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老一輩的開國領導人中，周恩來與朱德經過長期革命鬥爭的嚴峻考驗，從相識、相交到相知，歷經半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結下了深厚的情誼。筆者由於工作關係，在1992年鄧穎超同志逝世後，曾多次進入北京中南海西花廳。在至今仍按原樣保存的周恩來臥室裡，我們見到的只有簡單的傢俱和床上普通的鋪蓋，沒有什麼擺設，唯一引人注意的是在周恩來臥室西側的一張小圓桌上，端端正正擺放著一幀朱德戴著老花鏡正在看文件的照片，照片前還鋪著一條花毛巾，很像接待國賓時鋪下的紅地毯。由此可見周恩來在世時對朱德的敬仰和熱愛。朱德的女兒朱敏曾動情地說過：“幾十年內，周伯伯與父親休慼與共。他們互相尊重，政治上互相鼓勵，工作上相互支持，生活上互相關懷。”這是她的肺腑之言，也是對兩位老革命家之間友情的高度評價。
相識：始於萊茵河畔
上個世紀20年代初，周恩來為尋求救國真理西旅歐洲，很快就成了中國共產黨初創時期8個共產主義小組之一的巴黎小組的重要成員，經常活躍於法國巴黎、英國倫敦、德國柏林和比利時布魯塞爾等歐洲各地。
1922年11月的一天，兩位陌生的年輕人輕輕地敲開了周恩來在柏林萊茵河一側的臨時寓所的門。周恩來一見到這兩位風塵僕僕遠道而來的客人，就立即親切地上前和他們熱烈握手，並關切地問道：“你們有什麼事需要我幫助嗎？”其中一位激動地自我介紹說：“我叫朱德，字玉階，四川儀隴人；這位叫孫炳文，是我的好朋友。我們是專門來找共產黨的。”
周恩來一直關心著國內的時事政治，早就知道當過護國軍旅長並參加過討伐袁世凱的朱德這個名字，想不到在異國他鄉見到他了，就立即把他們請到屋內讓座倒茶。
經過徹夜長談，朱德、孫炳文兩人向周恩來傾訴了他們拋棄官祿和地位，決心投奔共產黨卻被陳獨秀拒之門外的不解心情，希望周恩來能介紹他們入黨，為救國救民幹一番事業。周恩來仔細聽著，不時問了他們一些國內形勢和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看法，並不斷在自己的筆記本子上做些記錄。當時，朱德年已36歲，周恩來只有24歲，但這時的周恩來作為中國共產黨創建人之一，已經是中國共產黨旅歐組織的重要負責人。他對眼前這位年長自己12歲而又對革命執著追求的行伍軍官十分尊重，認為他忠厚、誠實，是革命隊伍裡難得的人才；朱德也對這位才華出眾、熱情瀟灑的青年人從心底佩服。就這樣，在周恩來和當時中共旅歐組織重要負責人張申府的努力與同意下，朱德和孫炳文兩人都如願以償，加入了他們夢寐以求的中國共產黨，投身到中國革命的滾滾洪流之中。這也開啟了周恩來和朱德之間50多年的深情交往。
共事：始於南昌起義
當時朱德是作為“特殊黨員”入黨的，周恩來要求他不暴露身份，先到蘇聯的莫斯科學習一段時間，然後潛回國內，並儘可能爭取一些軍權，以後好相機行動。
朱德按照黨的指示，在莫斯科生活、學習了一段時間後，很快回國到南昌創辦了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在隱蔽戰線上為黨培養早期軍事骨幹。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繼蔣介石之後背叛革命，與蔣介石一起瘋狂屠殺共產黨人。周恩來受黨中央派遣，由武漢經九江祕密前往南昌。這時，周恩來是黨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南昌起義的前委書記，也就是這次起義的總指揮；朱德則是一名成熟的黨員，他在自己的寓所擺下“鴻門宴”，拖住了幾位敵團長，從而削弱了敵人的力量。8月1日，在周恩來、朱德等人一起精心策劃、精心組織下，起義軍終於以革命的武裝對付反革命的武裝，打響了以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舉起了革命的紅旗，成功發動了南昌起義。周恩來和朱德也由此從隱蔽戰線上的互相配合發展到公開戰線上的相互合作。
八一起義的槍聲震撼了蔣介石、汪精衛反革命集團的營壘，八一起義的號角也為周恩來和朱德之間譜寫了親密合作的新樂章。
相輔：始於第四次反“圍剿”
1933年初，以王明、博古為首的黨中央排擠了毛澤東對中央蘇區軍隊的正確領導。這時，蔣介石正調陳誠等重兵對中央蘇區實行殘酷的第四次“圍剿”。已代替毛澤東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負領導戰爭的總責”的周恩來仍希望由毛澤東領導指揮反“圍剿”戰爭，但經向中央交涉無效後，只好與朱德一起率紅軍主力赴前線作戰。他倆審時度勢，不顧中央三令五申要他們攻打南豐等敵人軍事重鎮的錯誤指示，主動在久攻不下的南豐城外撤出戰鬥，以少數兵力引誘敵人，將大部分兵力隱蔽集結於黃陂、草臺岡一帶，然後對敵人發起突然襲擊，打垮了敵人，俘虜上萬人，繳槍萬餘支，從而取得了紅軍第四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
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既是紅軍以弱勝強、成功地採用運動戰打敗強敵的勝利，也是周恩來和朱德聯合戰勝黨內錯誤領導的勝利，是他們在軍事上的一次“珠聯璧合”。
見證：一條毛毯
在國家博物館內，收藏著一條打著許多補丁的毛毯。這條普通的毛毯有著非凡的經歷。
1931年春，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軍在江西寧都起義後，起義軍的高級將領董振堂見到紅軍總司令朱德儘管職務高、年齡大，卻仍舊穿草鞋、睡光床，很受感動，就把自己的一條蘇聯產的淡粉紅色的毛毯送給了朱德總司令。
這條毛毯隨著朱老總在中央蘇區經歷了五次反“圍剿”的日日夜夜，後來又隨著他經歷了二萬五千里長徵的萬水千山，來到了陝北。西安事變發生後，周恩來應張學良之邀要去西安處理事變的善後事宜。當時正值隆冬，天寒地凍，大雪紛飛，朱老總想到周恩來頂風冒雪地前往西安，怕凍壞了周恩來的身體，就從家中拿出這條毛毯轉贈給了周恩來，好讓他沿途禦寒。
1937年4月25日上午，周恩來和張雲逸等乘坐一輛大卡車由延安出發去西安參加國共和談。車行至延安南邊30餘公里的勞山時，突然遭到一股200多名土匪有預謀的伏擊。連同周恩來在內的22名同志當場犧牲了11人，另有7人受了重傷，只有周恩來、張雲逸、孔石泉和曹鴻都4人完好。帶著這條毛毯的周恩來隨侍副官、延安衛戍司令部參謀長陳友才臨危不懼，在身中6彈的情況下，依然頑強地挺立在卡車上，指揮警衛人員還擊敵人，掩護周恩來脫離了險境。壓在陳友才身體下邊的這條毛毯浸透了他的鮮血……
中央警衛團接到險情報告後，迅速執行毛澤東的命令，趕來打走了土匪，又從烈士的忠骸下找回了這條毛毯，使它回到主人身邊，繼續伴隨著周恩來走上那為挽救民族危亡的談判之路。
第二次國共合作成功實現了。朱德率領八路軍東渡黃河親赴前線打擊日本侵略者。周恩來考慮到朱老總年事已高，加上前線戰爭緊張，生活條件也十分艱苦，就將鄧穎超一針一線縫補好的毛毯重新回贈給了朱老總。這條毛毯伴隨著朱老總一直到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迎來了新中國的光榮誕生!
這條普通的毛毯寄託著周恩來和朱德兩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之間的無限深情，也是他們為革命、為民族、為祖國出生入死的真實見證。
訣別：在周恩來病房
“文革”後期，周恩來不幸患病。得到消息後的朱德一直牽掛在心。他想多去看望幾次，又怕影響周恩來養病，這使他長時間處於兩難之中。在周恩來生病的3年多時間裡，朱德只到病房看過一次周恩來，誰知那竟是他們的訣別!
據周恩來的貼身衛士高振普將軍回憶：
1975年7月11日下午，總理午睡起床後，在病房內做操。這是他堅持多年的“八段錦”運動，只要身體條件允許，他是不會停止鍛鍊的。
總理邊運動邊對我說：“你打電話問一下朱老總的身體怎麼樣了，他現在有沒有時間，前些日子他想來看看我，因為我當時身體不太好，沒能請他來。今天可以了，看老總能不能來。”我答應馬上去打電話。總理又囑咐說：“現在是4點多鐘，如果朱老總可以來，5點鐘到這兒，大約談上半個小時，5點半離開，6點鐘他可以回到家吃飯。按時吃飯是朱老總多年來的習慣，他有糖尿病，年歲又大，不要影響他吃飯。如果今天不能來，請他去北戴河之前來一趟。”總理事情總是想得那麼周到，處處為他人著想。
我把總理想見朱老總的事報告了鄧大姐，她指示我直接找康克清大姐。我要通了康大姐的電話，報告了總理請朱德委員長來醫院的意思。康大姐說：“請報告總理，老總的身體挺好，這幾天沒有安排別的事。他想去看總理，一直在等你們的電話。他是要見過總理後再去北戴河的。”我把朱老總可以來的消息報告了總理，同時傳達了康大姐對總理的問候。
總理在病房裡踱著步，思忖片刻說：“換上衣服，到客廳去見老總，不要讓他看到我穿著病號衣服。”
5時50分，朱老總來了。周總理起身迎向朱老總，兩人同時伸出了雙手。朱老總用顫抖的聲音關切地問：“你好嗎？”總理回答：“還好，咱們坐下來談談吧。”
朱老總已是89歲高齡，動作有些遲緩。我們扶他坐到沙發上。總理示意關上客廳門，我們都退了出去。
客廳裡，只有兩位叱吒風雲的偉人在交談。
6時15分談話結束，總理送朱老總走出客廳，兩人緊緊地握手告別。總理看著朱老總坐上汽車離開後，才轉身回他的病房。
誰曾想，這竟是共和國兩位領袖的最後一次交談!誰又能想到，這次相見竟是兩位老戰友的訣別!
遺憾：“這怎麼對得起恩來？”
1976年1月8日，比朱德小12歲的周恩來與世長辭，朱德這位指揮過千軍萬馬的老帥，禁不住流下了他革命生涯中極少有的眼淚。
在接到向周恩來遺體告別的通知後，戎馬一生的朱老總特意穿上整潔的軍裝，讓女兒朱敏陪同他趕往北京醫院。行車途中，朱老總就要摘下軍帽向他的老戰友致意，朱敏只好幾次抬手幫他把軍帽扶正。當走近周恩來的遺體時，朱老總左手託著軍帽，兩眼直盯著躺在鮮花叢中的周恩來，淚水情不自禁地又流淌下來。他莊重地舉起右手，向周恩來的遺體行了一個標準的軍禮，把他對周恩來的千情萬意都融在這一軍禮之中。
回家後，朱老總一連幾天不吃不睡，完全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致使已經90高齡的他身體更加虛弱，難以支撐。1月15日當他想前去參加周恩來的追悼會時，兩腿卻軟得再也沒有力氣站起來。他難過得直搖頭嘆氣：“唉，去不成了，這怎麼對得起恩來？”同年7月6日，朱老總也與世長辭，追隨老戰友周恩來而去。
周恩來和朱德這兩位開國元勳雖已離開我們40餘年了，但他們的革命情誼必將成為傳世風範，永垂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