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偉

喬燕和女士安靜地在大廳裡等待了一小時，直到約定時間到了，我們才發現彼此幾乎對坐了一小時。她說自己一定不會遲到。作為喬家第七代後人，喬燕和雖然一生也沒涉足過祖上曾經輝煌兩百餘年的商業經營，但家族最為看重的“信諾”卻似乎與生俱來。雖然已經63歲，卻顯得精緻儒雅。生在天津、長在北京的喬燕和有一口地道的北京口音。崑曲講究的是水磨腔，這柔軟婉轉的聲音和處事泰然的氣度，也許是近50年投身梨園浸淫崑曲，一點點磨出來的。

雖然祖上最輝煌時候擁有上千萬兩白銀，但她說自己從沒看見過一錠銀子，說這話時候，眼神裡沒有一絲遺憾。她說她直到1990年才和離開喬家大院50多年的父親第一次回老家。喬家大院並不是喬家擁有過並失去的唯一家園，從民國年間開始，喬燕和的祖父喬映霞為了讓後人接受更好的教育，把他們送離祁縣，半個多世紀裡，喬家先後遷徙到天津、上海和北京。無論是今天的喬家大院，還是當年在天津的洋樓，雖然都已成為過去，但都留下了家族的印記，唯獨最初在北京的住所，位於今天司法部街的院子，家族中最受尊敬的祖父喬映霞1956年在那裡故去，而這院子也因1978年拆遷，和故去祖父一樣永遠消失了。

曾經在清末民初叱吒商界的祖父喬映霞在這所院子度過了他最後寂寞的晚年。時代的變遷，讓他重振晉商的理想最終無法實現。好在寂寞中也有美好回憶:“那時候每當國慶節，北京都要在幾個地點燃放焰火。我們家位於司法部街的院子內正好是燃放地點之一。”形容起當年那些年輕的解放軍戰士舉著燃放筒，將震耳欲聾的煙花放到高遠的天空，喬燕和似乎還記得當年家中院子裡彌散著的嗆人氣味。“要知道，那時候北京國慶夜晚天安門上空的美麗煙花，就有一些是從我家院子裡飛起來的。”喬燕和說，“不過其實只有待在遠處，你才能真正看到它的美麗。”

喬家第七代 喬燕和

1943年出生在天津的喬燕和屬羊，她說她從小就喜歡唱歌跳舞，讀到初中卻開始為數學不好而犯愁。出身顯赫商人世家數學卻不靈光，喬燕和說自己當年“總被三角幾何之類的東西搞得心煩意亂”，到底焦慮到什麼程度？反正她用一種逃避式的先斬後奏為自己的人生事業做出了選擇。那是1958年9月的一天，喬燕和剛剛15歲。那天她帶著弟妹到西單看電影《天仙配》，恰逢當時新成立的北方崑曲劇院（1957年成立後，當時在西單）招生。

“北方崑曲劇院是當時周總理為保護崑曲藝術倡導建立的。我看到後就把弟妹安排在一邊，偷偷跑去報考。我記得先後考了三次，後來兩次就是我自己偷偷去了。”當時的考試要求可以說和崑曲一點都不沾邊，而那時的喬燕和甚至連京劇都沒有聽過，“我記得我彈了鋼琴，唱了首歌，沒想到有一天竟然得知自己考上了”。

在家教甚嚴的喬大家族，聽戲從祖上喬致庸時代就明令禁止。為避免子弟玩物喪志，喬家歷代嚴禁在家唱戲，甚至用店規禁止店員看戲。喬燕和至今記得自己當時面試時唱了一首蘇聯歌曲《小路》。兩年後，她被“崑曲大王”韓世昌先生收為入室弟子，後來成為北方崑曲劇院著名的崑曲演員。

直到喬燕和被北方崑曲劇院錄取後，這件事情才被家人知道。“當時那真是翻了天了，我們家所有人都反對，你想，我們家當時是連戲都不讓聽的，怎麼可能讓自己的女兒去當戲子？”好在從小在家裡備受寵愛，最終這件事情還是因為受過西方教育、思想開明的父親的理解而產生轉機。“我的父親是上過洋學堂的人，過去崑曲的許多著名曲目，比如《牡丹亭》、《西廂記》、《竇娥冤》，他都知道。”

喬燕和的父親喬鐵民後來就跟家裡人說，崑曲和京劇還是不一樣，崑曲對古典文化的素養要求很高，燕和既然喜歡文學，就讓她去吧。喬燕和也用自己的努力迅速改變了整個家族對她人生選擇的態度:“我1958年9月考上崑劇院，第二年1月就初次登臺演出。之後報紙上時有關於我演出的小小報道，很快讓家裡人改變了對於我投身崑曲的態度，除了九大媽還是想不通，別人都覺得，這孩子幹得不錯啊。”

喬燕和還記得那第一次登臺演出的曲目，正是崑曲《雙下山》（一出與《思凡》同題材的崑曲經典曲目）。

喬家第五代 喬映霞

喬燕和的祖父喬映霞，是喬致庸的孫子。喬致庸有6個兒子，他最後看中三兒之子喬映霞的能力，於是喬家再次出現隔代掌門。19歲，喬映霞就從喬致庸手裡接過喬家的事務。

喬映霞早年也受過多年家塾教育。喬燕和說，祖父的少年時期正值康梁維新變法風靡一時，因此他對康有為、梁啟超非常崇拜，對西方文化也非常傾慕。喬映霞曾經在老家祁縣喬家堡創辦私塾、小學堂，創辦童子軍，還聘請了拳師，向鄉鄰子弟傳授國學、新學和武學。喬燕和特別指出，《大紅燈籠高高掛》雖然借用了喬家宅院，但故事與喬家毫不相關。與蘇童小說《妻妾成群》全然相反，喬映霞制定並嚴格執行所謂“六不準”的家規:“一不準納妾，二不準虐僕，三不準嫖妓，四不準吸毒，五不準賭博，六不準酗酒。”雖然喬家在辛亥革命中損失慘重，但喬映霞對孫中山卻頗為推崇，還參加了同盟會，在祁縣積極提倡興辦教育，改革陋習，並在民國二年被選為祁縣第三區區長。後來甚至為了禁種鴉片，在威嚇聚眾反抗的農民時行為過激，不慎打死一人，被多方官員敲詐而逃往天津法租界避難，並在後來將家人搬遷到天津。

無論是喬燕和還是武殿學、朱秀海等人都公認，喬映霞是喬家繼喬致庸後最有光彩和能力的。“早在青年時住在老家鄉下，別人都是長袍旗袍，我爺爺早就穿著西式衣褲了。那時鄉下的中國人都還穿緬襠褲，大家都笑話他穿著個褲子站著尿尿。”民國五年袁世凱死後，喬映霞終於擺脫命案的陰影返回老家祁縣，開始專心整頓家族事業。在對包頭復字號，祁縣大德恆、大德通等商號大力整頓後，喬家的生意迎來了最後的輝煌。

喬家另一位後人對記者說，在上世紀60年代他小時候，曾在一本50年代出版的《天津文史資料》上看到過對喬映霞和喬氏家族在天津商業界的介紹。多年來，喬氏家族在清光緒十年創辦的大德通票號一直設在老家山西祁縣，後來遷往北京，並在全國另設分支機構40多處，主營匯兌業務，兼營存放款業務。由於天津分號地處當時北方最繁華的通商口岸，因此全國40多處資金調撥均由天津分號辦理。1915年後中國商人的票號迅速衰敗，到1921年，更僅有喬家的大德通、大德恆兩家碩果僅存。

當年大德通收縮各地分號，僅留天津一處改為大德通銀號繼續營業，此銀號在30年代又改為錢莊，持續經營到1948年。這座位於今天天津赤峰道74號的大德通分號和喬家舊址，正是喬燕和的出生地。這棟建於20年代的西式磚木結構二層樓房是喬映霞在1930年購入的。“當時一樓是喬家的大德通分號，我們家就住在二樓”，喬燕和說。而在不遠的赤峰道78號，正是張學良在天津的舊居。

今天的赤峰道74號大德通分號舊址上還寫著“喬鐵漢先生舊居”。喬鐵漢是喬燕和的大伯。1938年日軍入侵山西后，喬映霞把喬燕和的父親喬鐵民和大伯喬鐵漢——在喬家大院出生並長大的最後一代帶到北京、天津等地。200多年曆史的山西商家喬家，終於離開了創造了顯赫歷史的家鄉，把根扎向了大城市。

喬家第六代 喬鐵民

喬燕和回憶說，喬氏家族特別注重教育，她的父輩一代就有許多就讀於知名大學。父親喬鐵民年輕時在天津就讀於南開中學、工商學院附中等學校。喬燕和說，父親在讀書時就已經出任了大德通銀號的董事長。高中畢業後，喬鐵民前往北京輔仁大學攻讀經濟學專業，現居天津的劉增褫先生至今保存著1939年原工商學院附中(今實驗中學)1939年高中畢業同學錄。上面還留有當時只有20歲的喬鐵民的標準像。

今年85歲的劉增褫先生是喬鐵民當年在工商學院附中的同學。而喬鐵民當年的另一位同班同學董鐵生先生回憶，工商學院附中當時是一所法國私立教會學校，紅學家周汝昌、音樂家沈湘等人都是他們的同班同學。劉增褫的同學錄裡僅有一張喬鐵民的標準像，他沒有留下和其他同學的合影。在那張身著西裝、打著領帶、梳著西式分頭的年輕人的照片邊上，喬鐵民引用辛棄疾那首著名的《賀新郎》中的一句作為自己給同學們的留言:“知我者，二三子。”

喬燕和說，父親是一個沉默內向的人。

儘管喬映霞長袖善舞，但晚清和民國時期中國的動盪和衰微，讓喬家的票號和商號最終不可避免地和其他山西商人的產業一樣紛紛倒閉。1860年後，中國和俄羅斯簽訂條約，俄國商人可以直接進入中國境內買茶葉，由於俄羅斯商人在中國享有比中國茶商優越得多的特權，晉商的茶葉生意迅速萎縮。喬家此後主要依仗的票號匯兌生意，則因為辛亥革命而迅速衰敗。

“辛亥革命爆發後，武昌第一個被搶的大商鋪就是喬家的。由於國家動盪，喬家的許多欠款無法收回，而為了保證信譽，欠別人的錢卻要如數還清。很快喬家在江南的票號就全數關張了。”朱秀海說。

長江以北的生意，尤其是包頭的復字號是喬家創業和立業的根基。但朱秀海說，1924年馮玉祥和吳佩孚打仗退到綏遠和包頭地區後，喬家最後的致命打擊來臨。“他們要求當地商人支援軍餉。喬家當時一次被要走了50萬噸糧食，加上其他實物現金總共約合150萬銀元。從此喬家在包頭的復字號一蹶不振，200年的商業根基徹底動搖。”朱秀海說，“第三個打擊來自日本人。日本人打到包頭後，把殘存的幾個喬家商鋪收走，最後在日本投降後被國民黨當作偽產接收。到1945年抗戰勝利後，雖然包頭不少商鋪重新營業，但是喬家的復字號卻已經無意經營了。”

儘管如此，喬家的恩澤還是綿延很久。朱秀海說:“日本人入侵後，許多喬家的掌櫃和夥計一直都不走，他們相信日本人一定會離開，他們也相信一切都會過去。”1948年，喬鐵民在天津解放前把全家人生活了近20年的赤峰路房產售出，輾轉上海後又回到天津，很快移居北京。但喬家沒有忘記追隨多年的掌櫃夥計。包頭市圖書館地方資料室李海龍先生說，在剛解放的1950年，喬燕和的父親喬鐵民多次派人前往綏遠包頭清理結算喬家的復字號產業，並在當年冬天在包頭把油房、面鋪以廉價讓給職工接辦，把大部分房產平價出售給國家使用。李海龍說，1952年喬家清理家產時，喬家的下屬都得到很好的安置。喬家從此與乾隆年間就創辦的復字號脫離關係，而直到1953年春天，開辦了200多年的喬家所有產業才全部清點完畢。

喬燕和說，當年叱吒風雲的祖父喬映霞，在40年代後期因各方面的壓力和變故，得了間歇性精神病。喬燕和還記得小時候和爺爺在一起的情景:“他給我的印象是不怒自威。”喬映霞一生充滿理想，但最終對於喬家商業的結局卻無能為力。喬燕和記得解放初期家庭已陷入困頓中。“當時我父親一度沒有工作，家裡人全靠吃股息生活。”到後來股份也沒有的時候，喬鐵民開始在北京從教，先後換過好幾個學校，最後在崇文區李村小學搞總務。“我父親身體不好，但他對工作卻還是一如既往地盡心盡責。從小到大，我們家沒有一根學校的鉛筆和帶有學校抬頭的紙張。”

尾聲

作為一個延續至今9代人的家族，3代人的命運也不是一個容易說得清楚的故事。喬燕和先後點燃了好幾支菸，她說:“這毛病不好，都是‘文革’留下的習慣。”1966年3月，喬燕和所在的北方崑曲劇院被撤銷，僅留一個演出隊保留在北京京劇團。“文革”中，北方崑曲這個劇種基本上不復存在。喬燕和說，吸菸的習慣就是從那時開始的。1979年北方崑曲劇院重新恢復建制，北方崑曲得以復甦，喬燕和重新開始了演出生涯。她所在的北方崑劇院也從西單搬遷到南城，然後再次搬遷。

喬燕和說，當年父親和兄弟姐妹們就希望讓她寫一本有關自己家族歷史的書，把祖先艱難創業的歷史告訴後人。其實她自己的故事也像她演繹過的那些曲目一樣曲折，但她似乎不願多提。屬羊的喬燕和至今她還在北方崑曲劇院帶學生。回憶起當年告別舞臺，她說自己其實還有能力再唱，但因為學的是旦角，扮演的是年輕的女子，“要給後面的年輕人機會”。1990年，喬燕和最後一次登臺，演出曲目是湯顯祖《牡丹亭》中的《春香鬧學》。喬燕和似乎更在乎晉商精神的傳播，對於上代人的某些人生經歷和悲劇，她似乎都有些顧慮難提。“上輩人的有些事情也許還是先不說的好，有些事情，也許要等我們這一輩人過去了才好說。”喬燕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