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早年毛澤東：傳記、史料與回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這本書，感觸頗深。如果說，當年是權延赤等作家使毛澤東“走下神壇”，那麼，這本書則以其無可爭議的原始性和真實性，使毛澤東這位偉人更為“返璞歸真”。
正如這本書的編者劉統所說，偉人的傳記通常有兩種，一種是在偉人身後修撰的，這種傳記是正史，由歷史學者集體編寫，周密而詳盡，當然也充滿了歌頌與崇敬，為之樹立了高大的形象。另一種是在偉人成名之前，由某個人為其撰寫的傳記或訪問記。由於這些著作出於個人的視角和感受，寫得比較樸實、自由，不為尊者諱，“恰如一塊璞玉，雖有瑕疵，但卻天然”，因而也更顯珍貴。
《早年毛澤東》選擇了七部有關毛澤東早期生活的著作，作者既包括斯諾、斯特朗等外國記者、作家，又有蕭三、蕭瑜等毛澤東在湖南一師的同學，以及張如心、莊淡如、許之楨等國內學者。
在這本書中，最有價值的還是斯諾的《毛澤東自傳》。這部傳記的產生，充滿了偶然和傳奇的因素。斯諾是一位自由撰稿的美國記者。1936年7月，在宋慶齡的幫助下，他衝破重重險阻，來到處在嚴密封鎖中的陝北紅區採訪，並與毛澤東在窯洞裡暢談了十幾個晚上。後來，《毛澤東自傳》作為《西行漫記》中的一章出版後，在國內外引起了極大關注。這部傳記最吸引人之處，在於斯諾典型的記者化風格----客觀真實、敘述生動、語言簡潔，注重個性與歷史實際的結合；尤其是通過一個外國人的視角，使那些習以為常的材料，煥發出新的生機。
其實，對於歷史最有趣味的描述和閱讀，並非將一切歷史事件視為早已發生的結果，而應設身處地與歷史人物一起，去感受當時所面臨的各種選擇的誘惑，並作出帶有偶然性的結論。
毛澤東並不是天生的偉大領袖。他16歲時，才頭一次走出偏僻閉塞的韶山沖，好不容易進入高等小學就讀。在1911年時，他對中國充滿了不成熟的憧憬，希望中央政府由孫中山當總統、康有為作總理、梁啟超當外交部長。正如他在1962年時所說：“過去，特別是開始時期，我們只是一股勁兒要革命。至於怎樣革法，革些什麼，哪些先革，哪些後革……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沒有弄清楚。”
應當說，歷史給這位中國未來命運的偉大引導者的學習機會，似乎來得晚了些。但對於真正的偉人，這反而會給他們打破常規、創造歷史留下更為廣闊的想象空間，猶如只有在一張白紙上，才可能描繪出更加多彩的畫面。
從青年時代起，毛澤東就表現出一生中最明顯的特點：胸懷大志、目光高遠，肯下工夫做那些艱苦而又平凡的事，卻又絕不糾纏細枝末節。他和他身邊逐漸聚集起來的風華正茂的青年學子們一道，以天下為己任，“揮斥方遒”，“糞土當年萬戶侯”，積極探尋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而毛澤東又是這個群體中最為自覺的一個。他在學校裡堅持“三不談”：不談瑣事，不談金錢，不談男女之事。在那青春洋溢的歲月裡，他對自己的衣食外表，毫不在意，總是簞食瓢飲、穿著樸實，卻把身上的錢大都花在買書和訂報上。
更為難得的是，這個湖南的農村青年具有一種神奇的預見性，似乎早就預感到有一天他會面對難以想象的艱難險阻，用自己的肩膀去挺起國家和民族這座將傾的大廈。因此，毛澤東很早就開始有意識地強健自己的體魄，磨鍊堅強的意志和永不服輸的精神。他在鬧市裡讀書，到寒江中游泳，在田陌間露宿，到曠野裡櫛風沐雨，身上不帶分文，到省內各縣徒步遊學……所有這些，在毛澤東後來的革命生涯中，特別是在井岡山時期和長征途中，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或許是來自農村的緣故，毛澤東深知真理是在平凡的土地裡生長出來的，而非萌芽於高深華麗的語言。他深知，任何崇高美好的理想都必須建立在社會實踐的基礎上，建立在最瑣碎、最平凡、最根本的努力之上。這就是毛澤東的偉大之處。他與同時代那些從國外留學歸來、有著光鮮外表和漂亮理論、口若懸河的年輕同事們的最大區別，也在於此。毛澤東能夠穿越書本上那些精深的語句，落實到社會實踐中去。他不迷信權威、不盲從眾人，重視調查研究，善於讀社會這本大書。最終，只有他才最真切地瞭解“中國的事情”，找到了一條最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
相比其他版本的毛澤東傳記，這本書的最大優勢是多人、多側面、多角度地展現了早年毛澤東學習、生活、革命的方方面面，因而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作為當事人，該書的作者們為我們展現了一個有革命理想、刻苦學習、勇於實踐和堅韌不拔精神的早年毛澤東的形象。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偉人相對完整的成長過程與歷史背景，看到了一個偉人精神氣質的轉變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