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之後，再無大師”，是嶽南的名作《陳寅恪與傅斯年》封面底部的副標題，我們耳熟能詳的大師，辜鴻銘、章太炎、劉師培、黃侃、蔡元培、沈尹默、沈兼士、傅斯年、陳漢章、馬建忠、劉文典、潘光旦、陶孟和、陳寅恪、李濟、董作賓、樑思永、樑思成、林徽因、金嶽霖、吳金鼎、胡適等，都在這本書裡存活著。這些大師們在亂離之世，萬里流亡，輾轉於途，他們為學術的自由和進步所付出的辛勤汗水與不懈努力，都是當今學術界所缺乏的。在喧囂而浮躁的年代裡，讓我們一起感念大師們的學術人格、體驗他們的淚笑人生。面對前輩大師風範，我們在敬仰感念的同時，也為這種人格風範的絕響而悲鳴！
民國大師們是怎麼講課的？雖然沒有留下任何視頻記錄，但從許多人對他們的追憶中，依舊可以領略其氣衝牛斗、舌燦如蓮的講授風采。他們各有千秋，既見秉性，又現風格。有的一開始就把課堂氣氛搞活躍了，有的幽默地介紹自己，有的是精心設計的，一張口就不同凡響，有的則是隨意而為，好似信口開河，其實意蘊深矣，有心者才能意會。
啟功：在下所講，全是胡言
啟功先生是個幽默風趣的人，平時愛開玩笑，上課也不例外。一次他外出講學，第一句便是：“本人是滿族，過去叫胡人，因此在下所講，全是胡言。”逗得學生們哈哈大笑，一下子並拉近了自己和學生的距離，讓學生覺得分外親切和輕鬆。
沈從文：你們睡覺可以，不要打呼嚕
沈從文文章寫得好，一生有五百萬字的著作文章，《邊城》、《長河》、《從文自傳》是他的代表作。他晚年專著《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填補了中國物質文化史上的一頁空白。可他的授課技巧卻很一般，他也頗有自知之明，一開頭就會說：“我的課講得不精彩，你們要睡覺，我不反對，但請不要打呼嚕，以免影響別人。”這麼很謙虛地一說，反倒贏得滿堂彩。
陶行知：我以為，教育就跟餵雞一樣
陶行知是中國偉大的人民教育家。有一次他受邀到武漢大學演講，一上講臺，就拎出一隻還在“喔喔”叫的公雞。並掏出一把米往公雞的嘴裡塞，公雞拼命掙扎，一粒米也不肯吃。但陶先生一放開手，恢復了自由的公雞撲哧了幾下翅膀，自己吃起了米來。
在聽眾一頭霧水之際，陶行知從容不迫地說道：“我以為，教育就跟餵雞一樣，先生強迫學生去學習，把知識影灌給他，他是不情願學的，即便學也食而不化，過不了多久，他還會他知識還給先生的。但是如果讓他自由學習，充分地發揮他的主觀能動性，那效果將一定會好很多！”
梁啟超：兄弟我是沒什麼學問的
清華國學四大導師之一的梁啟超，上課的第一句話是：“兄弟我是沒什麼學問的。”然後，稍微頓了頓，等大家的議論聲小了點，眼睛往天花板上看著，又慢悠悠地補充一句：“兄弟我還是有些學問的。”頭一句話謙虛得很，後一句話又極自負，他用的是先抑後揚法。
辜鴻銘：割心裡的小辮子難
民國奇人辜鴻銘，學貫中西，名揚四海，自稱是“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被外國人稱為“到北京可以不看故宮，不可不看辜鴻銘”。他在辛亥革命後拒剪辮子，拖著一根焦黃的小辮給學生上課，自然是笑聲一片，他也習以為常了，待大家笑得差不多了，他才慢吞吞地說：“我頭上的小辮子，只要一剪刀就能解決問題，可要割掉你們心裡的小辮子，那就難了。”頓時全場肅然，再聽他講課，如行雲流水，似天花亂墜，果然有學問，果然名不虛傳。
章太炎：你們來聽我上課是你們的幸運，當然也是我的幸運
架子最大的開場白，則非章太炎先生莫屬。他的學問很大，想聽他上課的人太多，無法滿足要求，於是乾脆上一次大課。他來上課，五六個弟子陪同，有馬幼漁、錢玄同、劉半農等，都是一時俊傑，大師級人物。老頭國語不好，由劉半農任翻譯，錢玄同寫板書，馬幼漁倒茶水，可謂盛況空前。老頭也不客氣，開口就說：“你們來聽我上課是你們的幸運，當然也是我的幸運。”儘管他如此的狂，卻絲毫不影響他備受眾人敬仰的狀況，可能是太炎先生狂得有資本的緣故。
劉文典：《莊子》我不懂也沒人懂
劉文典任西南聯大中文系教授時，日本的飛機經常神出鬼沒地轟炸大後方的昆明，西南聯大也是日機轟炸的目標之一。一次，警報又響了起來，人們紛紛往防空洞跑，劉文典跑著跑著看見沈從文也在跑，按理說逃命是人的本能，無可厚非，誰知劉文典對著沈從文呵斥道：“我跑防空洞，是為《莊子》跑，我死了就沒人講《莊子》了，你跑什麼？”其狂妄之言，讓人啼笑皆非，也讓人不得其解。所以他每次講授《莊子》，上課的第一句話便是：“《莊子》嘛，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
大學並不僅僅是知識的集中地！知識的獲得，也不僅僅在於師生之間。我認為，大學之道，在課堂，在飯堂，亦在洗澡堂；在舞場，在情場，亦在小操場；在教室，在寢室，亦在洗衣室；在書中，在筆中，亦在睡夢中。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民國時代，大師輩出。那是個充滿啟蒙創新、星光璀璨的時代，也是個風雨如晦、個體命運交織著家國恩怨、飄零如葉的時代，那個時代留給後人無窮盡的想像，那些大師們，遂成絕響。
現在信息傳播速度和寬度都大了，人們知識的平均水平也比以前高出不知凡幾。所以“大家”的那種高高在上的感覺就沒有了，導致我們就覺得沒有了“大家”。你真把呂思勉、陳寅恪，李四光等人放到今天的社會，我們也未必會認為他們超出常人多遠的距離。在這個交流平臺日漸眾多且方便的時候，任何一個學術觀點的反對聲音都能迅速傳播，“大家”的權威性無穩固法形成，就成了持有一家之言的“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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