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簡稱“陸軍軍官學校”，因學校位於廣州黃埔區長洲島，人們習慣稱之為“黃埔軍校”。92年前的1924年6月16日，黃埔軍校開學，到1930年轉至他地的6年間，共招收7期學生，培養了大批軍事、政治人才，畢業生總計6349人，在中國現代史上有著重要地位。據不完全統計，黃埔前五期學員，在抗戰中共陣亡2000人左右，也就是說黃埔軍校畢業生總數的27%陣亡於抗日戰場。
李大釗參與創辦黃埔軍校前後
1921年12月23日，李大釗通過林伯渠介紹，促成了馬林在桂林第一次會見孫中山。其後，雙方又進行了三次長談，討論有關中國革命和中蘇結盟等問題。馬林向孫中山建議，中國革命應有一個聯繫各階級，特別是聯繫工農群眾的黨，要辦軍官學校，建立革命軍隊。孫中山在給廖仲愷的電報中說：“見過馬林，心上十分高興。”
1922年6月16日，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叛變革命，派軍隊圍攻總統府，炮聲驚醒睡夢中的孫中山、宋慶齡夫婦。陳炯明倒戈叛變，意在拆南方政府的臺，趕孫中山出廣東。情況危急，在眾人的勸說和協助下，孫中山與宋慶齡從總統府脫險，登上海軍的楚豫艦，後移往永豐艦。只可惜，懷孕的宋慶齡在奔跑中不幸流產。魯迅說：“孫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國還是如此者，最大原因還在於他沒有黨軍，因此，不能不遷就有武力的別人。”1922年8月25日，李大釗赴上海與孫中山晤面，討論重組國民黨以振興中國的問題。在上海，孫中山再次會見了馬林，接受了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共產黨人蔘加國民黨以改組國民黨，以及建立黨領導的軍隊的意見。
1923年1月18日，李大釗陪同蘇俄駐華特命全權代表越飛到上海會見孫中山。23日，共產國際作出《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的決議》。26日，用英文在上海《大陸報》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聯合宣言的簽訂，標誌著孫中山聯俄政策確立、國共兩黨合作進程開始。此後，孫中山得到蘇聯派來顧問、支援武器、錢款的幫助。1923年4月，李大釗發表《普遍全國的國民黨》，指出中國革命要有一箇中心力量，這個中心力量當前要由國民黨來擔當，就要加強和改造它。李大釗在中共三大、西湖會議上，積極參與了共產黨統一戰線策略方針的制定，與孫中山親切會談，並和陳獨秀、張太雷、蔡和森等一起，促成了國共兩黨革命統一戰線的早日建立。
為謀劃建立軍事學校，1923年8月16日，孫中山與馬林、蔣介石、汪精衛、張繼、林業明等商談，決定派出“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聯考察黨務和軍事。代表團由四人組成，蔣介石為負責人，張太雷（共產黨員，俄文翻譯）、沈定一（共產黨員）、王登雲（後為蔣介石的英文祕書）為成員。9月2日，代表團抵達莫斯科，在蘇聯的兩個月零27天裡主要目的是考察軍校建設。蔣介石並不滿意蘇聯軍隊的一些做法，曾提出終止訪問。孫中山得知，立即發電報指出“蘇聯是惟一的朋友”，勸蔣介石慎重行事，抓緊考察軍校建設。這也成為後來蔣介石不願任軍校校長的前因。
在此期間，蘇共代表鮑羅廷到達廣州，孫中山聘鮑羅廷為國民黨特別顧問。1923年10月19日，孫中山電邀李大釗赴上海商討國民黨改組問題。11月25日，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11月29日，孫中山召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0次會議，討論組織國民黨志願師和創建軍事學校等問題，並決定把中國傳統的講武堂改稱“國民革命軍軍官學校”，招生對象包括黨內外一切有志獻身國民革命事業、具有中學文化程度的青年。孫中山親任校長，委任廖仲愷和李大釗等5人為國民黨改組委員，組成核心領導組織，推動國民黨改組和軍校籌建工作的開展，特別責成廖仲愷和鮑羅廷負責軍校的具體籌建工作。1923年底，李大釗赴廣州，積極幫助孫中山完成國民黨改組事宜。李大釗認定：“中國的軍閥是帝國主義列強的代理人，革命是向前發展的，要發展，首先要把軍閥勢力剷除乾淨，這是最主要的。軍閥勢力剷除不了，革命無法向前推進”，要“靠革命的進步軍隊，同軍閥勢力對立、鬥爭”。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中央執行委員24人（共產黨員譚平山、李大釗、於樹德3人當選），中央候補執行委員17人（共產黨員沈定一、韓麟符、毛澤東、張國燾、於方舟、瞿秋白等6 人當選），標誌著國共兩黨合作的正式實現。國民黨中央決定在北京、上海、漢口三地設立國民黨執行委員會執行部，以貫徹中央任務。1924年4月，北京執行部成立，領導京、直、魯、豫、熱、察、綏、奉、吉、黑、內蒙古、晉、甘、新疆、哈爾濱等15個省市的工作。孫中山指定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常委徐謙任國民黨北京執行部主任，組織部部長李大釗、工人部部長丁惟汾、調查部部長王法勤、青年部部長於樹德、宣傳部部長馬敘倫、農民部部長譚熙鴻，切望國共兩黨成員相互尊重，團結共處，創出業績。
1月24日，孫中山以軍政府大元帥名義正式下令，籌建陸軍軍官學校，命名為“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並宣佈成立軍校籌備委員會，以蔣介石為委員長，王伯齡、李濟深（鄧演達代）、沈應時、林振雄、俞飛鵬、張家瑞、宋榮昌7人為籌備委員。中國共產黨委派張申府參加籌備工作。由於蔣辭職赴滬，便由廖仲愷代理籌備工作，並負責招生事宜。孫中山親自題寫校名“陸軍軍官學校”。1924年3月，廣州《民國日報》刊登了《陸軍軍官學校籌備處佈告》和《陸軍軍官學校考試委員會啟事》等文告。北京執行部為軍校第一期招生物色人選，經李大釗、譚熙鴻、丁惟汾、石瑛、譚克敏等共同負責遴選，最後推薦孫元良、陳以仁、曾擴情、王君培、韓紹文、石美麟、張忠頫、肖洪、周惠元、陸傑、胡遯、張鼎銘等12人報考黃埔軍校，最終全被錄取。中共北方區委在李大釗領導下成立了軍事運動工作小組，積極保薦優秀青年去軍校學習，還舉辦了投考黃埔軍校黨團員積極分子訓練班。
1924年3月27日，黃埔軍校舉行第一期新生入學考試。4月28日，黃埔軍校放榜，正取350人，備取120人，錄取學生編成4個隊。這些人中有很多都是中共黨組織從各地選派來的黨團員和革命青年。1924年5月5日，黃埔軍校新生陸續入校。
5月21日，張國燾及其妻楊子烈等4人在北京被捕後，供出李大釗、張昆弟等共產黨人。22日，李大釗剃掉鬍鬚，由長子李葆華陪同前往昌黎五峰山避險。6月上旬，於樹德專程到五峰山向李大釗傳達中共中央緊急通知，決定由李大釗為首席代表，率中共代表團赴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五大。李大釗在遭受北洋政府內務部通緝的情況下，祕密往返昌黎、北京之間，積極謀劃中共代表團赴莫斯科相關事宜。經過努力，6月17日中共代表團啟程經哈爾濱、滿洲里到達莫斯科。
1924年6月16日，黃埔軍校舉行開學典禮，軍校大門貼有一副對聯，上聯是“升官發財請走別路”，下聯是“貪生怕死莫入此門”，橫批是“革命者來”。孫中山選定6月16日這一天開學，是要牢記軍隊的重要、陳炯明叛變的教訓。孫中山親臨發表演說，提出以“親愛精誠”為校訓，以“創造革命軍，挽救中國的危亡”為辦學宗旨，以學習蘇聯建軍經驗，採取軍事與政治並重，理論與實際結合為辦學方針。
戴朝震的《採訪國民黨“一大”見聞》
“守常老師住在長堤的東亞酒店，我陪他同住一個房間。行裝甫卸，中山先生便打發侍衛來請守常老師去談話。以後，過不了幾天就約他前去，有時談到晚上十一二點才回來，我曾問過他，中山先生找你談些什麼呀？他說，主要談大會宣言即改組黨和創辦軍校的事。”
“蔣介石也來看過守常老師。記得那天我正陪著守常老師在客廳吃橘子，蔣介石進來了，我略事周旋便退進了臥室。他完全是一副軍人神態，言談很拘謹。蔣介石走後，守常老師告訴我，是中山先生要他來商量辦黃埔軍校的事，他當時任中山先生大本營的參謀。”
這兩段文字，一是介紹了李大釗與孫中山確實曾經交談過創辦黃埔軍校的事情。二是介紹了蔣介石曾奉孫中山之命，與李大釗商量過辦黃埔軍校的事情。
這兩段文字摘自戴朝震的文章《採訪國民黨“一大”見聞》，發表在1984年1月28日的《團結報》上。作者戴朝震1919年考入北京大學的法科政治系後，擔任過北京學生聯合會所辦日刊的主編。同李大釗經常接觸，國民黨籌備一大時，李大釗讓他與自己同行，以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編輯主任名義隨同採訪。在廣州與李大釗同居一室，其見聞具有可信性。
孫中山的衛士範良回憶說：“李大釗到廣州後，住在孫中山先生的大元帥的官舍”，“我當時看到他們會晤頻繁，為國共合作，攜手革命而操心。”李大釗初到廣州下榻東亞酒店，當時就是孫中山大元帥的臨時官舍，所以，範良的回憶也沒有使用“大元帥府”這樣的稱呼，而是稱之“大元帥的官舍”。至於李大釗與戴朝震會同住一個房間，這正是李大釗一貫主張的簡易、樸實生活作風的具體展現。
李大釗參與黃埔軍校組織建設
關於李大釗參與黃埔軍校的組織建設，主要有兩件大事，一是李大釗參與推薦政治部副主任；二是決定周恩來接任政治部主任。
李大釗參與推薦政治部副主任。中共黃埔第一人張申府是李大釗參與推薦的。1920年10月，張申府與李大釗共同發起創建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張申府在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是“南陳北李”之間的唯一聯絡者，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作出了重要貢獻。1920年底，張申府以蔡元培祕書的名義到法國留學。1924年2月，經李大釗和陳獨秀推薦，張申府從歐洲回到廣州參加黃埔軍校籌備工作，受到廖仲愷等人的歡迎。籌辦黃埔軍校過程中，孫中山邀請了政治顧問鮑羅廷、軍事總顧問加倫、首席軍事顧問切列潘諾夫、步兵顧問白禮別列夫、炮兵顧問加列裡、工兵顧問互林、政治顧問喀拉覺夫等40多位蘇俄專家幫助自己創辦軍校。張申府通曉英語、德語，在莫斯科時已和蔣介石相識，就成了蔣介石的翻譯。但是張申府拒絕加入國民黨。考慮到張申府與李大釗的親密關係、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影響，以及其在法國里昂大學任教授的資歷，1924年5月，孫中山任命張申府為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成為共產黨人在黃埔軍校領導層中的第一人。
建校之初，蔣介石任校長、廖仲愷任黨代表。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張申府為副主任；教練部主任李濟深，鄧演達為副主任兼總隊長；教授部主任王伯齡，葉劍英為副主任；管理部主任林振雄；軍需部主任周駿彥，俞飛鵬為副主任；軍醫部主任宋榮昌，李其芳為副主任；戰術總教官何應欽。教育長先後由胡謙、王伯齡、何應欽、鄧演達等擔任。後增設參謀處，錢大鈞為處長。政治部主任戴季陶離開時，張申府任政治部代主任。
決定周恩來接任政治部主任。黃埔軍校開學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和黨代表廖仲愷讓張申府推薦人才，張申府列出15人的名單，其中有周恩來、周佛海、惲代英、趙世炎、高語罕、沈雁冰等。後來，張申府因難於與蔣介石共事，於1924年7月決定辭去政治部副主任職務，他向廖仲愷建議由周恩來接任自己的職務。
周恩來1917年6月南開學校畢業，東渡日本求學，1919年春回國，在天津參加五四運動，後考入南開大學（僅讀了一年）。9月16日，周恩來在草廠庵召集郭隆真、鄧穎超、馬駿、劉清揚等20名青年參加覺悟社成立大會。9月21日，李大釗到天津講演，並與覺悟社成員座談，和周恩來親切交談。1920年8月16日，周恩來在北京與李大釗一起出席少年中國學會、覺悟社等五團體茶話會，提出“改造聯合”的主張，得到李大釗的全力支持。11月，離開天津赴歐洲勤工儉學。1921年二三月間，共產黨員張申府和劉清揚對周恩來考察，決定介紹周恩來加入共產黨，然後報告國內的陳獨秀。陳獨秀同意後，周恩來成為正式共產黨員。
1924年，張申府寫信給周恩來，告知希望回國到黃埔軍校工作。周恩來在巴黎接到張申府的信，當即覆信自己的行動“須俟CP 中央決定”。張申府告訴廖仲愷，廖仲愷同意並給周恩來等海外留學人員寄去歸國路費。實際上如張申府所說：“這一年八九月間，廣東大學暑假過後開學時，我從天津回到廣州，見到周恩來問起給他寄款之事，周說沒有收到。原來錢款剛匯出，周已經搭乘一條郵船動身回國了。”周恩來是在1924年7月中旬辭去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工作，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劉伯莊、周子君、羅振聲一起於7月下旬從法國啟程回國，9月初抵達廣州，正當廖仲愷接受黃埔軍校師生的強烈要求，決定撤換政治部主任邵元衝，經與蔣介石校長、蘇聯軍事顧問加倫會商，請中共推薦一位適當人選接任政治部主任。面對廖仲愷的請求，1924年9月，中共中央考慮到黃埔軍校政治部代主任邵元衝尚未免職，決定周恩來先去黃埔軍校任政治教官，講授政治經濟學。1924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重建廣東區委，擬定周恩來任委員長兼宣傳部部長。當時廣東區委的工作範圍，包括廣東、廣西、廈門、香港等地。1924年11月，邵元衝隨孫中山北上，中共廣東區委正式決定派周恩來接受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這一職務，同時兼任中共廣東區委軍事部部長。
1924 年9月間，周恩來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講授政治經濟學受到學員的好評。11月，被正式任命為政治部主任後，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工作。推行紅軍經驗，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機構，設立各級黨代表；開設政治課，開展多種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開闢了黃埔軍校乃至以後國民革命軍政治工作的新局面。周恩來出色的工作，使近乎於空殼的政治部，在很短的時間內工作得有聲有色，對黃埔軍校第一、二期學員思想影響很大。周恩來正式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時間是1924年11月到1925年1月，只有3個月。1925年1月，周恩來任東征軍（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的前身）政治部主任。1926年“四一二”蔣介石反革命政變後，國民黨搞清黨，周恩來便退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去了上海。
責任編輯 李衛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