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德故里四川儀隴德園，有一塊字高、寬各22.6米的巨型顏體“德”字，被凹刻於一塊平整筆立的絕壁之上，赫然入目，蔚為壯觀。據當地專家介紹，這個特大“德”字取於朱德元帥1961年11月所寫的《辛亥雜詠》詩末簽名手跡，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大的單字石刻，彰顯了一代偉人的博大胸襟與豪邁氣魄。“德”，涵蓋了人生信仰、責任擔當、誠信仁義等一切美好品行的道德範疇，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如果要為儀隴那氣勢磅礴的巨型“德”字摩岩石刻選一位形象代言人，朱德元帥無疑是不二人選，他用光明磊落的一生詮釋了什麼是德高望重，什麼是品行雙馨。
朱德像
有一種“官德”叫信仰
朱德出生在四川儀隴縣一個農家，少年下田勞作並讀過私塾，20歲時到成都考取了高等師範，畢業後回縣城當了體育教員。看到社會黑暗和時局動盪，他徒步跋涉3個月到昆明，考入雲南講武堂。
在講武堂中，朱德參加了反清革命的同盟會，參加了辛亥革命。講武堂畢業後，朱德在滇軍中由少尉排長幹起，在討袁和軍閥混戰中一直升至少將旅長，名震川滇。當時他與別的將領不同，對黷武爭權深感厭倦，卻獨好音樂，並在家中廣泛接納青年軍官及學生，喜讀《新青年》等進步書刊。1921年，朱德主動離開月收入大洋數以千計的軍界，外出學習。次年，朱德到上海見到孫中山，孫中山正在籌劃如何奪回廣州，重建共和政府。孫中山打算藉助滇軍的力量，討伐陳炯明，因此，希望朱德能夠重返滇軍，助他一臂之力。朱德雖然同情孫中山此時的處境，但是，十多年的親身經歷使他對孫中山希望藉助一部分軍閥去打擊另一部分軍閥的做法已不抱希望。他誠懇地說：“大總統，您應該有一支自己的軍隊，一支真正為國民而戰的軍隊啊！”
不久，朱德見到陳獨秀，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一箇舊軍隊的將軍想入黨，這使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大感驚訝。朱德鏗鏘有力地坦陳：“如果為了個人的享受，我就不會來找共產黨了，我可以回到軍閥部隊中去，可以成就個人的功名利祿，但我正因為要拋棄這些，為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奮鬥，所以，我才選擇了共產黨！”
陳獨秀看著朱德，沉默起來。後來，陳獨秀掀茶蓋端茶碗喝了一口茶，示意朱德喝茶，朱德吃了一驚，顯然，這是送客的姿態。
朱德告辭出來，他沒有失望，他覺得自己的革命信念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烈了。此時朱德主意已定，他要到歐洲去，去留學，到革命的發源地去接觸原汁原味的革命真理。
1922年秋，朱德乘船赴歐，到德國學習戰術，並研究社會主義理論。在那裡，他見到了周恩來。第二年，經周恩來介紹加入了共產黨。
1949年春天，中共中央機關動身離開西柏坡“進京趕考”時，朱德曾說：“要是考得不好，就要退回延安。”走進“考堂”的中國共產黨人的確面對著全面執政這份高難度的“考卷”，我黨“趕考”的進程不是一帆風順的。由於執政實踐時間短，理論上和思想上準備不足，後來導致出現了“大躍進”和“反右傾”等錯誤，釀成了“文化大革命”。在文革開始後，朱德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但是他始終堅定理想信念不動搖。1966年，他已經80歲了，當他看到中央和地方許多黨政領導幹部被作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黑幫分子”“叛徒”“走資派”，受到批鬥、被抄家，看到工廠農村的生產秩序受到嚴重衝擊、整個社會陷入極端混亂時，他的心情十分沉重，常常仰靠在沙發上緊閉雙目。有一次，祕書走近他才睜開眼睛，神色凝重，無聲的抗議訴說著不妥協的語言！
他在參加中央會議時，多次坦陳自己的看法：“現在群眾已經起來了，我有點兒怕出亂子，特別是怕生產上出亂子。”“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把你也打成反革命，把他也打成反革命。我看，只要不是反革命，錯誤再嚴重，還是可以改正的。一打成反革命就沒有路可走了，這個問題要解決。”可是，整個局勢卻越來越惡化了。很快，從上海擴展到全國，掀起一場由造反派奪取黨和政府各級領導權的“全面奪權”的狂潮。
造反派先後衝進劉少奇等家中對他們進行圍攻和批鬥，也包圍了朱德的家。“炮轟朱德”“朱德是黑司令”之類的標語和大字報鋪天蓋地。朱德安慰康克清說：“歷史是公正的，主席和恩來是瞭解我的。”並對孫輩說，“你們記住！歷史就是歷史，歷史是任何人都篡改不了的！”
在當時那種特殊的歷史情況下，朱德仍然堅定自己的理想信念，榮辱不驚，大氣凜然。這種氣度，源於他從小艱苦生活磨鍊和長期艱難奮戰的經歷，更是他實事求是、追求真理的崇高思想品格的集中體現。
有一種“官望”與功勞無關
1928年4月，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餘部及湘南農軍和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在江西省寧岡礱市勝利會師，史稱“朱毛會師”。時年，朱德42歲，毛澤東35歲。為了一個共同的信念和目標，一個吃麻辣的四川漢子和一個吃辛辣的湖南漢子走到了一起。從此，“朱毛”的名字便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他們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長達48年的友誼也由此開始。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選舉產生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主席，決定朱德為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由於國民黨在很長一段時期裡把朱德、毛澤東並稱為“赤匪匪首朱毛”“土匪頭目朱毛”，並把紅軍叫作“朱毛軍”。毛澤東曾笑言過：“他（朱德）是豬，我是豬身上的毛。”朱德也曾說過：“朱離不開毛，朱離開毛過不了冬。”
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上，朱德旗幟鮮明，慷慨陳詞，嚴肅地批判了“左”傾冒險主義的軍事路線，堅決支持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革命。
1935年6月，一、四方面軍會合後，分左右兩路軍北上，左路軍由朱德和張國燾率領。毛澤東、黨中央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確定繼續北上，張國燾出於對形勢的悲觀估計和篡黨奪權的狂妄野心，擅令部隊南下，頑固堅持其逃跑主義的錯誤路線，甚至另立中央，公開打起反黨旗號。他們開會圍攻朱德，威逼他譴責毛澤東並與毛澤東斷絕一切關係，還要求他譴責黨中央北進的戰略方針。朱德嚴詞拒絕，明確表示：“你就是把我劈成兩半，但你割不斷我和毛澤東的關係。中央的路線是正確的，我是舉過手的，我不能反對！”表現了共產黨人臨大節而不辱的堅定原則性。
為了擴大“偽中央”的聲勢，張國燾宣佈朱德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朱德嚴正表示：“你不能另起爐灶，你的做法我不贊成，我要接受黨中央的領導，不能當你封的那個委員、這個委員什麼的。我按黨員規矩，保留意見，以個人名義做革命工作。”
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朱德始終從大局出發，堅持黨內鬥爭的正確方針，耐心宣傳中央的正確主張，深入細緻地進行思想工作，耐心說服、教育、團結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克服分裂，最終實現了紅軍三大主力在西北的大會師。
儘管功勞顯著，聲望不斷提高，和毛澤東被並稱為革命領袖，但朱德卻從來不爭功奪權，而是全力維護領導班子的團結，維護中央的威信，只是在關鍵時刻才站出來亮出自己的看家本領。
1957年，毛澤東決定不再擔任國家主席。1958年12月，中央書記處草擬了一份第二屆人大常務委員會國家領導人候選人名單，發給中央一些主要負責人徵求意見。此前，關於國家主席的人選，大家的意見已經集中在了朱德和劉少奇兩個人身上。而在這份名單上，劉少奇仍留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很明顯，這便暗示著國家主席的最後候選人只剩下了朱德。12月29日，朱德給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寫了一封信：“小平同志轉書記處同志們：我提議劉少奇同志作為國家主席候選人更為適當……至於我的工作，歷來聽黨的安排，派什麼做什麼，祈無顧慮。”這封信表明，朱德放棄了由國家副主席再擔任國家主席的可能，主動推薦劉少奇為國家主席候選人。
襟懷坦蕩、以國家與人民的利益為重，不計較個人地位的高低進退，這就是朱德高遠的人生境界。我們經常講領導幹部的“官望”，說到底那就是“德”的感召力。
有一種“官話”叫講真話
提及朱德，許多人會說他是好人。提起好人，人皆贊之。但如果在好人後面加上“主義”二字，味道和性質就變了。好人主義把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利器”變成“鈍器”，將批評別人看成“不給面子”，將被別人批評當作“結下樑子”，從而導致“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藥性失效。但朱德始終敢於直面矛盾，敢於揭短亮醜，敢於講真話。
在延安的“搶救運動”中，在廬山會議上，他都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不去整人。在黨內政治運動中，朱德特別注重團結，嚴格掌握黨的政策。在延安整風審幹中的“搶救運動”中，普遍發生了亂批、亂鬥、亂打、亂抓的現象。而朱德在領導軍委系統的整風審幹工作中，強調對人的處理要慎重，要嚴肅、認真、穩重，嚴格掌握黨的政策，不要錯批、錯鬥一個好人。當時，軍委機關有一個高級參謀室，成員大多是原國民黨部隊高級將領，後來到延安投身革命，其中很多人歷史複雜，有些人自然盯上了他們。朱德主動找他們談心，勉勵他們要消除顧慮，實事求是地向黨交心，避免了“搶救運動”擴大化，保護了一大批人。
1959年7月，朱德在廬山會議上坦誠地說：“去年的成績是偉大的。但對農民是勞動者又是私有者這一點估計不足，‘共產’搞早了一點兒。食堂要堅持自願參加的原則，還要搞經濟核算。食堂即使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壞事……”朱德的發言，語調平和但觀點鮮明，意見尖銳，很有分量。當時，農村公共食堂被奉為“共產主義因素”，“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辦公共食堂，實行“吃飯不要錢”，被說成是群眾創造的“新事物”，神聖不可侵犯，批評它、否定它無異於捅馬蜂窩。朱德不避諱這種重大的敏感問題，敢於提出“‘共產’搞早了一點兒”，“吃飯不要錢，那一套行不通”，“食堂即使全部垮掉，也不一定是壞事”，這是需要政治勇氣的。
對於“大鍊鋼鐵”，朱德也不以為然。他說：“至於工業嘛，主要是大鍊鋼鐵搞亂了，指標太高，一轟而上，划不來。”這又是在捅馬蜂窩，因為在當時，“大鍊鋼鐵”是“大躍進”的主要內容，是“超英趕美”的具體行動。對“大鍊鋼鐵”有微詞，就是對“三面紅旗”的態度有問題，這又是冒政治風險的。
其實，朱德講這些意見，並不是一時興起。它們來自對中國國情，特別是農村實際情況的正確認識，出自對國家建設和人民生產的真誠關心。他胸懷坦蕩，從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廬山會議期間，朱德多次和一些省（主要是中南各省）的負責人談話，瞭解情況，發表了很多意見。這些意見，大多是針對“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中“左”的錯誤提出來的。
毛澤東在全體會議上發表了長篇激烈的講話，對彭德懷的信進行了嚴厲批判。在這種風雲突變的情況下，朱德對彭德懷雖然也進行了批評，但是他仍很注意分寸，沒有亂扣帽子，並且一再肯定彭德懷信的積極一面和他的優良作風：“彭總在生活方面注意節約，艱苦卓絕，誰也比不過他。彭總也是很關心經濟建設的，只要糾正錯誤認識，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彭總髮言的態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暢快的。”
後來，朱德在廬山會議也受到了錯誤的批評，但他並不氣餒，沒有因此而“轉向變調”。在1961年5月9日視察貴州、陝西、河南、河北四省後，朱德再次寫信給毛澤東反映農村公共食堂問題，指出一些地方辦食堂既浪費人力，又浪費物力。正因為有了包括朱德等領導人在內的高級幹部們的敢於直言，才有了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對“左”的錯誤進行了檢討。
有一種“官念”是念緊“緊箍咒”
在紅四軍一次突圍戰鬥中，朱德與部隊被衝散了，一群國民黨軍隊的兵看他芒鞋草履、衣衫破舊的樣子，像一個伙伕，就喝問“你知道朱德在哪裡？”朱德用手向別處一指，敵軍便不屑一顧地揚長而去。他們根本不會想到，共產黨一個軍長的裝束，竟然樸素得與伙伕沒有什麼兩樣。
1937年11月，朱德的一個外甥從四川老家隨抗日部隊來到山西省的八路軍總部，告訴他家裡人因他參加革命而遭受株連和迫害，家境非常困難。朱德雖身為八路軍總司令，但身無分文，便在山西省洪洞縣給他四川的好友戴與齡寫了一封信：“……家中有兩位母親，生我養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歲乏食，恐不能度過此年，又不能告貸。我數十年無一錢，即將來亦如是。我以好友關係，向你募二百元中幣，速寄家中朱理書收。此款我亦不能還你，請做捐助吧！”
堂堂八路軍總司令，卻連寄錢盡孝的能力都沒有。區區200元難倒了總司令，於是只得求助川中好友了。信中充滿了信賴與厚望，信結尾處的“望你做到復我”，其言外之意是：你一定要把錢寄到再給我回信。而且借錢的時候就宣佈“此款我亦不能還你，請做捐助吧”。
新中國成立後，朱德不僅告誡全黨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而且自己始終如一地以勞動人民的兒子為榮，克勤克儉，清正廉潔。對於金錢物質享受，朱德看得很淡。朱德反覆強調：“粗茶淡飯，吃飽就行了，衣服乾乾淨淨，穿暖就行了，不然就不好到工農中去了。”
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對領導幹部的反腐倡廉教育工作，始終把它作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的重要任務來抓。朱德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為執政黨的廉政建設和紀律檢查工作作出了開創性貢獻。他要求黨的各級紀律檢查部門，要隨時瞭解、檢查和糾正黨員幹部侵犯群眾利益的行為，使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能密切聯繫群眾。
朱德一生始終以普通一兵和勞動人民普通一員的姿態出現。廚師鄧林回憶，一般人以為朱老總是中央領導，吃飯是特灶，標準一定很高。“可實際上，老總、康大姐和我三個人加起來的伙食費平均每月都不過50元，就是按當時的標準，也只勉強稱得上是中層幹部的水平。平時，如果飯菜剩了，朱老總不讓倒掉，下一頓還要接著吃。有時來了客人，就囑咐我添一兩個簡單的菜，從不鋪張。”朱德經常對鄧林說：“我不讓你每天做大魚大肉，不是怕花錢，主要是要養成儉樸的習慣，一切從6億人民出發，生活上不要太超乎老百姓水平之上。”
他從沒拿過元帥軍銜的較高工資，只拿行政級別工資。他平時節衣縮食，從工資中積攢了兩萬多元存款，去世前囑咐親屬：作為黨費交給組織。中共中央辦公廳特別會計室收到了以“朱德同志”名義交來的20,306.16元，成為朱德的最後一次黨費。這張收據，陳列在毛主席紀念堂裡的朱德同志紀念室，成為革命傳統教育的一個珍貴教材。
有一種“官風”叫家風
家庭的影響是朱德家庭教育觀形成的第一課堂。朱德後來回憶母親時寫道：“我應該感謝母親，她教給我與困難作鬥爭的經驗”，“給我一個強健的身體，一個勤勞的習慣，使我從來沒感到過勞累”。“她教給我生產的知識和革命的意志，鼓勵我以後走上革命的道路。在這條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認識：只有這種知識，這種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寶貴的財產。”
在良好家風的教育下，朱德功勳卓著，但不驕不躁，並毫無保留地傳承給子女。他告誡後輩，不要躺在老一輩的功勞簿上，否則就會變成資產階級的少爺。他杜絕子女利用父親的職位便利享受任何特權，為家人規定“三不準”：不準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車；不準親友相求；不準講究吃、穿、住、玩。朱德還規定，兒女們上班、孫子們上學，一律不得用自己的車子接送，他認為，小汽車是黨和國家分配的工作用車，不是私有財產，除了本人工作使用外，家裡任何人都不能使用，否則會培養他們的享樂思想和特權思想。從用車這樣的小事中，朱德掂出很重的分量，他的生活原則和做人準則從不含糊，容不得半點兒私情。女兒朱敏曾說：“正因為當初爹爹沒讓我享受特殊的生活，讓我和普通人一樣生活和工作，才使我今天能擁有普通人幸福的生活和普通人那金子般的平常心。”
在長期探索如何教育子女、如何培養接班人的過程中，朱德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觀點：要接班，不要接“官”。接班，是接革命的班，接為人民服務的班，如果忘掉了人民，心裡想的是當官，就會脫離群眾，早晚有一天要被人民打倒。要接好班就必須掌握為人民服務的本領，實實在在地幹工作。
朱德審時度勢地看到，新中國成立之初急需各方面的建設人才，為此他鼓勵兒孫們要努力掌握一門專業技術，成為有用的專門人才。第二個外孫分配到工廠工作後，朱德很高興地說：“當工人好啊，就是要當工人農民。不要想當‘官’，要當個好工人。”大外孫初中畢業後，朱德建議他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務農，結果大外孫被分配去養豬，由於力氣不夠，把豬食灑了一身，他一生氣，給家裡寫了一封信，要求調回北京。朱德知道後，馬上回信進行了嚴肅的教育：“幹什麼都是為人民服務，養豬也是為人民服務，怕髒、怕苦不願養豬，說明沒有樹立起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人民服務就不要怕吃苦。勞動沒有貴賤高低之分。想調回來是逃兵思想。”
朱德指出，下鄉插隊的，要虛心接收農民的再教育，做一個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進工廠的，要在廠裡吃住，多和工人接觸，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他說：“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是關係到青年人能否接好班的大問題，應該很好地在農村鍛鍊，虛心向群眾學習，才能有豐富的知識，寬闊的胸懷，堅強的革命意志，才能真正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領導幹部之“德”，看似無形實有形。因為人民群眾能夠實實在在感受到、體會到，最終會形成“口碑”。在朱德誕辰120週年的紀念大會上，人民和中央這樣給他全面的表述：“朱德同志身上集中體現了共產黨人的堅強黨性和崇高品格，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的確，領導幹部只有勤修為官為人之德，把修德作為終生必修課，才能不斷提高思想境界，形成高尚情操，以人格魅力取得事業成就，贏得群眾擁護和支持。所以，今天我們更要向朱德同志學習，只有以“德”行天下，為心靈尋找正能量，這個世界才會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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