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獨”，在中國是千夫所指的字眼；搞“臺獨”的人，是萬民唾罵的民族敗類。蔣介石儘管與共產黨對立了幾十年，也爭鬥了幾十年，但在“一箇中國”這個關乎民族大義的原則問題上，他與毛澤東這個老對手不謀而合。縱觀他盤踞臺灣20餘年的時間裡，在他的字典中，一時一刻也沒有，而且也不允許其他人有“臺獨”這兩個字。當他的兒子蔣經國給他彙報說廖文毅想搞“臺灣獨立共和國”時，蔣介石怒不可遏，大聲罵道:“娘西皮，他搞臺灣獨立，我就搞他的腦袋！”
晚年在臺灣的蔣介石
20世紀50年代，美國利用朝鮮戰爭和臺海危機，曾先後三次策劃了分裂中國的大陰謀。儘管當時蔣介石在臺灣尚未站穩腳跟，政治經濟還依附於美國，但在“一箇中國”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他毫不含糊，並進行了堅決的抵制，使美國一次又一次企圖分裂中國的陰謀沒能得逞。據傳，正因為這一點，毛澤東對蔣介石的做法予以讚賞，曾說，“臺灣還是蔣介石當總統好，因為他在‘一箇中國’問題上的立場是不含糊的。因此，臺灣寧可放在蔣氏父子手裡，不能落在美國人手中。”
1950年6月25日，美國悍然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剛剛誕生的新中國受到嚴重威脅和挑戰。6月27日晚，美國政府向臺灣當局遞交了一份備忘錄，其中說到，美國第七艦隊已奉命阻止大陸攻臺，蔣軍應停止出動海空力量攻擊大陸。此舉顯而易見地表明，美國妄圖策劃兩岸分裂的陰謀。以蔣介石為首的臺灣當局收到這份備忘錄後，接受美國關於防衛臺灣計劃的原則，但對備忘錄持有保留態度，並作出如下幾點聲明：1.在對日和約簽訂前，美國政府對於臺灣之保衛，自可與現“中國政府”（指臺灣當局——筆者注）共同負擔責任；2.臺灣系中國領土之一部分，乃為各自所公認。美國政府在其備忘錄中的上項提議，並不影響“中國政府”對臺灣之主權或開羅會議關於臺灣未來地位的決定；3.臺灣當局“接受此項建議”，並不影響“中國政府”領土完整之立場。在這裡，臺灣當局的態度是十分明朗的：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臺灣當局再怎麼依附於美國，也絕不能以分裂中國作為任何的交換條件。是年9月20日，美國又向聯合國大會提出所謂“臺灣地位未定論”的“福摩薩問題案”，立即遭到臺灣當局的堅決反對。蔣介石明確地說，這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聯合國無權討論臺灣問題”。美國政府萬萬沒想到的是，本以為臺灣當局會對他們的提議俯首帖耳，言聽計從，最後竟碰了一鼻子灰。就這樣，美國第一次企圖用“臺灣地位未定論”來分裂中國的陰謀未能得逞。
到了1954年上半年，美國政府與臺灣當局開始磋商針對中國大陸的《共同防禦條約》，因為對條約的適用範圍存在一些分歧，一時沒有達成協議。中共中央在獲悉這一情報後，為表明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臺灣”的堅定決心，毛澤東當即作出決策，由中國政府對外宣佈：中國人民解放軍決定從1954年9月3日起，對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嶼實行“懲罰性打擊”，這表明第一次臺海危機爆發。次年1月28日，美國指使新西蘭出面，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討論臺灣海峽“停火問題”，企圖使臺灣問題國際化。臺灣當局雖然迫於美國的壓力，同意了新西蘭的提案，但對美國企圖使“臺灣問題國際化”是持明顯反對態度的。2月14日，蔣介石申明，“在四千餘年的中國歷史上，雖間有賣國賊勾結敵寇叛亂之事，但中華民族不久終歸於一統。‘漢賊不兩立’，為中國人立身報國的基本立場。”當然，蔣介石這裡說的“一統”，從他的根本利益出發，自然講的是國民黨一統中國，而不是說的共產黨一統中國。為避免臺灣問題國際化、複雜化，毛澤東及時調整了對美國和臺灣的政策，決定採取談判的方式緩和臺海局勢。周恩來總理在1956年1月30日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宣佈了“力爭和平解放臺灣”的新方針。3月16日，周總理在會見即將赴臺的有關人士時，請他們傳話給蔣介石：“我們從來沒有把和談的門關死，任何和談的機會我們都歡迎。既然說和談，我們就不排除任何一個人，只要他贊成和談。”1956年10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明確表示：“臺灣只要與美斷絕關係，可派代表回來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據說，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還對蔣氏父子等人在全國人大與全國政協中的任職作了具體的安排，讓他們各得其所。由於海峽兩岸的共同努力，臺海局勢有所緩和，又一次挫敗了美國妄圖使“臺灣問題國際化”的陰謀。
1958年8月，由於國民黨軍隊在大陸沿海島嶼不斷進行騷擾和破壞，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奉命對大小金門予以猛烈的炮擊，第二次臺海危機發生。這時，美國第七艦隊決定為國民黨軍護航，在臺灣海峽推行戰爭“邊緣政策”。正在福建前線的葉飛將軍請示中央打不打美國軍艦？毛澤東以肯定的口吻回答：“開炮，打！”當頭一輪炮火打過去時，美艦立刻調頭逃跑，根本不顧國民黨軍隊了。後來，美國政府立即宣佈過去的《共同防禦條約》不包括金門、馬祖，強逼蔣介石放棄。顯而易見，這是美國杜勒斯政府企圖以拋出金門、馬祖來換取中國大陸讓步，以分割臺灣與大陸的聯繫，最後達到“劃峽而治”、分裂中國的目的。毛澤東等中共高層領導看出了美國的險惡用心，及時地調整了政策，將金門炮戰改成了單日打、雙日不打，逢年過節還宣佈放假、停止炮擊，使兩岸緊張局勢走向了緩和。1960年5月22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特別強調：“臺灣寧可放在蔣氏父子手裡，不能落到美國人手中。”毛澤東的這句話被會議確定為中國共產黨對臺灣工作的總方針。不久，周恩來總理又提出了頗為寬鬆的具體意見，並請有關人士將“奉化廬墓依然，溪口花草無恙”的照片寄給蔣介石，指示統戰部門安排住在上海的蔣介石內兄做政協委員，還要求照顧好蔣介石在浙江奉化的親屬。對中國共產黨的誠意和做法，蔣介石或許受到了衝擊和震撼，加之他固有的“一箇中國”的既定目標，因而對美國政府的政策不屑一顧，依然以“一箇中國”作為他行事的主旨。這樣，美國政府實施分裂中國的第三次陰謀被予以粉碎。
蔣介石與中國共產黨雖然在意識形態上尖銳對立，但在堅持“一箇中國”、反對臺灣獨立方面，卻表現出堅定地維護祖國領土完整的立場。1992年前，國民黨一直奉行“一箇中國”的政策，並對海外和島內的分裂勢力予以高度警惕，採取了一些嚴厲的懲治措施，對“臺獨”分子絕不手軟。
客觀地說，“臺獨”思潮的產生，除了極少數頑固不化分子外，還有臺灣社會的特殊性、當局對人民的高壓統治、政治上的分歧、無視百姓的利益等各方面的複雜原因。然而，不管何種情況，鼓吹“臺獨”，就是損害了國家的尊嚴，傷害了民族的感情，也使國民黨在臺灣的統治地位受到了挑戰和動搖。對此，島內人民和臺灣當局無論如何是不能答應的。蔣氏父子在執政期間，對臺灣地區的任何“臺獨”言論和行動，均採取了嚴厲壓制和打擊的態度，嚴懲不貸，決不姑息。為了反對臺獨，臺灣當局動用了法律武器，制定了《懲治叛亂條例》，以“涉嫌叛亂”或“涉嫌臺獨”“顛覆政府”等罪名，給“臺獨”分子和團體治罪，並以軍法審判“臺獨”案件。早在1950年末，臺獨分子抬頭時，蔣介石就曾下令大批抓捕“臺獨”分子。1960年，臺灣大學政治系主任彭明敏因宣傳“臺灣獨立建國”和企圖推翻國民黨政府，被軍事法庭判處8年徒刑。
不許“臺獨”人士回臺灣。如20歲時就萌生“臺灣作家不是中國作家”意識的張良澤，1970年在臺灣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新文藝”課程時，為漢奸文學翻案，遭到校方師生的質疑，甚至都想將他驅逐出臺。當局也立即採取了措施。他只好在日本和美國流亡，鼓吹“臺獨”10多年。當局視他為“國賊”，因而在其護照上加蓋“吊銷”的大紅字，不許他回臺灣。
查禁“臺獨”書刊。陳芳明是一位詩評家，一個複雜多變的人，他原以“龍”的傳人自居。後來在美國學習期間也蛻變成死硬的“臺獨”分子，被國民黨當局宣佈為不受歡迎的人，連同他的書被查禁。儘管後來有人為他說情，當局的態度也沒有軟下來。
文藝團體必須冠以“中國”之名。蔣氏父子堅持“一箇中國”，在“人團法”中規定，“人民團體的組織與活動，不得有主張分裂國土的言行”。這部法令是專為“臺獨”團體及其活動治罪的。1955年6月成立“臺灣省婦女寫作協會”時，起初意向是用“臺灣婦女寫作協會，後來擔心引起誤解，而改用“臺灣省”，到1969年，則乾脆改名為“中國婦女寫作協會”。其餘團體也一律冠“中國”於前。以臺灣命名創辦刊物，在兩蔣時代同樣遭到冷遇和抵制，必須將“中國”冠於首。
臺省文學是中華文學的組成部分。和“一箇中國”政策相聯繫，蔣氏父子認為只有中國文學，而無獨立於中國之外的“臺灣文學”；只有“中華民國臺灣省文學”，而無脫離母體，且有特殊含義的“臺灣文學”。
在用何種語言的問題上，蔣氏父子也是非常明朗的：不許用“臺語”取代“國語”。他們認為，語言寄寓著民族精神，中國人應該講“國語”。用漢語寫作，用國語寫作，才是中國文學的唯一出路。
除了上述幾點外，蔣介石對有“臺獨”傾向的人還有其他一些制裁辦法。總之，蔣介石當局包括他的繼承人蔣經國在內，對“臺獨”分子是恨之入骨的，懲辦起來也是毫不留情的。
海峽兩岸儘管形成隔海相望的政治格局，但國共兩黨最高領導人毛澤東與蔣介石都不希望出現兩個中國。因此，蔣介石不僅在反對臺獨問題上態度堅決、措施嚴厲，而且在去臺灣後數次表露了要與毛澤東、周恩來重開談判的願望，並有所行動。
1958年，根據毛澤東的命令，福建前線炮擊金門形成規律，逢單日打，雙日不打。打是為了給蔣軍拒絕美國要其撤離金、馬一個理由；不打，是為了使蔣軍運輸補給獲得一段時間，而且炮擊時只打沙灘，不打民房與工事。由於大陸、臺灣之間的“默契配合”，共同維護了“一箇中國”的局面，為實現祖國統一奠定了政治基礎。此後，蔣介石逐漸明白了中共的意圖，海峽兩岸關係突破了軍事對抗的局面。1959年3月底，蔣介石的“外交部”特別規定，今後對外提及大陸時，不再用“紅色中國”或“共黨中國”等語，而稱“中共政權”。提到他們自己時，不再用“自由中國”，而稱“中華民國”。
時間到了1965年，李宗仁從國外回到闊別近20年的大陸，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熱烈歡迎。此情此景，蔣介石父子受到了極大的震撼。一天，經常往來於香港和臺北負責聯絡工作的王君通知兩岸和談的搭橋人曹聚仁，說蔣經國近期將來香港接他去臺灣商量重要事情。曹聚仁聽到這個消息後急忙飛往北京，與中共領導人商討了談判的大綱要目，然後返回香港等候。
這一天終於來了，又是王君按響了曹聚仁寓所的門鈴，進屋後氣喘吁吁地對曹說：“經國來了，不方便上岸，在船上等你。”曹聚仁立即隨王君出來，一輛小車將他們送到碼頭，然後登上小快艇，一直駛到一艘大輪船邊。曹聚仁登上輪船，立即被引進一間豪華客艙，一個西裝筆挺、商人打扮的人連忙迎上來和他握手，這就是蔣經國。蔣經國和曹聚仁寒暄敘舊後，便關起艙門密談。蔣經國告訴曹聚仁，臺灣想和北京方面談判，但不知北京的具體意向，希望曹聚仁多介紹些北京的情況。曹聚仁詳細談了中共關於談判的條件，蔣經國仔細聽後，也談了蔣介石的一些想法。他希望曹聚仁將雙方情況吃透，以便他與蔣介石見面談話時做到時間短、效率高。輪船祕密地在臺灣一個偏僻小港停泊，蔣介石很快在自己的官邸，由蔣經國陪同，接見了曹聚仁，並在極祕密狀態下開始談話。
整個談話自始至終只有他們三個人。開始由曹聚仁介紹中共方面的條件，然後逐條討論，蔣氏父子也不斷提出自己的意見。經過細緻深入的討論，達成了六項共識：一、蔣介石攜舊部回到大陸，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個省區，仍任國民黨總裁。北京建議撥出江西廬山地區作為蔣介石居住與辦公的湯沐邑(意即臺灣最高長官在中國大陸的起居與辦公之地)。二、蔣經國任臺灣省省長。臺灣除交出外交與軍事外，北京只堅持農業方面必須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務完全由臺灣省政府全權處理，以20年為期，期滿再洽商。三、臺灣不得接受美國任何援助。財政上有困難，由北京按美國支援數額照撥補助。四、臺灣海空軍併入北京控制。陸軍縮編為4個師，其中一個師駐廈門和金門地區，三個師駐臺灣。五、廈門和金門合併為一個自由市，作為北京與臺北之間的緩衝與聯絡地區。該市市長由駐軍師長兼任。此師長由臺北徵求北京同意後任命，其資格應為陸軍中將，政治上為北京所接受。六、臺灣現任官員官階和待遇照舊不變。人民生活保證只可提高，不準降低。
曹聚仁與蔣氏父子在日月潭談妥了這六項條件後，立即返回香港，將談判情況及六項條件報告給了中國共產黨。然而，此事正在進行之際，1966年中國大陸爆發了“文化大革命”。這一風浪也波及臺灣，蔣介石對國共重開談判產生了疑慮，從而改變了主意。這樣，國共兩黨重開談判之事被擱置。
又過了10年，到1975年春節期間，由於中國共產黨多次發出和談建議與邀請，也出於對臺灣前途的考慮，蔣介石又動了與中共重開談判的念頭。蔣介石將這一使命交給了抗戰前曾主持過國共兩黨談判的國民黨元老陳立夫。陳立夫接受任務後，即通過祕密渠道向中共中央發出邀請毛澤東到臺灣訪問的信息。也許是蔣介石知道自己時日無多，也許是陳立夫心情迫切，在中國共產黨還沒有迴音的情況下，陳立夫便寫了《假如我是毛澤東》一文，在香港報紙上公開發表。他在文章中特別希望毛澤東能不計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時期國共合作的先例，與蔣介石重開談判之路，開創第三次合作的新局面，以造福國家和人民，並殷切歡迎毛澤東或周恩來親自到臺灣訪問，走一走、看一看。
然而，那時的國共兩黨主要領導人都沒能看到國共再次合作的局面。蔣介石在此之後不久的1975年4月去世。第二年，周恩來、毛澤東也相繼與世長辭。歷史留下了永久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