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徹底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用毛澤東的話說，“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當年造就這一“大事變”的一些歷史人物，如“南陳北李”，又如參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早已廣為人知。而對周恩來在建黨過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則暫付闕如、知之者不多。事實上，同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人一樣，周恩來不僅是中國最早接觸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之一，而且是黨的早期組織的重要創始人之一，這是他對建黨的重大貢獻。
五四風暴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是通過1919年爆發的五四愛國運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並且日益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過程，也就是醞釀、準備到建立中國共產黨的過程。作為心憂天下、追求真理的熱血青年，周恩來始終站在這一歷史潮流的前列。
周恩來出生在19世紀末葉，那是中華民族飽經內憂外患、災難深重的時期。列強欺凌、民不聊生的社會萬象，讓他少小之時就立志救國，12歲便鏗鏘講出“為了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豪言。他那時的作文、詩篇都懷著強烈的社會使命感，表達了對黑暗時政的憂憤之情，並將把祖國從危難中拯救出來視為己任。1917年，19歲的周恩來東渡日本，開始探索新的道路。他給同學的臨別贈言是“願相會於中華騰飛世界時”。“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這首大家熟知的壯美詩篇更抒發了他青年時期的救國抱負。周恩來認為“人總要有個志向”，“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國，盡力社會”。他的理想和抱負不在於精通某些學科，而是改造社會，救國救民。這種大志向不僅決定了他的人生道路，也影響著他的學習態度和方法。他在日記中寫道：求學何必終日守著書本呢？“事事都可以用求學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舉一動、一切的行事”，以便了解他們的國情。周恩來提出要“另闢‘新思想’，求‘新學問’，做‘新事情’”。他精闢分析了中國衰弱的原因，認為“全是因為不能圖新、又不能保舊、又不能改良”的緣故。“望諸同志人人心中有著這個‘新’字，中國才有望呢”。為了“邃密群科”，他給自己定下每天讀書13小時半的計劃。留日一年多的生活，周恩來在思想上經歷了一些艱難和曲折，一方面他對日本社會越來越失望，一方面又覺得先後設計的諸多救國方案沒有一個能夠解決中國的問題。他在京都的詩作，流露出心中的痛苦和彷徨，當然更有重新燃起的希望。當母校南開中學創辦大學部的消息傳來，他決定“返國圖他興”。就在這個時候，五四運動的風暴席捲神州大地，改變了周恩來的人生道路。
五四運動，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背景下爆發的，其導火索是西方列強在巴黎和會上損害中國主權。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凌辱行徑和北京政府的賣國政策，一批為追求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先進分子，走上街頭，進行鬥爭。他們開始“用無產階級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紛紛發表演講、撰寫文章、創辦刊物、成立社團，宣傳馬克思主義，積極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和路徑。
在日本時，周恩來就瞭解到十月革命的情況，閱讀了當地學者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著作，初步認識了唯物史觀、資本論和社會民主主義等原理。對此，他深有感慨：“二十年華識真理，於今雖晚尚非遲。”與國內的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相比，周恩來更早更多地接觸了馬克思主義。這為他在五四運動中展示才華、發揮作用奠定了基礎。
五四運動震動了全國，也震動了天津。周恩來還未入學便投入到了這場熱烈的學生愛國運動中。大家熟知他品學兼優、才能出眾，邀請其主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周恩來表示，這次回來就是為了參加救國鬥爭，負此責任義不容辭。起草的《發刊旨趣》，高度評價五四運動的意義，宣揚“民主主義”精神和“革心”與“革新”的辦報主旨。發表後，天津各大報紙紛紛轉載，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創刊號上週恩來以“革心!革新!”為題撰寫的發刊詞，鮮明地提出了改造社會、改造思想的號召，被同學譽為“這比我們站在幾千人面前大喊一陣，可有用得多!”他在報上疾呼：“國民啊!國民啊!黑暗勢力‘排山倒海’的來了。”“我們當知道，我們所恃的是群眾運動。”響亮地喊出：“罷工!罷市!不納稅!罷課!”以《會報》為陣地，周恩來傳播馬克思主義，揭露時政黑暗，喚醒民眾覺悟。他主編的報紙有四五千訂戶，讀者包括學生、員工在內的社會各界。
在周恩來的倡導下，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和學生聯合會選出部分骨幹分子，組成了比學聯更加嚴密的團體——覺悟社，並不定期出版《覺悟》社刊，以“灌輸世界新思潮”。覺悟社的誕生把天津學生運動推向了一個新階段。周恩來規定覺悟社的任務是本著“覺悟”的精神，作引導社會的先鋒。他號召青年學生到工人和其他勞動群眾中去，進行廣泛宣傳，“讓國人知道國事真相”，“用全國的實力”去反對軍閥政府。覺悟社成立不久便引起社會關注。當時的北京《早報》稱覺悟社為“天津的小明星”，認為“會員是天津學界中最優秀、純潔、奮鬥、覺悟的青年”。“他們抱了時時覺悟、刻刻覺悟的決心”，有著改造社會的願望和奮發向上的精神。周恩來總結覺悟社一年來鬥爭的經驗教訓時說，今後的救國道路必須是革命青年在“改造的赤旗下聯合起來”，到民間去，依靠勞工群眾，“切切實實做點事”。這就是“宣傳事業之聯合；社會實況之調查；平民教育之普及；農工組織之運動；婦女組織之促進”。這種依靠工農勞苦大眾對社會進行根本改造的主張，是中國無產階級政黨思想的萌芽。
愛國群眾運動浪潮洶湧向前，覺悟社一直是反帝救亡的排頭兵。1919年11月，天津一千多人遊行演講，聲討日本軍國主義的暴行，數萬人兩次舉行國民大會，焚燒日貨，高呼救亡。1920年1月，周恩來帶領各校五六千學生奔赴直隸省公署請願，遭到反動當局逮捕，被羈押半年之久。他浩氣凜然，無所畏懼，重新思考了許多問題，自己講“思想是顫動於獄中”。他還說：一種革命意識的萌芽，“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在被檢察廳羈押期間，周恩來等組織讀書團、演講會。他分五次演講馬克思主義學說。據他當時編寫的《檢廳日錄》記載，所講內容有歷史上經濟組織的變遷、馬克思傳記、唯物史觀的總論和階級競爭史、經濟論中的餘工餘值說、《資本論》和資產集中說。在被監禁的條件下，能如此比較系統地宣傳馬克思主義，不僅說明了周恩來當時深厚的理論功力，更體現出他的崇高信仰和樂觀精神。這對同他一起坐牢的同學來說，是革命的啟蒙教育，是黑暗中的理想之光。
如果說，入獄前，周恩來是一個關心國家命運和社會改造、積極參加進步活動的學生；而出獄後，他就逐步走上職業革命家的道路。他主張把五四運動以來在全國各地產生的大小進步團體聯合起來，採取共同行動，改造舊的中國，挽救中國的危亡。他帶領覺悟社成員來到北京，約請其他社團代表集會，就“改造聯合”的主張作了說明。李大釗出席了此次活動，激勵大家堅信主義，用主義齊心志、搞聯合。最後，由這些團體共同發表改造聯合“宣言”和“約章”，宣佈要聯合各地主張革新的團體，分工合作，實行社會改造，並且喊出“到民間去”的口號。
“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經過五四運動，馬克思主義喚醒了一批正在尋求救國出路的先進知識分子。他們不僅看清了歷史發展的潮流，而且找到了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擁有了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這就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準備了思想條件。周恩來作為當時著名的青年領袖，是最早也是比較系統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其重要作用可想而知。
周恩來在愛國鬥爭中逐漸認識到，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政府不能單靠學生請願上書、罷課示威，更重要的是發動工農勞苦大眾。民眾覺醒了，鬥爭才能有出路。從日本米騷動尤其是中國的五四風暴中，他深知工農勞苦大眾是革命的偉大力量，“要根本改造社會，就需要喚醒學生和民眾的覺悟，不能等著腐敗政府來殺戮，我們要把有這樣志願的人團結起來進行鬥爭。”堅信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之路，也是中國革命的成功之路。周恩來就是這條道路堅定的開拓者之一。
周恩來和他的年輕戰友們，在傳播馬克思主義並深入工農群眾的過程中，在參加反帝反軍閥的實際鬥爭中，不斷砥礪自己，不斷成長成熟。這些青年先鋒，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準備了幹部條件。
旅歐歲月
在五四運動中，通過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周恩來的思想產生了飛躍。旅歐勤工儉學，通過實地考察並對各種思潮進行比較推求，周恩來的共產主義信念最終確立。他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參與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活動。
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故鄉、近代工業革命的發源地，歐洲是五四運動前後眾多中國進步青年嚮往的地方，周恩來同樣如此。還在獄中的時候，他寫詩贈別將赴歐洲勤工儉學的覺悟社社友：“他日歸來，扯開自由旗；唱起獨立歌。爭女權，求平等，來到社會實驗。”並說，“三月後，馬賽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1920年12月，周恩來經過36天的漫長航行來到歐洲，繼續探求救國救民的道路。
周恩來先後在英法和德國進行社會考察和革命鬥爭。他之所以先到英國，是因為英國是世界上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所謂“世界之縮影”。但他看到的並不是什麼高度發達的物質生產，而是歐洲戰爭以後社會生活的嚴重動盪。“生產力之缺乏，經濟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種種，均足以使社會上一般人民飢寒失業交困於內外，而復益之以戰爭中精神文明所得間接之損失，社會之現狀遂乃因之以不安。”1921年4月，英國爆發了長時間的煤礦工人大罷工。周恩來滿懷激情地進行實地調查並撰寫了9篇通訊，高度讚揚礦工及其家庭團結戰鬥的革命精神。他關注著蓬勃發展的各國的工人運動，認識到“勞動問題和社會主義在歐洲各國已結成不解之緣”，“社會主義之不可侮，實已成了必然的趨勢”。
經過廣泛考察和深入思考，周恩來做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擇：確立了共產主義的信念。1921年春天，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對此，周恩來的心情格外喜悅。“我從前所謂‘談主義，我就心跳’，那是我方到歐洲後對於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時的心理，而現在我已經有堅定的信心了。”“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很堅決地為他宣傳奔走。”為了“共產花開”，“赤色的旗兒飛揚”，他奉獻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能。
信仰讓周恩來不僅正確選擇道路，而且正確選擇伴侶。他的初戀女友是在覺悟社時一同在街上、在獄中鬥爭，又一起留法的張若茗，連鄧穎超都認為他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張若茗是一個美麗的才女，但當她因故對信仰產生了動搖，周恩來在勸說無補的情況下便決心與其分手。他後來對侄女說：“既然我誓為無產階級事業奮鬥終生，並不惜犧牲自己生命，我的終身伴侶，理所當然必須是志同道合的經得起革命的艱難險阻考驗的戰士。”
周恩來自己成為共產主義戰士的同時，與張申府、趙世炎成立了巴黎共產主義小組，這是黨的八個早期組織之一。據介紹，1921年7月黨的一大召開前，巴黎共產主義小組曾接到國內開會的通知，因遠隔重洋，時間緊迫，未能派出代表出席。從“一大”代表的構成看，基本是每個地區的黨小組分別推薦兩名代表與會。按照這樣的名額分配辦法，假如巴黎共產主義小組當時選派代表，那麼周恩來有極大的可能名列其中。然而歷史是不能假設的。儘管周恩來未能參加黨的“一大”，但這絲毫不影響他作為中共旅歐組織的主要創立者、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創始人的歷史地位。1936年，毛澤東在陝北談起自己出席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的情況時說：“同時，在法國，許多勤工儉學的人也組織了中國共產黨，幾乎是同國內的組織同時建立起來的。那裡的黨的創始人之中，有周恩來。”
巴黎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後，周恩來致力於把旅歐學生、特別是勤工儉學中的革命力量團結起來。這裡，應提及兩起重大事件。一是因華法教育會與勤工儉學生脫離經濟關係，留法學生佔領里昂大學。周恩來一直積極參加這場激烈的鬥爭，提醒大家：“鬥爭是複雜的，要講究策略，做好兩手準備。”他寫了長達三萬字的長篇通訊《勤工儉學生在法國最後之命運》，記述這場鬥爭的整個過程，分18天在天津《益世報》上連續刊出。他滿懷激情地寫道：“途窮了，終須該換方向。勢單了，力薄了，更需聯合起來。馬克思同昂格斯(即恩格斯)和聲嚷道：‘世界的工人啊，聯合起來啊!’他們如今也覺悟了：‘全體勤工儉學的同志們，趕快團結起來啊!’”經歷這場鬥爭的學生體會到，在當時的世道里單靠學本領以實業救國是純粹的理想。從此，接受馬克思主義，要求進行社會革命來改造中國的人越來越多。二是1922年成立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這是周恩來、趙世炎和李維漢組織發起的，旨在把旅歐勤工儉學生和青年華工聯合起來，有組織地開展活動，進行鬥爭。他們在旅歐革命青年中享有很高威望，堅定、機智、待人誠摯，富有組織才能。當年一同在法國的蔡暢曾多次說：“恩來和世炎全身都是聰明。”在這個組織中，周恩來先負責宣傳，後來擔任了書記。
這個時候，周恩來在德國接待了為尋求救國之路、輾轉萬里前來拜訪的朱德，傾聽了他陳述自己身世和入黨願望後，介紹其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朱德成為真正的革命者，後來成為人民軍隊和新中國的主要創建人之一。
在旅歐的日子裡，周恩來以自己堅定的信仰、成熟的思考和出眾的才能，不僅參與創建早期黨組織，而且提出了一些建黨思想。他認為，“共產主義之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為無產階級全體的救時良方”。只有共產主義才“能使中國民族得列於人類中間彼此一視同仁”；共產黨“要做成勞動運動的先驅，社會革命的嚮導”，必須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他還講：“全世界無產階級為創造新社會所共負的艱難責任，我們也應當分擔起來。”“永遠不許忘掉，全世界的無產者，團結起來啊!”
這些觀點，周恩來通過報刊宣傳和組織學習討論，影響到勤工儉學的優秀青年。朱德曾回憶，當時在柏林的黨組織，把許多時間放在了學習上。聶榮臻也說，旅歐黨組織的教育訓練工作是有成績的。自己完成世界觀的根本轉變，真正走上革命道路正是從那時起步的。
思想建黨，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特點和優勢。周恩來在旅歐創建黨團組織時就注意到這個問題，這是富有遠見和難能可貴的。
周恩來在五四運動中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在旅歐的歲月裡參與創建了黨的早期組織，從思想理論和幹部力量準備上，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出了歷史性貢獻。1924年7月，周恩來奉召回到闊別四年的祖國，立即投身於如火如荼的大革命浪潮，肩負起更為艱鉅的革命重擔。(2016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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