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十分注重從政治上判斷形勢，分析和處理問題，“到什麼時候都得講政治”是他的一貫思想。作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鄧小平在講政治上為我們作了表率。認真學習他的崇高品質，對於我們正確認識什麼是講政治、如何講政治具有重要指導和示範意義。
講政治是歷史的、具體的
講政治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要求，在不同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歷史背景和具體要求。
土地革命時期，我們黨的政治是什麼?鄧小平清楚地認識到，只有毛澤東提出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才是中國走向勝利的正確方向。他在中央蘇區由於堅持貫徹這條路線，被“左”傾機會主義者打下去了。在寫了兩份檢查後“領導者”還不滿意，鄧小平氣憤地說：“我們上交的兩份檢查，寫的全是實話。回顧歷史，認為自己所作的一切，是對黨的事業負責任的，是對中國負責任的……”由於鄧小平堅持黨的正確路線和方向，受到撤職和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黨的政治是什麼？鄧小平敏銳地認識到，革命黨到執政黨的地位轉變使共產黨面臨著新的考驗。必須從政治方面加強對黨員的教育，迅速適應這一轉變。他要求黨的幹部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觀點和政治紀律方面嚴格要求和把握自己。他認為，政治領導，憲法上規定了，看起來還可以，但不是所有的共產黨員都行，因此，黨的事業的勝利，黨對於人民所負的責任的加重，黨在人民中間的威信的增長，這一切都要求黨對於黨員提出新的更高的標準和要求。
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重新出來主持工作，面臨的工作千頭萬緒，但他分析和把握問題從來都是從政治的高度著眼。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鄧小平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因為它代表著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
要講大局、抓大局
鄧小平講政治有一條清晰的思路，就是講大局、抓大局。
鄧小平曾多次講到千里躍進大別山的往事，他說，“解放戰爭的第二年，中央決定十萬冀魯豫大軍挺進大別山，將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這是一個無後方作戰的十分艱險的戰略任務。當時有的幹部對執行這一任務有顧慮”，他和劉伯承始終堅持從全黨和解放戰爭的大局出發，堅決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認為：這個行動可以把敵人吸引到我們這邊來，減輕兄弟野戰軍的壓力。釜底抽薪，焉能懼怕燙手，即使做出犧牲，也要義無反顧。為了黨的整體利益，他們毫不猶豫地犧牲個人和局部利益，主動挑起最危險的任務，排除萬難去圓滿完成。正是這種高度自覺的全局觀念、大局意識，保證了我軍在短短三年時間內，就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
實際上，基層同志講政治、關心全局，也是我們黨早有的光榮傳統。1962年，鄧小平引用毛主席的話說：“毛澤東同志多次講過這麼一個例子，在紅軍過草地的時候，伙伕同志一起床，他不問今天有沒有米煮，卻先問向南走還是向北走。向南走向北走是當時最重要的戰略問題。這說明我們軍隊的戰士都是關心戰略的。”
歷史證明，重視並善於從整體、大局、全局上考慮問題，在工作中堅決做到著眼大局、把握大局、服從大局、服務大局，一直是我們黨奪取勝利的根本保證，也是我們在長期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
必須維護中央權威
維護中央權威是講政治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始終強調改革就必須在中央的領導下有秩序的進行，而有秩序的改革則來自中央的權威，能否維護中央的權威將直接關係到改革的成敗。
改革開放之初，為解決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央統得過多、過死的問題，黨和國家曾有下放權力的做法，但在這一過程中也出現了權力下放過度，以致中央調控能力受到制約的問題。對此，鄧小平指出，“中央必須保證某些集中”。1988年9月，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指出：“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權威。”1989年9月，鄧小平指出：“不能否定權威，該集中的要集中，否則至少要耽誤時間。”針對各自為政問題，他尖銳指出：“前一段我提出黨中央的權威必須加強。陳雲同志講，各路諸侯太多，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各自為政。這個批評是正確的。中央的話不聽，國務院的話不聽，這不行。特別是有困難的時候，沒有黨中央、國務院這個權威，不可能解決問題。有了這個權威，困難時也能做大事。”鄧小平舉例，在“文化大革命”後期，毛澤東把八大軍區司令對調，這是因為懂得領導軍隊的藝術，就是不允許任何軍隊領導幹部有個團團，有個勢力範圍。
要解決好黨群關係
正確認識和處理各種政治關係，解決好黨群關係、階級關係、民族關係、黨派關係以及國際政治關係都是鄧小平講政治的重要內容。在這些關係中，鄧小平講得最多的是黨群關係。
1946年，定陶戰役勝利後，前線部隊開始滋長一些驕傲自滿情緒，有的指戰員開始不檢點，作風有些鬆懈，在戰爭中損壞了不少群眾傢俱、鍋碗瓢盆等，軍民團結出了些問題。針對群眾紀律和群眾路線問題，9月10日中秋節這天，鄧小平召集各縱隊司令員開會整肅紀律。楊勇、陳錫聯這些身經百戰的將領，一進會場就上去跟鄧小平握手。鄧小平手一揮，說：今天開的是不拉手會議，不握手！我請大家來不是為了歡度中秋節，不是慶祝我們打了勝仗。我們部隊從邯鄲出發以來，我們的工作做得怎麼樣，我們的群眾紀律如何，我們的軍民關係好不好，請大家發言。這些司令員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面面相覷……正是有了上面的不握手會議，才有了此後的軍民關係的改善及群眾工作的加強，繼而才有了晉冀魯豫野戰軍的連戰皆捷，劉鄧大軍的威名更加遠揚。
鄧小平在總結革命經驗時說，過去打勝仗，就是靠的不脫離人民群眾，現在忘記了這一點是非常危險的，是致命的。如果脫離了群眾，黨的威信就靠不住，脫離了群眾，任何英雄也辦不成事情，共產黨要與群眾同甘共苦，這是我們的老章程。
處理重大歷史問題尤其需要講政治
在重要歷史關頭對重大歷史問題作出正確判斷，事關全局、事關長遠，也是講政治的必然要求。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百廢待興。中國怎麼發展，特別是怎樣對待毛澤東同志的晚年錯誤，怎樣正確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是關係到我們怎樣對待自己的歷史，怎樣開闢未來的大事。
在國際上，毛澤東是令第三世界敬仰的偉人和導師，也是令西方敬畏的巨人和對手。前者希望中國繼承毛澤東的遺志、繼續高舉世界革命的旗幟，後者則希望中國背離毛澤東開闢的社會主義道路、改旗易幟。在國內，絕大多數幹部和廣大工人、農民、解放軍戰士，對毛澤東懷有深厚的感情，他們發自內心地崇敬和熱愛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給黨和國家造成的危害認識不充分。另一方面，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或衝擊的人則情緒化地對待毛澤東。顯然，如何評價毛澤東，已經不僅僅是給毛澤東以歷史定位的問題，而是直接關係到中國未來舉什麼旗、走什麼路、向何處去的根本性戰略選擇問題。
在這重大歷史轉折關頭，鄧小平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客觀公正地評價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堅持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堅持客觀公正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功過。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鄧小平主持起草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作出了正確的評價，在不長時間內統一了全黨的思想，掀開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