字，黃侃愕然。當年10月8日，黃侃因飲酒過量，吐血而死。章太炎因聯句竟成讖語，悔痛不已。
章太炎傳奇一生，為後人留下遺作，為國家吶喊，愛國志士，堪稱近代古怪傑。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