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
周恩來（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曾用名伍豪、少山、冠生等，江蘇淮安人，籍貫浙江紹興，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之一。早年留學日本、法國、德國、英國等地，為旅法共產主義小組骨幹。第一次國共內戰期間，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兼第一方面軍政委、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抗日戰爭期間，擔任國軍政治部駐渝辦事處主任。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擔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並代表中共進行北平和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先後任政務院和國務院總理、全國政協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直至1976年1月逝世。[1]
人物簡介
周恩來，1898年3月5日，生於江蘇省淮安府山陽縣（今淮安市）。原籍浙江省紹興縣（今紹興市）。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創建人和領導人。
在第一次國共內戰中，他參與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戰爭，並指揮長征；在西安事變中，他代表中共中央與中國國民黨簽訂合約，共同對日作戰；抗日戰爭結束後，戰爭結束後，他陪同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前往重慶與國民黨總裁蔣介石進行重慶談判；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中，他代表中共進行北平和談。
他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在國際上也享有很高威望。周恩來同志的卓著功勳、崇高品德、光輝人格，深深銘記在全國各族人民心中，在世界範圍內也深受敬佩。
人物履歷
1910年春，隨伯父離淮安，先後在奉天省銀州（今遼寧鐵嶺市）銀崗書院和奉天（今瀋陽市）東關模範學校讀書。
1913年春，到天津。8月，考入天津南開學校。
1917年6月，在天津南開學校畢業。9月，赴日本留學。
1919年回國，在天津參加五四運動，組織覺悟社，從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動。
1917年周恩來
1920年1月，領導天津學生運動。11月，赴法國勤工儉學。
1921年春，加入巴黎共產主義小組（中國共產黨八個發起組之一）。
1922年參與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
1923年2月，擔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之部”書記。
1924年8月，從巴黎回國，曾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中共兩廣區委委員長、常委兼軍事部部長，主持建立黨直接領導的革命武裝葉挺獨立團。
1925年1月，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四大。2月和10月，先後參與兩次東征的領導工作。8月，與鄧穎超結婚。
1926年，曾在廣州農民 運動講習所講授軍事課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兼中共江浙區委軍委書記。
1927年3月，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獲得勝利；8月領導了南昌起義，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為創建人民軍隊作出了重要貢獻，在起義中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同月在中共“八七”會議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1928年，出席黨的六大，在會上作了關於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的報告。後在上海堅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中央軍委書記，曾發表《堅決肅清黨內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意識》和《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
1930年9月，同瞿秋白等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
1931年12月，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後，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兼第一方面軍政委，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1933年春，和朱德等領導紅軍粉碎國民黨軍隊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 5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
1934年10月，參與領導中央紅軍長征。
1935年1月，在遵義會議上，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為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義會議後，仍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並任中央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成員。
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權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蔣介石進行談判，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書記，並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長期在駐國民黨政府所在地武漢、重慶進行黨的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
1937年7月，起草《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12月到武漢，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副書記。
1938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
1939年1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8月，赴蘇聯療傷，翌年3月回延安。
1941年1月，在《新華日報》上為皖南事變題詞，怒斥國民黨反動當局。
1943年7月，回延安參加整風學習和中共七大籌備工作。
1944年5月，出席中共六屆七中全會。11月，到重慶同國民黨談判。
1946年周恩來
1945年4月至6月，出席中共七大，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8月，和毛澤東等赴重慶同國民黨談判。10月，和王若飛代表中共在《會議紀要》上簽字。
1946年1月，同馬歇爾、張群談判達成停戰協議。率中共代表團參加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5月，中共代表團遷往南京。11月，率中共代表團返回延安。
1947年3月，和毛澤東、任弼時等撤離延安，轉戰陝北。
8月，為中面軍委副主席，兼代中央軍委總參謀長。
1948年4月，中共中央機關遷至河北西柏坡。從9月起，在此協助毛澤東指揮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
1949年3月，和毛澤東等率中共中央機關進入北平。4月，率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政府代表團在北平談判。6月，主持進行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工作。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作關於《共同綱領》問題報告，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10月1日，出席開國大典，被任命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隨後又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等職。
1950年1月、2月，和毛澤東在莫斯科與蘇聯領導人會談，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10月，協助毛澤東組織領導抗美援朝戰爭。
1951年和陳雲等領導人開始主持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
1953年1月，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選舉法起草工作。
毛澤東，周恩來1954年人大代表寫票情景1954年，倡導了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1955年4月，率中國代表團出席第一次亞非會議，使會議通過了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萬隆會議十項原則。
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工作會議上作《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闡明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9月，出席中共八大，作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的報告，當選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12月至次年2月，出訪亞、歐十一國。
1957年8月，在民族工作座談會上提出黨關於民族工作的理論和政策。
1958年1月，出席南寧會議。3月，出席成都會議。勘察三峽大壩壩址。5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會議。8月，出席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1959年4月，在全國人大二屆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 7月、8月，出席廬山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
1960年4月、5月，訪問亞洲六國。8月，主持制定對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
1961年，出席蘇共二十二大，對赫魯曉夫集團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行為，進行了堅決鬥爭。
1962年1月、2月，出席在北京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講話強調實事求是的思想工作作風。3月，在廣州向全國科學工作會議和戲劇創作座談會代表作報告，贊成為廣大知識分子“脫帽加冕”。同月，在全國人大二屆三次會議上肯定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9月，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11月，主持領導發展尖端科技的中央專委會工作。
1963年1月，在上海科技工作會議上指出，建設現代化強國的關鍵是科技現代化。12月至翌年2月，訪問亞非歐14國，提出中國與阿拉伯國家關係五項原則和中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八項原則。
1964年10月，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後，宣佈中國政府關於核武器問題的承諾和建議。12月至翌年1月，出席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完整提出“四個現代化”目標和“兩步走”戰略。再次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
1965年3月至7月，先後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歐洲、亞洲、非洲八國。
1966年春，擔任北方八省、市、區農業小組組長。3月、4月赴河北邢臺地震災區視察並指導華北抗旱。8月，出席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會後實際主持中央日常工作。9月，在紅衛兵“破四舊”、“大串連”中宣講黨的政策，保護黨內外幹部，堅持抓生產、抓業務。
1967年1月，堅持不遷出中南海，反對揪鬥黨和國家領導人。2月，在不同場合強調應堅持黨的領導、保護廣大幹部、保持軍隊穩定。8月，制止外交部“奪權”，果斷處置王力、關鋒、戚本禹（翌年1月）。
1968年夏，主持起草制止武鬥文電。10月，出席擴大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
1969年4月，出席中共九大，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常委。9月，在北京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會談。
1970年出席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廬山會議）。
1971年4月，會見應邀來華的美國乒乓球代表團。主持召開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7月、10月，兩次會見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9月，和毛澤東一起領導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政變陰謀。林彪事件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972年1月，安排並出席陳毅追悼會，致悼詞。2月，同美國總統尼克松會談，中美發表《聯合公報》。5月，確診患膀胱癌。5月、6月，主持召開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8月，提出要進一步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9月，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會談，中日發表《聯合聲明》。
1973年3月，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恢復鄧小平黨的組織生 8月，出席中共十大，作《政治報告》，當選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
1974年6月，離中南海住院治療。10月，在四屆人大籌備期間，支持鄧小平與“四人幫”鬥爭。12月，抱病飛長沙同毛澤東商定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問題。
1975年1月，出席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重申“四個現代化”目標。四屆人大確定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國務院領導班子。5月，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支持鄧小平主持政治局會議批評“四人幫”。6月，抱病出席賀龍骨灰安放儀式，並致悼詞。冬，囑咐葉劍英等注意不使大權落入“四人幫”手中。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終年77歲。
人物語錄
眾所周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總理周恩來為國家和民族建立的豐功偉績彪炳青史。他不僅為中國人民所敬仰，同樣贏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他敏捷機智和人格魅力可以說，無處不在。
1.為中華崛起而讀書。
2.中國人幾乎佔世界人口的1/4 。這樣大的國家，如果在文化上不能對世界有所貢獻，經濟上不能有較快的發展，那我們就對不住世界人民，也對不住我們的祖宗。
3.我們愛我們的民族，這是我們自信心的泉源。
4.我們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們祖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5.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好像一輛車子的兩個輪子，相輔而行。
6.敢於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現，這樣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夠自強的民族。
7.加緊學習，抓住中心，寧精勿雜，寧專勿多。
8.為中華騰飛而努力奮鬥！
9.美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們兩國人民一向是友好的。中美兩國的社會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兩國政府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分歧。但是，這種分歧不應當妨礙中美兩國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正常的國家關係，更不應該導致戰爭。
10.今天的現實是不夠美滿的，但是美滿的現實需要我們大家共同去創造。
11.只有忠實於事實，才能忠實於真理。
12.畏懼錯誤就是毀滅進步！遮掩錯誤就是躲避真理！
13.一帆風順是不能磨練人的。
14.與有肝膽人共事，從無字句處讀書。
15.我們國家幹部都是人民的公僕，應該和群眾同甘苦，共命運。如果圖享受，怕艱苦，甚至走後門，特殊化，那是會引起群眾公憤的。
16.要大家講真話，首先要領導上喜歡聽真話，反對說假話。
17.世界上最聰明的人是最老實的人，因為只是老實人才能經得事實和歷史的考驗。
18.青年人沒有不栽幾個跟頭的，沒有不碰幾個釘子的。碰了釘子以後，不要氣餒。
19.理想是需要的，是我們前進的方向。現實有了理想的指導才有前途，反過來也必須從現實的努力中才能實現理想。
20.我們的下一代，總是要把自己擺在勞苦大眾一起，要能夠吃得起苦。因為我們的革命精神，就是從吃苦中得來的。
人物紀念
周恩來紀念館於1988年3月在周恩來故鄉江蘇省淮安市興建，1992年1月6日落成對外開放。1998年為紀念週恩來誕辰100週年，又增建了仿北京中南海的西花廳和周恩來銅像廣場。周恩來紀念館館名由鄧小平題寫。
整個館區由兩組氣勢恢宏的紀念性建築群、一個紀念島、三個人工湖和環湖四周的綠地所組成。館區總面積35萬平方米，其中70%為水面，建築面積1.5萬平方米。在紀念館南北800米長的中軸線上依次有瞻仰臺、紀念館主館、附館、周恩來銅像和仿北京中南海西花廳等紀念性建築。此外，還有嵐山詩碑、海棠林、海棠路、櫻花路、五龍亭、懷恩亭、西廳觀魚等景點。周恩來紀念館館區平面圖呈等腰梯形，俯瞰全景，紀念島和三個人工湖構成漢字忠字形。它是由中國工程院院士、東南大學教授齊康總設計。設計曾獲國家設計大獎，工程質量獲國家建築最高獎——特別魯班獎。
周恩來紀念館
一代偉人周恩來的崇高威望，獨具特色的紀念性建築，豐富的館藏文物，優美的館區環境，規範的管理服務，使周恩來紀念館成為周恩來故鄉淮安兩個文明建設的重要窗口，成為江蘇省和全國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和旅遊勝地。開館以來，周恩來紀念館每年接待中外觀眾近100萬人次，免費和優惠接待青少年學生團體和軍人50萬人次，1995年被中國文化部、人事部授予全國文化先進集體稱號；1996年被中國文物局授予全國文物系統優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稱號；1997年被中國人事部、國家文物局授予全國文博系統先進集體稱號；1998年被中宣部確定並公佈為中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1999年被命名為江蘇省文明單位；2000年被命名為江蘇省文明風景旅遊區示範點。
主館分為三層，一層展廳共分八個部分，通過豐富翔實的文獻史料和珍貴的文物圖片以及5臺電視顯示屏，展現了周恩來光輝的一生。二層瞻仰廳置放著周恩來坐像。這尊漢白玉塑像高3.2米，基座高1.5米，展現的是周恩來總理手握長卷，微笑凝視著前方的偉人形象。 紀念館正面隔湖望去，南面是觀景臺，它由廊廳和兩座高達16米的劍碑組[2]成，象徵著周恩來的豐功偉績與日月同輝。從這裡乘遊艇，可直達周恩來故居。整個館區由兩組氣勢恢宏的紀念性建築群、一個紀念島、三個人工湖和環湖四周的綠地所組成。館區總面積35萬平方米，其中70%為水面，建築面積1.5萬平方米。在紀念館南北800米長的中軸線上，依次有瞻仰臺、紀念館主館、附館、周恩來銅像和仿北京中南海西花廳等紀念性建築。此外，還有嵐山詩碑、海棠林、海棠路、櫻花路、五龍亭、懷恩亭、西廳觀魚等景點。
如今，周恩來紀念館已經免費對外開放，吸引了更多海內外遊客的到來，瞻仰偉人的風采。
每到清明的時候，淮安的每所學校都會去周恩來紀念館來瞻仰我們這位敬愛的周總理，學習他當時那種胸懷和精神，能讓世界上每個國家對我們的總理有著敬佩的感情。
人物評價
在中國的歷史上，周恩來的一生是最有光彩的人生篇章之一。
各時期的周總理是聲震中外的政治家、外交家。在他十二歲小的時候，就已經響亮地發出了“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時代強音，他在創辦黃浦軍校，推動北伐戰爭，領導南昌起義，萬里長征，解決西安事變，舉行重慶談判，促成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以及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等一系列的重大歷史事件中，都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他日理萬機，鞠躬盡瘁，重病在院還出席四屆人大，還作了重要報告，直到生命垂危的彌留之際，還牽掛著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
周恩來是新中國的首任總理，他與人民已是血肉相連，心心相印，他的一生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國為民鞠躬盡瘁，為了中華之崛起，他東渡日本，西赴歐洲，風蕭蕭，路漫漫，上下求索救國救民的真理。
為了革命的勝利，他周密計劃，精心組織，打響了南昌起義的第一槍，在那血雨腥風的歲月裡，在敵人劍拔咄咄逼人的情勢下，他是站在戰鬥的第一線，冒個人安危於不顧。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國家的富強，人民的幸福，使自己心臟最後一下停止跳動，在為了“中華之崛起”的思考操勞之中。
他一生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心懷坦蕩，光明磊落，他對國家和人民的貢獻就臺滔滔江河，可他從不居功自傲，他一生職務崇高，地位顯赫，但他從不鋒茫畢露，盛氣凌人。
總之，周恩來是中國人民的驕傲，他把自己的一生都融入“為中華之崛起”的理想和實踐中。他沒有自己的榮辱得失，連同他的灰都撒進了祖國的大地江河，他一生撫養了無數個孩子，但沒有一處是他自己的親生兒女，他的品格是至高無上的，他是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美德的集合，智慧的結晶。
周恩來同志50多年的革命生涯，同中國共產黨的建立、發展、壯大，同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同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進程緊密聯繫在一起。他毫無保留地把全部精力奉獻給了黨和人民，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他身上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在中國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豐碑。我們緬懷周恩來同志，就是要永遠銘記和認真學習周恩來同志的精神，使之不斷髮揚光大。
周恩來同志始終信仰堅定、理想崇高，集中表現為他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的精神。這是他畢生奮鬥的力量源泉。周恩來同志說：“人是應該有理想的，沒有理想的生活會變成盲目。”他在確立共產主義信仰之時就說過：“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他對黨的事業、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光明前途、對振興中華民族的偉大事業，始終充滿必勝的信心，無論遇到什麼樣的艱難困苦，從不動搖。他說：“共產黨人就是為不斷克服困難，繼續前進而存在的。畏難苟安，不是共產黨人的品質。”他在確立革命理想信念的過程中，既有追求真理的強烈願望，又有深思熟慮的理性思考；既重視對科學理論的學習和研究，又注重在實踐中運用和發展科學理論；既注意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理論，又注意吸取中華民族的文化精華，他的革命理想信念是建立在理性自覺的基礎之上的，因此是堅如磐石的。他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實踐了“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要以誓死不變的精神為共產主義奮鬥到底”的誓言。
周恩來同志始終熱愛人民、勤政為民，集中表現為他甘當人民公僕的精神。周恩來同志始終堅持人民利益高於一切，把自己看成人民的“總服務員”，反覆強調“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人民的”，“我們國家的幹部是人民的公僕，應該和群眾同甘苦，共命運”，要“永遠做人民忠實的勤務員”。他心繫人民，急群眾之所急，憂群眾之所憂。只要是關係群眾安危冷暖之事，他總是關懷備至、體貼入微。逢年過節，他總是關心在生產一線的工人能不能吃上一頓餃子。他多次奔赴抗洪前線、地震現場，哪裡有災情，哪裡群眾有困難，他就及時出現在哪裡。1973年，他重返延安時，目睹群眾生活仍然貧困的情景，禁不住潸然淚下，痛心地自責對不起老區人民。1975年，大手術之後，他依然牽掛著遠在千里之外的雲南錫礦工人的健康。他一生勤勤懇懇、嘔心瀝血、任勞任怨，一天工作時間超過12個小時，有時在16個小時以上。即使在病重住院的生命最後時期，他還抱病操勞國事。他說：“死我並不怕。古人說，人活七十古來稀，我已是七十七歲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壽了。可是這二十幾年的時間，總應該把國家建設得好點，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馬克思那裡報到，才感到安心。現在這種狀況去報到，總感到內疚、羞愧。”逝世
前，他交待說：“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大地去做肥料，這也是為人民服務。活著為人民服務，死後也要為人民服務。”周恩來同志真正做到了他所說的“應該像條牛一樣努力奮鬥”，“為人民服務而死”，為人民的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人民總理愛人民，人民總理 人民愛”，人民群眾用樸素的語言表達了對周恩來同志最真摯的感情。
周恩來同志始終顧全大局、光明磊落，集中表現為他高度珍視和自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的精神。周恩來同志深知黨的團結是黨的生命，始終顧全大局、維護黨的團結統一。他把增強黨的團結、反對個人主義提到“對黨、對人民、對共產主義的事業都具有決定意義”的高度，特別告誡：因為我們黨是勝利的黨、執政的黨，尤其要警惕種種破壞和危害黨的團結的行為。他堅持民主集中制，強調“特別是要在高級領導同志中間加強集體生活，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來保證我們黨的團結”。他把維護和鞏固黨的團結作為自己言行的準則，有利於黨的團結的話和事就說、就做，不利於黨的團結的話和事就不說、不做，講黨性不徇私情，講原則不講關係，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把個人榮辱置於身外。他堅持任人唯賢，反對任何派別思想、小團體習氣、地方主義、山頭主義和本位主義，從不搞小圈子、小集團，始終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於一切的位置，在維護黨的團結統一方面堪稱楷模。
開國大典期間的周總理(11)周恩來同志始終實事求是、嚴謹細緻，集中表現為他求真務實的精神。周恩來同志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堅持理論聯繫實際，堅持用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指導實際工作。他一貫倡導實際工作者要學會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認為“辯證唯物主義思想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客觀規律，更好地發揮主觀能動性”，強調“單靠多讀幾本馬列主義的書是不行的，問題在於實踐”。他善於把革命膽略與求實精神結合起來，既有超人的大智大勇，處變不驚，善於化解錯綜複雜的矛盾，善於應對險象環生的局面，又能夠極為周密和細緻地考慮和處理問題。他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反覆倡導要“講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要把主觀能動性和客觀可能性結合起來，幹勁要大，步子要穩，既要有雄心壯志，儘快趕上先進水平，又要循序漸進，不能一步登天。他高度重視對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 ，注重總結實踐經驗，考慮問題時總是力求在分析、綜合、比較上多下功夫，主張“一切當從多方考慮，經過集體商決而後行”。正因為如此，在組織領導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的過程中，周恩來同志既是國家建設總體藍圖的重要設計者，又是將黨和國家各項重大決策創造性地付諸實施的卓越組織者，深得毛澤東同志的倚重。
周恩來同志始終虛懷若谷、戒驕戒躁，集中表現為他謙虛謹慎的精神。周恩來同志為黨和人民作出了卓越貢獻，但功勞越大，他越是虛懷若谷。他常說“我們每一個人，不管過去做了多少工作，現在擔任什麼職務，沒有黨和人民，就既不會有過去的成績，也不會有今天的職務。黨和人民是偉大的，我們個人是渺小的”。他為自己立下的座右銘是“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他對黨和人民事業高度負責，認為做工作“應該有臨事而懼的精神。這不是後退，不是洩氣，而是戒慎恐懼”。他認為“不僅要教育群眾，還要向群眾學習。因為領導者本身知識還不完全，經驗還不夠，領導地位並不能使你得到知識和經驗”。他善於啟發和傾聽不同意見，即使是普通幹部或群眾講的意見都認真考慮。他說：“一個人的認識總是有限的，要多聽不同的意見，這樣才利於綜合。”他善於發現別人的長處，充分發揮每個同志的聰明才智，自己卻從來不居功、不諉過。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真誠同各界人士廣泛交往，從不以領導者自居。他經常說：“一個人站在領導地位，不虛心，不平易近人，自以為了不起、什麼都懂，只要有這種思想並且在作風中表現出來，就危險了。”周恩來同志以其謙虛謹慎、廣納善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的風範，贏得了黨內外由衷的信賴和愛戴，是中國共產黨人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優良作風的最好榜樣。
周恩來同志始終嚴以律己、廉潔奉公，集中表現為他無私奉獻的精神。周恩來同志畢生 嚴以律己、艱苦樸素，只求奉獻、不思回報。他說：“對自己應該自勉自勵，應該嚴一點，對人家應該寬一點，‘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他經常告誡領導幹部要過好思想關、政治關、社會關、親屬關和生活關，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操守和優良作風。他對自己的工作，總是經常進行反思，自覺開展自我批評、自我總結、自我考察、自我完善，從不文過飾非。他身居高位，但從不搞特殊化，凡要求黨員和群眾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他說：“精神生活方面，我們應該把整個身心放在共產主義事業上，以人民的疾苦為憂，以世界的前途為念。這樣，我們的政治責任感就會加強，精神境界就會高尚。”“物質生活方面，我們領導幹部應該知足常樂，要覺得自己的物質待遇夠了，甚至於過了，覺得少一點好，人家分給我們的多了就應該居之不安。要使艱苦樸素成為我們的美德。”他睡的是普通木板床，他的衣服補了又補。他嚴格要求自己的親屬，給他們訂立了“十條家規”，從沒有利用自己的權力為自己或親朋好友謀過半點私利。他身後沒有留下任何個人財產，他和鄧穎超同志一生中的全部工資積蓄都交了黨費，他的骨灰撒在祖國的江河大地上。他說：“我們這一輩子和這一個時代的人多付出一點代價，是為後代更好地享受社會主義幸福”。周恩來同志一生心底無私，嚴以律己，廉潔奉公，是共產黨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典範。
60年代周總理看完川劇後曾叮囑過，變臉是國家機密，不能隨便洩露。1987年，文化部正式出文，將川劇變臉藝術列為國家二級機密，這也是中國戲劇界唯一一項國家機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祕密法》條例，故意或者過失洩露，情節嚴重的將被追究刑事責任。
周恩來讓蔣介石輸得沒脾氣的四次談判[3]
（一）南京談判
1936年12月24日，西北三方與南京的談判正式開始。南京方面的代表是宋子文，而西北三方的代表是張學良、楊虎城和周恩來。有鑑於當時的情形，周恩來率先代表中共提出解決西安事變的六項主張：(一)停戰，南京方面撤軍至潼關外；(二)改組南京政府，驅逐親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釋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權利：(四)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允許中共公開活動；(五)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六)與同情抗日的國家合作。隨後，雙方圍繞周恩來提出的六項主張進行商談。宋子文提議由蔣下令撤軍，蔣即回南京，到達後便釋放愛國七君子，而周恩來則堅持中央軍先撤走、愛國七君子先釋放後再放蔣。宋子文提議先組織過渡政府，三個月後再改造成抗日政府。對此，周恩來原則上同意，但要求宋子文負責此事的實施，並提出在過渡政府時期，先成立由東北軍、西北軍、紅軍組成的西北聯軍，在張學良領導下進行抗日準備，實行訓練補充，由南京方面接濟。宋子文答應將此事轉告蔣介石。
因南京方面救蔣心切，不敢節外生枝，故原則上同意了中共提出的條件，最後達成了六項協議：(一)改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二)釋放上海愛國領袖和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四)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五)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六)其他具體的救國辦法。至此，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談判基本上獲得成功。
（二）解放戰爭中與李宗仁
1949年4月，中共在佔絕對優勢的情況下與國民黨再次進行和平談判。事前，毛澤東、周恩來代表中共率先公佈了包括“懲辦戰爭罪犯”、“廢除偽憲法”、“廢除偽法統”、“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沒收官僚資本”、“改革土地制度”、“廢除賣國條約”、“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利”等八項條件，要求對方完全承認八條，“不允許討價還價”，否則便不與國民黨進行談判。而且，談判不意味著國民黨政府還有代表中國人民的資格，而僅僅是因為這個政府手裡還有一部分反動的軍事殘餘力量。
當時李宗仁代蔣介石行使總統職權，“求和”心切，表示願意以八項條件作為和談的基礎，但其本意並不完全承認這八項條件，他希圖先造成一種和談的圖面，然後在具體談判中討價還價。4月13日至15日，國共雙方代表進行實質性磋商，中共為表示和談誠意，在懲辦戰犯等問題上作了一些讓步，但周恩來一再申明，關於國民黨軍隊改編和人民解放軍渡江接收國民黨地方政權這兩個問題決不能讓步，否則便失去了八項條件的基本精神。《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共八條二十四款，是“不可變動的定稿”。如果國民黨在二十日以前不簽字，中共則“馬上過江”。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治中等考慮再三，表示接受這個修正案。而李宗仁則發現修正案與自己的談判初衷(即阻止中共過江)相距甚遠，因而顧慮重重，更令他頭痛的是，一旦簽字，就有可能被蔣介石集團拘禁或被轟下臺。所以最後只好由蔣介石來定奪。
蔣介石不看協議全文則已，一看惱羞成怒。他在4月17日的日記中寫道：“共匪對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條件二十四款，真是無條件的投降處分之條件。其前文敘述戰爭責任問題數條，更不堪言狀矣。黃紹竑、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轉讓，是誠無恥之極者之所為，可痛!餘主張一方面不提對案交共匪，一方面拒絕其條件。”二十日，李宗仁、何應欽服從蔣命，拒絕簽字，人民解放軍即於次日強渡長江，用武力將蔣介石趕出大陸。
與“佔優先報價”相對應的是“處劣後攤牌”。處於劣勢時，吐露出任何己方的祕密，都有可能吃盡苦頭，這是周恩來所熟知的。
（三）國共合作時與張衝
抗戰初期，周恩來在紅軍改編問題上，與國民黨進行了一場巧妙的周旋。共產黨的最初方案是要求編四個軍，共十二個師。周恩來從實際出發，向中央建議讓至編四個師，約六七萬人。對周恩來的建議，中央同意採納，並致電周恩來：“紅軍可改編為四個師，其餘部隊可改編成民團及保安隊”。這一方案及中央的指示均屬我方內部祕密，是我方談判的底價，但在談判中為儘可能爭得更多的利益，對這一底價是不能輕易告訴對方的。為此，周恩來在1937年2月27日在西安與國民黨代表張衝的談判中，明確對張提出“紅軍改編後的人數至少六七萬，以六個師計，每師三個團，總指揮部除外。”周恩來在師的編數上多報了兩個師，這是一種策略。張衝聽後說：“蔣介石、顧祝同並非輕視紅軍，而是恐其壯大，紅軍改編後最多隻能編四師四萬人。”張衝的數字在師的數目上與中共底價一致，但人數只有四萬人，與中共希望的六七萬相距較遠，故周恩來沒有答應，雙方一度陷於僵持狀態。
3月1日、2日，周恩來繼續與張衝會談，在談判中張衝稍作讓步，認為紅軍主力可編四個師十六個團，另編兩個徒手工兵師八個團，共六萬人。這一建議與中共的底價一致，故周恩來基本滿意。但由於這只是張衝個人的想法，還未徵得蔣介石同意，所以不能形成最終的協議。3月4日，張衝向周恩來轉告南京政府的來電內容，即只允許中共軍隊改編為三個師九個團。周恩來將這一情況上報中央後，中央書記處於3月8日來電：“編制仍以四(個)師為宜”，“但如蔣堅持三個師時，亦只得照辦。”這實際上是中共經調整後重新確立的底價。
3月9日，周恩來、葉劍英同顧祝同、賀寒衷、張衝會談，確定將紅軍中最精壯者編為三個國防師，計六旅十二團，共四萬餘人。可3月10日，周恩來再次與張衝會見時，得知顧祝同曾約張衝、賀寒衷對提案作了重大改動，如裁定紅軍定員一師一萬人，共三萬人，將“服從統一指揮”改為“服從統一命令”等。
國民黨方面的新提案在紅軍改編的人數上比中共重新確立的“底價”還要低，且在紅軍的指揮權問題上太不像話，所以在以後的杭州、廬山和南京談判中，周恩來亮出了己方的底牌：即堅持紅軍改編為三個師，正規軍人數至少四五萬人，地方部隊至少一萬人。部隊改編後設立總指揮部，國民黨不得在紅軍中派遣任何軍政人員。如國民黨方面不接受，則紅軍自行按照上述原則改編。
由於中共方面的態度很明朗，加之“七·七”事變後國內局勢的變化，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根據與國民黨南京談判的協商結果，實現了按上述原則改編紅軍的目的。至此，國共談判以來爭論最激烈的紅軍改編問題，已得到基本解決。在談判中，周恩來以中共“底價”為基礎，為爭取更大利益作了不懈的努力。到最後不得不亮出己方的底牌時，已為中共贏得了時間和主動，確保了中共的基本利益不受損害。而國民黨方面在談判準備上很不充分，方案朝令夕改，在談判技巧上與中共相形見絀。
（四）解放戰爭中與馬歇爾
1945年12月1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決定派五星級上將馬歇爾以他特使身份來華，調停國共爭端。
馬歇爾名曰調停人，實際是執行美國政府扶蔣壓共、扶蔣反共政策。國共兩黨談判形式變為國、共、美三人小組會談，這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最後一年的談判，鬥爭更為複雜激烈。為推遲內戰，爭取和平，周恩來披肝瀝膽。
馬歇爾對周恩來第一印象是謙虛誠懇、知識淵博，富有民族精神，他講的話令人相信。
馬歇爾來華時，蔣介石為了討好美國，不惜降低元首身份，親自到機場迎接，然而這樣的恭候並沒有給這位顯赫的將軍留下什麼印象。可是馬歇爾到重慶時，周恩來竟令他耳目一新。兩人交談時，馬歇爾提到美國有值得中國學習的地方。博學多才而又謙遜的周恩來馬上談起華盛頓時代的民族獨立精神，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羅斯福的四大自由，乃至美國的農業改革與國家工業化。馬歇爾睜大了眼睛，他沒有想到面前的這位共產黨代表竟有如此淵博的世界歷史知識。兩個人的談話很快在愉悅中進行，周恩來闡述了我黨的主張和立場，並坦誠地表示:中國人民對日本抗戰整整 8年，如果從“九一八”算起，已經 14年了，犧牲重大，中國不能再有內戰。馬歇爾認為周恩來所講有理有據，態度誠懇。
馬歇爾對周恩來第二個印象是機敏過人，是最出色的交涉家。
蔣介石實行關外小打關內大打方針，在東北燃起內戰之火。為解決東北問題，周恩來與美蔣代表多次商談，終於在1946年3月27日三人小組簽定了《調處東北停戰的協定》。然而對於善耍反革命兩面派的蔣介石，任何協定都是空文，東北不僅沒有停戰，而且戰火升級擴大，隨之長春成為問題焦點，國民黨軍隊準備進攻長春。為熄滅東北內戰之火，民盟向國共兩黨提出建議。我黨代表周恩來表示接受。國民黨代表陳誠則拒絕，認為東北不能停戰。然而由於國民黨援兵15日之內趕不到長春，陳誠又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表示願意停戰，虛晃一招以待援兵。於是，周恩來審時度勢，建議黨中央派兵進入長春，黨中央採納。4月19日我民主聯軍進入長春，4月下旬又佔領哈爾濱、齊齊哈爾。5月初蘇軍基本撤出東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