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與毛澤東

本文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作者：王世儒。文章版權歸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五四時期，李大釗和毛澤東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有過一段一起共事的經歷，後來，兩人又長時間保持密切的交往。正是由於有了這段經歷和後來長時間的密切交往，毛澤東才由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轉變成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為毛澤東早期思想的變化與發展，創造了必要的條件，為毛澤東後來的一生革命征程奠定了基礎。因而，毛澤東稱李大釗為“真正的老師”。

關於李大釗對毛澤東的影響作用，已在不少文章中多有論述。但在其中有的問題上，因為所據材料不同，存在不同的說法，令人莫衷一是。本文試圖在論述的過程中，對存在的不同說法，考究原委，辨訂訛誤，力求拿出合於歷史真實的看法，以供研究中參考。

一　李大釗為毛澤東提供了在北大任職的機會，使毛澤東得以在北京大學旁聽課程

1918年夏，毛澤東自湖南第一師範畢業。為了解決繼續求學的問題，他與蔡和森等人在湖南組織了一批青年，準備赴法實行勤工儉學。同年8月19日，毛澤東和二十多名準備赴法勤工儉學的湖南青年，到達北京。赴法勤工儉學運動，系由蔡元培、吳玉章、李石曾等人所發起組織，其最初的對外聯絡機構，即設在北京大學。毛澤東第一次到京，也就是到達了北京大學。自此時起到1919年3月，他在北京大學學習和工作了約有近半年的時間。

當時的北京大學，是新文化、新思想孕育、傳播的中心，也是新舊文化、新舊思想激烈交鋒的場所，尤其是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正以震聾發聵的時代強音，向人們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學說，使胸懷救國志向的熱血青年看見了一條尋求真理的道路。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的空谷足音，吸引了青年的毛澤東，以致使他作出了不想去法國留學的抉擇。他說：“我覺得我對我自己的國家瞭解得還不夠，把我的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那些決定去法國的學生當時跟李石曾學習法文，我沒有這樣做。我另有計劃。”①這就是說，毛澤東此時已決定留在北京大學一段時間，以便汲取思想營養，研究自己國家的問題。

毛澤東既然決定留在北京大學一段時間，首先要解決的一大問題是生計問題。他說：“北京的生活費用對我來說太高了。我是借朋友的錢來到首都的，到了以後，非馬上找工作不行。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師楊昌濟當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紹給北大圖書館的主任。這個人就是李大釗，他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位創始人，以後被張作霖殺害。李大釗讓我擔任圖書館的助理員，我每月可以領到一大筆錢——八塊大洋。”②李大釗為毛澤東安排了圖書館的工作職位，這就使毛澤東解決了生計的問題，可以留在北大，因而也就創造了毛李兩人經常接觸，一起共事的機緣。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關於毛澤東進入北大圖書館任職的時間、職務及待遇等，存在不同的說法。這是應該加以澄清的。如蔣夢麟在回憶中說：“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當書記，是在我代理校長的時候”，“月薪十七元”③。不少研究文章沿此說法，並據此認為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任職時間是“1918年9月”。這些都與史實有出入。

蔣夢麟代理北大校長，事在1919年7月至9月，這是有明確記載的④，而是時毛澤東已離開北大，兩者毫不相關。據北京大學檔案中所存的當時工資發放冊記載，毛澤東於1918年12月和1919年1月、2月，先後簽收了三個整月的工資，月薪為8元，而不是17元。由此還可以得知，毛澤東進北大圖書館的任職時間，最早的可能是在1918年11月，而不可能是在9月。但蔣氏所說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的職務是“書記”，則是準確的。當時的北大圖書館沒有助理員稱謂。後來所說的助理員稱謂，可能是因斯諾使用英語稱謂而來。“書記”是那時北大圖書館的初級職務，享受的是最低一級的工薪。同時還應指出，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的工作職責，也不僅僅是“管理十五種中外文報紙”和“登記到館閱報的人的姓名”而已。他自己曾明確說過：“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⑤，除了此項職責之外，他還同主任李大釗一起整理過書刊，協助張申府登記圖書目錄等。“張申府曾談到毛澤東的字很瀟灑，登記目錄需工整，故讓毛澤東重新抄過。”全國解放後，章士釗在向毛澤東談及張申府的工作安排問題時，毛澤東還說：“那是我的頂頭上司啊……”⑥可見，毛澤東當時在北大圖書館很受李大釗的器重，他曾接觸過多方面的圖書館工作，不僅使他有了瞭解當時新書新刊信息的便利，而且也使他有了直接接觸李大釗的機遇。

1918年年底至1919年初，李大釗先後發表了《庶民的勝利》、《Bolsnevism的勝利》和《新紀元》等膾炙人口的文章，以飽滿的熱情把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學說，介紹於中國思想界。是時，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任職，並與李大釗一起研究、討論問題，他們所研究、討論的問題，自然主要的是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學說。毛澤東曾經這樣說：“沒有中國共產黨以前就有馬克思主義了，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怎麼會有共產黨呢?事實上，那時候李大釗他們就是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那時候的報紙、刊物、書籍都在。……實實在在，有書為證。”⑦這段話，正是毛澤東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對當時的北大圖書館和李大釗的實際工作情況的回憶和說明。

毛澤東進北大圖書館任職，自然包括了為解決生計問題在內，但是更重要的在於可以留在北大，得以在校內自由旁聽和參加各種學術活動。他曾說：“我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會，為的是能夠在北大旁聽。”⑧足見其進北大圖書館任職，也只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為了“能夠在北大旁聽”和參加各種學術活動，才是根本的原因。他在北大最先加入的學術團體，應是“新聞研究會”。“新聞研究會”(後改名新聞學研究會)是由北大校長蔡元培、文科教授徐寶璜和著名記者邵飄萍等發起組織，於1918年10月14日成立。其成立之初的宗旨是“灌輸新聞知識，培養新聞人材”。毛澤東參與了新聞學研究會第1期的各項活動，聽取過邵飄萍講授的“新聞工作的理論與實踐”的課程，以及李大釗、徐寶璜等人的有關講演。1919年10月16日，北大新聞研究會舉行第1期結業式，會長蔡元培到會致詞並對學習期滿結業者頒發證書，毛澤東、高君宇、羅章龍等32人分別取得“聽講半年的證書”⑨。半年的新聞研究會的學習與研究活動，使毛澤東增長了新聞學的理論知識和實踐技能，並與邵飄萍等人建立了友誼，他曾說過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的話⑩，可見交往很深。1921年1月16日新民學會在長沙舉行“十年一月常會”，在討論“會友個人的進行計劃”時，毛澤東說：“我所願做的工作：一教書，一新聞記者，將來多半要賴這兩項工作的月薪來生活。”11看來，北大新聞研究會，也曾一度對毛澤東發生過影響作用。

毛澤東還參加了北大哲學研究會。“哲學研究會”於1919年1月25日成立，由胡適、馬敘倫、楊昌濟、梁漱溟等所發起組織。其宗旨是“研究東西諸家哲學，瀹啟新知”。一些北大著名教授，曾在該會授課。如胡適講過“中國哲學”、張頤講過“康德哲學”、徐炳昶講過“法國哲學”等等。毛澤東在該會的活動中，學習研究了包括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在內的東西諸家哲學著作，進一步拓寬了知識視野，提高了研究哲學的興趣。1921年初他談到個人研究計劃時曾明確地說：“文學雖不能創作，但也有興趣，喜歡研究哲學。”12

關於毛澤東在北大的旁聽情況，因為現在未見更多的記載，尚難作更多的瞭解。但是，他當年曾千方百計地利用北大的條件，積極參加旁聽或各種學術研究活動，是毫無疑問的。1936年9月22日，他自延安致信蔡元培，在信的開頭寫有“五四運動時期，北大課堂，舊京集會，湘城講座13，數聆先生之崇論宏議”等語14，說明他當年不僅在北大校內旁聽，而且遇有名人在校外講演，也是往聽必不放過的，他當年在北大學習、旁聽的勤奮精神，不難想見。

除了參加包括旁聽課程在內的各種學術活動之外，毛澤東還廣泛地結識活躍於北大的各方面著名人物，通過與他們的座談、討論，瞭解、比較各種思想、主張，從中獲取有益的知識。其中尤以李大釗的思想、觀點，對他發生了直接的影響作用，使他“對政治的興趣越來越大，思想也越來越激進”15。得到了沿著汲取新知與拋棄舊識的兩個方面的同時演進，逐步清理著不良思潮的影響，進而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日益傾注了巨大的熱情。正如他後來所說：“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16

二　李大釗為毛澤東提供了研究共產主義文獻的條件，使毛澤東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毛澤東因率領湖南“驅張代表團”17，赴京請願，第二次到達北京大學。“驅張代表團”於12月18日抵京，全體成員四十餘人所居住的地點，在北大附近的北長街，他們的“驅張”活動大多是在北大組織進行的。如是年12月21日和次年1月3日，均在北大舉行過有北大學生代表參加的聲討張敬堯罪行的集會18，說明毛澤東在北大做了廣泛聯繫，爭取支持的工作。

這一次到京，毛澤東在北大停留了近半年的時間，他除了組織領導“驅張”鬥爭外，繼續與李大釗進行頻繁地交往。這期間，他經李大釗等5人介紹，加入了“少年中國學會”。

關於毛澤東加入少年中國學會的具體時間，現有是“1918年10月”和“1920年1月”的兩種不同說法。前一種說法，出自李璜的《學鈍室回憶錄》的回憶文字；後一種說法，根據1923年5月出版的《少年中國》4卷3號有“收毛澤東第三年會費二元”的記載。因為所據都不是關於此事直接記載，所以難與史實相符。至於此事的直接記載，見於1920年2月出版的《少年中國》1卷8號“會員消息”中，內謂“本會於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一月共加入會員三人”，即有張聞天、毛澤東、芮學增。但未註明三人入會時間的先後順序。不過從張聞天名下所填寫的年齡為“二十”，毛澤東名下所填寫的年齡為“二十六”，還是可以推斷出時間的先後的。張聞天為1900年生人，所填寫年齡“二十”，應是1920年入會；毛澤東為1893年生人，所填寫年齡“二十六”，應是1919年入會。也就是說，毛澤東加入少年中國學會的具體時間，應是1919年12月，即他第二次到京的最初幾天裡。李大釗在毛澤東第二次到京的最初幾天內即介紹他加入了少年中國學會，僅此一事，反映了他們之間有非同一般的密切關係。

事實也的確如此。毛澤東雖然在1920年4月離開了北大，但此後的很長時間裡他仍與李大釗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同年六七月間，毛澤東在長沙籌備創辦文化書社，即與李大釗的大力支持有關。文化書社於8月2日舉行成立會，9月9日開始正式營業。

在書社的經營活動中，所遇到的困難莫大於資金問題。而書社“為穩固信用起見，亦不願向人賒欠，因此本錢太少，週轉頗難。”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李大釗向毛澤東伸出了援助之手。在書社所銷售的書籍中，有新潮叢書、北京大學叢書，以及非叢書的書籍約五十多種，均販自北京大學出版部，遂由李大釗出面“為信用介紹”，實行“免去押金”的辦法。從現存的文化書社“銷售目錄”來看，這種業務關係至少保持有兩年多的時間。這50多種書籍，幾佔書社所售書籍總數的三分之一19，因此，李大釗的“信用介紹”，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書社的資金困難，增強了書社的經營活力。

長沙文化書社自1920年8月創辦，至1927年馬日事變時被封禁為止，曾存在了長達7年之久。它以“專經售新出版物”為宗旨，以“售價至多比出版原店一樣，有些比原店更減，僅以取到相當之手續費及郵費為限”為經營原則20，頗受各界讀者的歡迎。書社的經營活動不以贏利為惟一目的，它實際上是毛澤東在湖南建立的一個研究與傳播革命真理，進行革命活動的重要陣地。它的存在，不僅在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在創建中國共產黨及在建黨初期作為祕密聯絡機構，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是毛澤東在湖南所進行的一項有重要意義的革命活動，而李大釗是這項革命活動的有力後援者。

1920年年初，一個重要的革命團體即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李大釗的指導下在北京大學祕密建立。雖然這個研究會到1921年11月才公開宣佈成立，但它自1920年3月祕密建立時起，即開始了研究“馬克思派學說”的活動。是時，毛澤東在北京大學正與李大釗熾熱地研究討論關於十月革命和馬列主義著作，與該會的一些發起人如鄧中夏、高君宇、羅章龍等人也有很多的交往，他與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祕密活動應有什麼直接的關係?因目前尚未見有文字的記載，礙難作出妄斷。但從是時李、毛兩人的密切關係，從毛澤東當時的思想、行動上所發生的重要變化來看，在事實上，不能說沒有任何的聯繫。這是很值得注意的問題。例如，毛澤東在當時對赴俄勤工儉學萌發了極大的興趣。他在致陶毅的信中說：“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頓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勸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我一己的計劃，一星期外將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長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徑名自修大學)，預計一年或二年，必將古今中外學術的大綱，弄個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後組一留俄隊，赴俄勤工儉學。……這樁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釗君等商量。”21這裡清楚地反映，毛澤東是在與李大釗認真地研究討論之後，改變了原來準備留法的想法，作出了要赴俄勤工儉學的計劃，表明了他十分嚮往十月革命的故鄉。而在那時，擁護十月革命，嚮往蘇俄，與擁護馬克思主義尚是很難分開的一回事。同年8月，毛澤東回到長沙之後，便很快就發起成立了“留俄勤工儉學團”，組成了湖南“留俄運動之先鋒隊”22，並與何叔衡等人組織成立了“俄羅斯研究會”，提出：“我和俄國接壤數千裡，關係素來密切，勞農政府既有這樣前無千古的大變，我們怎麼不研究他的內情，安排應付的方法呢?”23毛澤東此時渴望赴俄留學，其目的是要去了解那裡發生的“前無千古的大變”，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這與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活動，可以說是同歸殊途，如出一轍。應該說是與李大釗，與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有著明顯的影響關係。

在1920年年初的時候，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未被多數人所認識，傳入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書籍為數很少，中文譯本則更為罕見，不是專門收藏與流通的單位，尚難提供借閱。而李大釗指導下的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把“蒐集此項書籍”作為了“研究上重要的先務”，在他們的發起“啟事”中有記載說：“各書現已陸續寄到，並且馬上就要找定一個事務所，可以供藏書、閱覽、開會、討論之用。”24說明他們已經收藏了一定數量的馬克思列寧的著作。這也就是說，在當時只有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才有可能提供這類書籍閱讀的便利條件。毛澤東當時雖然沒有參加研究會的發起，但因為他與李大釗的密切關係，完全可以得到閱讀的便利。因而可以說，毛澤東在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閱讀了當時能夠見到的關於十月革命和共產主義的文獻，從而使他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此他後來說：“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所發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熱切搜尋當時所能找到的極少數共產主義文獻的中文譯本。有三本書特別深刻銘記在我的心中，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接受馬克思主義，認為它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就一直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考茨基著的《階級鬥爭》，以及柯卡普著的《社會主義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經在理論上和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25從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轉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是毛澤東思想發展中的一次有重大意義的飛躍。而這一飛躍的完成，應該指出，是與毛澤東在北京大學旁聽與工作，以及後來與李大釗的保持密切聯繫，尤其是與李大釗為他提供了學習與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條件，所不能分開的。

三　毛澤東非常欽佩李大釗，稱李大釗是他真正的老師

凡是聆聽過李大釗教益的人，都對李大釗的循循善誘的教導深為感動，欽佩之至。陳毅曾稱李大釗“自學渾不倦，誨人何其勤。沒有宗派氣，內外從如雲”26。林伯渠說李大釗“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閃首傳真”27。毛澤東對李大釗更是非常感佩，稱他是“真正的老師”。

如前所述，毛澤東第一次到京時，原有赴法留學的考慮，但由於到北大之後受李大釗等新人物、新思想的影響，以為把時間花在研究國內問題上，會更有好處，於是改變了去歐洲留學的計劃。他第二次到京時，原也是有赴法留學的考慮的，而且這一次可能比第一次更加強烈得多。關於這一點，可從李璜的一篇憶述中看到一些跡象。李璜說：“我到北平之第三日，李大釗會友(指少年中國學會會友)約往米市衚衕便宜坊吃燒鴨，座中有陳愚生、易克嶷、鄧仲澥會友等。光祈來較遲，坐始定。……兩會友忽覓來，一趙世炎，一毛澤東。光祈為介紹，言：‘兩會友有意赴法求學，聞我將往，甚喜，願一談。’我注視趙毛兩會友，皆較年輕於是時之我輩。光祈亦以小弟弟待之，與話時，更多笑容。船行尚有兩月，李石曾先生以我習法文有年，請我在北京留法預備學校，教初淺法文，趙世炎、毛澤東兩會友亦來聽講。”28可見，毛澤東在當時確有赴法留學的考慮，並且進行了學語言的準備。然而又是因為經與李大釗的研究討論，使他感到留法不如留俄，再次改變了原來的計劃。李大釗先後兩次改變了毛澤東赴法留學計劃，由此可以想見，毛澤東是十分欽佩李大釗的見解，十分尊重李大釗的意見的。毛澤東後來一生的革命征程，也正是因此奠定了基礎。

毛澤東欽佩李大釗的見解，尊重李大釗的意見，是由於他認為李大釗的思想、觀點符合馬列主義原理，適合中國革命運動的實際。或者說是志同道合的原因。如在少年中國學會的活動中，自李大釗提出“有標明本會主義的必要”之後，該會會員的思想分歧日益公開化，其中的共產主義者堅持採用“社會主義”為宗旨，而國家主義分子則提出所謂“澄清共產派”的主張，加以反對，因而導致該會的分裂與終止。在學會應當採取何種主義的討論中，毛澤東旗幟鮮明地同李大釗等共產主義者持相同意見。29這不僅表明了他當時堅定信仰馬克思主義，主張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的明確立場，也表明了他對李大釗等共產主義者的正確見解，是大力支持的態度。

另外，對於中國農民問題的認識，毛澤東也很推重李大釗。眾所周知，李大釗曾於1925年底至1926年初，寫作了一篇《土地與農民》的論文。在這篇文章中，他依據馬列主義的觀點，闡明瞭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問題，提出了“中國浩大的農民群眾，如果能組織起來，參加國民革命，中國革命的成功就不遠了。”30的正確論斷。毛澤東對於李大釗的這篇論文，非常重視，1926年9月，他在廣州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時，曾把李大釗的這篇論文收入他所主編的“農民問題叢刊”，當作學員學習的材料。

毛澤東非常欽佩李大釗，還表現在他曾不止一次地充分肯定李大釗對於中國革命運動的重要作用。1945年4月，在他談到中國由舊民主主義革命轉變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歷史時，明確指出李大釗、陳獨秀等是有很大功勞的。他說：“五四運動中有左翼、右翼，陳獨秀、李大釗是代表左翼的。那時候中國還沒有共產黨，但已經有少數人有共產主義思想。”陳獨秀“是五四運運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31十分明確地把李大釗置於革命先驅者的地位，肯定李大釗是起過很大作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隨著歷史的前進，新民主主義革命終於在1949年取得偉大勝利。同年3月，毛澤東和中央領導機關自河北省西柏坡遷入北平。當毛澤東看到古都城垣時，心中又泛起了對30年前往事的回憶，他無限感慨地說：“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了一個馬列主義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師，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道在哪裡呢!”32這句“他是我真正的老師”的話，情溢言表，感人肺腑，充分表露出毛澤東對李大釗是何其懷念與感激!

李大釗和毛澤東都是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但追本溯源，在中國，影響、引導毛澤東等一代人走上信仰馬克思主義道路的導師，是李大釗。這也就很好地說明，李大釗被稱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當之無愧，不可動搖的。

注：

①②⑤　《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第33頁，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③　蔣夢麟：《新潮》第122頁，臺灣傳紀文學出版社1968年版。

④　見《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8月2日，1919年9月22日。

⑥　沈家祥：《鮮為人知的黨史人物——張申府》，《中國社會報》1992年7月3日。

⑦　轉引自《李大釗》(畫冊)，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

⑧　同①33頁。

⑨　《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10月21日。

⑩　同①，第33——34頁。

11 12　《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2號。

13　1920年春，蔡元培、胡適等曾應湖南省教育會的邀請，在長沙講學。

14　轉引自高平叔《蔡元培與毛澤東》，《群言》1986年第3期。

15 16　同①，第33、34頁。

17　1919年12月至1920年6月，湖南人民在毛澤東、何叔衡等領導下驅逐皖系軍閥、湖南督軍兼省長張敬堯的鬥爭。

18　《晨報》1919年12月34日，1920年1月7日。

19　均見《文化書社第一次營業報告》，《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0　《文藝書社通告好學諸君》，長沙《大公報》1920年11月10日。

21　《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　第1集。

22　長沙《大公報》，1920年8月22日。

23　長沙《大公報》，1920年8月23日。

24　《北京大學日刊》，1921年11月17日。

25　同①，第39頁。

26　陳毅：《紀念李大釗同志殉難三十週年》，《人民日報》，1957年4月28日。

27　林伯渠：《李大釗選集題詞》，《李大釗選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28 《王光祈紀念冊》，第33頁，1936年編印。

29　見《少年中國學會改組調查表》，《五四時期的社團》(一)北京三聯書店1979年版。

30　《李大釗文集》下冊，第834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1　《七大工作方針》，見《光明日報》1981年7月16日。

32　李銀橋：《在毛澤東身邊十五年》，第125頁，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李大釗研究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