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上將烏蘭夫，單刀赴會救內蒙

今年是新中國第一個少數民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成立70週年。

“70年前的1947年，中國大地正瀰漫著炮火和硝煙，而祖國北方誕生了一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權，為黨和國家找到了一條解決民族問題的道路，為即將成立的共和國獻上了一份厚禮。完成這一壯舉的就是我的外祖父烏蘭夫。”烏蘭夫的外孫女、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第三巡視組組長石梅告訴《環球人物》記者，“烏蘭夫在祖國北疆建設了一道和平穩定的安全屏障。周恩來總理多次評價內蒙古是‘模範自治區’。”

70年後的這個夏天，內蒙古處處洋溢著喜迎“大慶”的氛圍。在首府呼和浩特，烏蘭夫紀念館正修葺一新，還有一個流動紀念館，在全國宣講烏蘭夫的故事。館長雲玉美告訴《環球人物》記者：“沒想到烏老（烏蘭夫）的故事在其他一些民族地區也很受歡迎。講好烏老的故事，就是講好內蒙古的故事。”

領導內蒙古最大的抗日隊伍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侵略者強佔我國東北三省，還盯上了大興安嶺西側的內蒙古。“他們拉攏蒙古族上層人物，企圖在內蒙古成立繼偽滿洲國後的又一個傀儡政權，德穆楚克棟魯普親王（簡稱德王）就是他們的拉攏對象。”呼和浩特烏蘭夫研究中心主任李志明告訴《環球人物》記者，德王本想利用日本人的勢力實現內蒙古高度自治，但在日本人的威逼利誘之下，變得對日本人唯命是從，成了蒙奸。

時任中共西蒙工作委員會三人小組書記的烏蘭夫，想說服德王改邪歸正。1935年冬，烏蘭夫來到德王辦公的蒙古包。當時，德王是“蒙古地方政務委員會”（蒙政會）祕書長。蒙政會管轄內蒙古部分盟旗，雖由南京國民政府的何應欽擔任指導長官，但實權掌握在德王手上。他對烏蘭夫說：“這些年為了民族自治，我幾次找過蔣介石，也派人去廣州找正在搞西南獨立的胡漢民、陳繼棠，結果怎樣？他們都是嘴上說得天花亂墜，什麼歡迎、支持呀，實質上不給真正的支援。至於歸綏（今呼和浩特，當時是綏遠省省會）的傅作義就更不用說，天天都想吃掉我們，只有日本人支持我們搞高度自治。”

“既然德王爺如此坦率，也恕老弟一吐為快。我們蒙古族有句諺語叫‘土默川上的狼，善眉善眼地吃人’。日寇佔領了東三省之後，一心想吞併中國，變中國為他們的殖民地，難道他們會真心實意幫助蒙古民族獨立嗎？”烏蘭夫誠懇地說。

“我是利用日本的金錢和武器。”

“到時候誰利用誰可就難說了。我冒昧向德王爺進一言，古時中國的秦檜賣國求榮，遺臭萬年，今日的溥儀認賊作父，遭國人唾棄，德王爺如果步他們的後塵，結果會如何，請三思而行。”

德王聽到這話很不高興：“我的主意已定，千秋功罪由我一人承擔，不用別人教訓。”

烏蘭夫見德王難以挽回，就告辭離開。事前，他已經派一批共產黨員打入蒙政會保安隊，進行抗日宣傳，爭取了一些進步官兵。與德王面談後，烏蘭夫等人決定起義。1936年2月21日夜裡，暴動隊伍分頭行動，襲擊蒙政會稽查處，擊斃處長、德王的親信李鳳誠，打開軍械庫控制了武器彈藥，武裝了起義部隊；打開看守所解救了被關押的士兵；搗毀電臺，切斷了蒙政會與外界的聯繫。

此次暴動推遲了日本侵略者的西進日程。暴動成功後，起義隊伍和贊同起義的蒙政會文職人員近1000人撤離蒙政會所在地百靈廟，向歸綏方向行進。後來這支部隊幾經整頓，擴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三師，被黨中央譽為“內蒙古民族中最先進、最大的抗日隊伍”。烏蘭夫領導這支隊伍在鄂爾多斯堅持抗戰，拒日軍於黃河對岸，有效地守衛了延安和陝甘寧邊區。

一個人瓦解了一個“共和國”

經歷過百靈廟暴動，德王與日本人的勾結更加明目張膽。他於1937年在歸綏出任偽“蒙古聯盟自治政府”主席，後又合併日本扶植的“察南自治政府”和“晉北自治政府”，在察哈爾省省會張家口成立“蒙疆聯合自治政府”。日本投降後，該偽政府解散。德王后來作為偽蒙疆頭號戰犯，被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後被特赦。

但德王的追隨者並沒有善罷甘休。他的姨夫、原偽蒙疆最高法院院長補英達賚（音同賴），跑到德王的老家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重新“拉起大旗”，於1945年9月成立“內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大造分裂中國的輿論。中共中央派烏蘭夫去解決這個“臨時政府”的問題。

1945年的烏蘭夫。這一年，他單刀赴會，瓦解了企圖獨立的“內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

聶榮臻、劉瀾濤等中共晉察冀中央局領導人，出於安全考慮，建議派軍隊隨烏蘭夫前去，可是烏蘭夫認為解決這個問題主要得做思想工作，單槍匹馬雖有危險，卻能顯示誠意。於是，他只帶了幾個人，就向蘇尼特右旗出發了。

補英達賚見到烏蘭夫後說：“建立內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是蒙古人的意願，臨時政府是民主選舉的，蘇方、蒙方都同意。蒙古人在北洋和民國時期受漢人欺負，後來又受日本人欺負，已經受夠了。我們剛剛建立起的代表我們蒙古人利益的臨時政府，誰也別想破壞。”

“你所說的民主選舉是什麼樣的民主？是哪些人的民主？你所說的蘇聯和蒙古方面同意，具體是哪個人同意的，他能不能代表他們的黨和政府？你所說的蒙古人自己來解放自己，是指哪些蒙古人，是什麼樣的解放？”烏蘭夫問。

“怎麼解決內蒙古的問題，要等派去外蒙的代表回來以後再說。”補英達賚的態度由趾高氣場變得有所緩和。

“請你好好考慮我提出的問題，那些問題是怎麼回事，你我都清楚，蒙古族老百姓心裡也明白。”烏蘭夫補充說。

烏蘭夫又約見了蘇聯駐蒙古副顧問尼古拉耶夫，此人傲慢地說：“我們解放了內蒙古，補英達賚建立的臨時政府是我們同意的，你們應該支持。”

烏蘭夫曾赴蘇聯留學，就用俄語說：“蘇蒙聯軍幫助我們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我們表示衷心感謝。但是你們不瞭解我們中國和內蒙古的情況。我們很早以前就是一箇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內蒙古是中國的一部分。對於少數民族問題，我們中國共產黨主張實行民族區域自治。”

尼古拉耶夫固執己見，烏蘭夫又說：“我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候補委員，受中共中央之命來這裡解決你們支持下的內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問題。我們黨不主張內蒙古獨立，不同意建這個臨時政府。我的話是代表我們黨中央的，你的意見是不是代表聯共中央，如果能，請你寫下來。”尼古拉耶夫無言以對。後來，支持補英達賚的蘇蒙聯軍負責人收到馬利諾夫斯基元帥查問此事的電報，態度終於有所轉變。

烏蘭夫還向蒙古族青年知識分子闡述了這些理念，並拿出一張《晉察冀日報》給他們看，上面刊登了漢奸、蒙奸名單，其中就有德王、補英達賚。“團結在我們周圍的絕大多數青年，因為認識到補英達賚是蒙奸，便都願意進行改選。這樣，我就將一步路，分成了兩步走，先行改選，再創造取消它的條件。”烏蘭夫生前回憶說。補英達賚也同意改選，結果烏蘭夫當選主席，補英達賚也保住了政府委員的職位。

“當選3天后，烏蘭夫就藉故將臨時政府遷到由八路軍控制的張北縣，停止了它的活動。過後不久，在張家口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臨時政府’的多數人員都參加了進來，所謂‘臨時政府’自然就消失了。周恩來總理稱讚此舉為‘單刀赴會’。”烏蘭夫長子布赫生前回憶說。

東西蒙的統一

“臨時政府”只是個空架子，而1946年初在興安盟成立的“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則已經有了自己的軍隊——東蒙古自治軍，也有了自己的政黨——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其主席是原來在偽滿洲國擔任興安總省主席的博彥滿都。1946年3月，烏蘭夫等人與該政府代表相約，在熱河省省會承德討論東蒙古的去向問題。

雙方都主張內蒙古統一起來搞自治運動，反對國民政府的“大漢族主義”，但具體怎麼辦爭論很激烈。“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主張內蒙古自治運動由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領導，實行“宗藩”式“自治”。 中共代表烏蘭夫則主張，中國工人階級是統一的，中國共產黨是全國統一的黨，內蒙古革命必須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民族是誰也離不開誰的命運共同體，只能在中華大家庭中實行“民族平等、民主自治”的“民族區域自治”。布赫在回憶這段歷史時說：“雙方主談代表翻來覆去講自己的方案，就是達不成共識。”

關鍵時刻，烏蘭夫有針對性地做通了東蒙古主要代表人物的工作。他找到“自治政府”委員兼經濟部長特木爾巴根。兩人都曾留學蘇聯，是舊相識。

“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曾長期與內蒙古革命脫節，還被共產國際解散。你們如今重新組建這個黨，提出內外蒙合併，外蒙古又不支持，讓你們找中國共產黨開展自治運動。再說這個黨成分複雜，有原偽滿官吏，基本上都是民族上層，不能代表廣大蒙古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前途何在？我建議你們解散這個黨。”烏蘭夫說。

特木爾巴根是農民出身，與烏蘭夫的經歷有頗多相似之處，只是走上了不同的民族解放道路。他考慮片刻後回答：“我贊成你說的道理。”

“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中偽滿時的官吏佔一半，群眾怎麼會擁護？這個政府還是先撤銷。”烏蘭夫進一步勸他。

“為蒙古同胞的長遠利益著想，是該照你說的做。”特木爾巴根最後問道：“我在蘇聯時是聯共黨員，請雲澤（烏蘭夫）同志證明，能否轉為中共黨員？”烏蘭夫欣然同意，並報黨組織批准。“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祕書長哈豐阿，聽說特木爾巴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也申請入黨，後獲准。

“雙方經過充分討論，思想得以統一。4月3日，內蒙古自治運動統一會議正式舉行。會議決定，撤銷‘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東蒙總分會；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統一領導蒙古軍隊武裝’。會議實現了東西蒙的統一，又稱‘四三會議’。”李志明說。會後不久，“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撤銷，內蒙古人民革命黨解散。

1947年5月1日，烏蘭夫當選內蒙古自治政府第一任主席。

1947年4月23日至5月2日，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在王爺廟（今興安盟烏蘭浩特）召開。393名人民代表接到通知後，個個激動不已，有的騎馬，有的坐著牲畜拉的勒勒車，帶著乾糧，經過幾天的跋山涉水，從四面八方來到王爺廟，行使有史以來第一次內蒙古各族人民當家做主的神聖權利。會議期間，內蒙古自治政府正式宣告成立，烏蘭夫當選主席，哈豐阿當選副主席，博彥滿都當選臨時參議會議長，特木爾巴根等當選自治政府委員。5月19日，毛澤東、朱德發來賀電。1949年12月，內蒙古自治政府改稱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烏蘭夫為主席。政府駐地幾經搬遷，最終於1954年遷入呼和浩特。自治區的範圍也幾經調整，於1979年確定了今天的面貌。

周恩來：“這是雪中送炭，難為烏蘭夫同志了”

“我們黨在解決民族問題的道路上是摸索前進的，早期提出學蘇聯，實行聯邦制，但中國民族地區情況複雜。幾百年來，蒙古族地區是封建王公統治，西藏是政教合一，和內地有很大不同。烏蘭夫在革命鬥爭中感受到，實行聯邦制，將可能導致國家分裂，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才能解決中國民族問題。所以說，他幫助中國共產黨找到了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新中國成立時制定的共同綱領，明確規定民族區域自治是中國的基本民族政策。”石梅說。1955年9月，烏蘭夫被授予上將軍銜，成為共和國57位開國上將之 一。

新中國成立後，烏蘭夫長期負責民族工作。

雖然內蒙古實行“自治”，但在布赫印象中，“父親特別強調內蒙古是全中國的一部分”。雲玉美也告訴《環球人物》記者，烏蘭夫“從來都是強調部分離不開整體，當國家遇到困難時，自治區應為國家排憂解難”。

1953年，中共中央華北局決定在包頭建設一個大型鋼鐵企業，遇到白雲鄂博礦山的敖包搬遷問題。“位於包頭達茂旗的白雲鄂博，在當地牧民心中是一座‘神山’，山上有牧民們世代祭祀的敖包。牧民認為，大規模開發礦山資源，會破壞敖包，神會怪罪下來。抗戰期間，日本人曾多次派人到此盜掘礦山資源，遭到僧侶和牧民的強烈反對。”李志明說。烏蘭夫提出：“最好的辦法就是另找一塊吉地，把敖包搬遷出礦區。”他一面動員僧侶和牧民搬遷，一面要求工作人員：新敖包選址要由蒙古族活佛、僧侶按照宗教傳統選擇吉地，遇到困難由政府出面協調；搬遷方式要按照蒙古族的風俗，按宗教儀式舉行隆重的敖包移址儀式。最終，吉地選在不遠處的一座“寶山”——白雲查幹。如今，白雲鄂博礦區因盛產稀土而聞名於世。

3年自然災害時期，上海、浙江、安徽等地的幾十所孤兒院裡的數千名孤兒，因為食品供應不足、營養跟不上，面臨生命危險。時任全國婦聯主席的朱德夫人康克清把這個情況告訴了烏蘭夫，烏蘭夫說：“一個辦法是給他們送一些奶粉，再一個辦法是把這些孩子送到內蒙古。送奶粉，能解一時之急，不是長久之計。我看最好的辦法是把孩子們送給牧民撫養。牧民們很喜歡孩子，不管誰家的孩子都喜歡，交給他們撫養，既可妥善長期地安排這些孤兒，又能解決牧民缺孩子的問題，可以說兩全其美，你看怎麼樣？”第二個辦法很快得到周恩來和內蒙古當地政府的同意。在《環球人物》記者採訪期間，幾乎每位受訪者都提到這個故事。烏蘭夫次子烏可力說：“有一天，家鄉人送來10箱奶粉，父親當時就吩咐祕書‘把這些奶粉都送給民政部門，轉送給那些孩子’。”乳業至今是內蒙古的一個重要產業，區內湧現出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龍頭企業，如伊利是亞洲唯一一家進入全球10強的乳業企業。2017年6月，內蒙古自治區主席布小林到呼和浩特市農畜產品加工企業調研時說：“著力扶持培育一批輻射面廣、帶動力強、成長性好的龍頭企業，大力發展增收富民產業，帶動貧困群眾脫貧致富。”

有一次，烏蘭夫聽說周恩來身體不適，就帶著內蒙古的“特產”——10袋奶粉去看望總理。恰巧周恩來不在，他從鄧穎超那裡得知，總理正四處想辦法解決全國人民餓肚子的問題。烏蘭夫回到內蒙古後，馬上與當地農業口的同志商量救濟事宜。有人認為，內蒙古本身是牧區，不是產糧大戶，要救濟也是杯水車薪。烏蘭夫則說：“我們應當為國家解難，為總理分憂。哪怕我們多上繳一斤糧食，也是我們內蒙古人民對國家的一片心嘛！”“這年秋後，全區上繳公糧和賣餘糧達7億公斤，在全國很多地方無糧可繳的情況下超額完成任務。周恩來稱讚‘這是雪中送炭，難為烏蘭夫同志了’。”李志明說。

內蒙古的耕地少，大部分是草原。在自治區成立之初，烏蘭夫就提出，內蒙古草原實施“保護牧場，禁止開荒”的政策。上世紀60年代初，農墾部的一支機耕隊伍，按照“以糧為綱”的政策，把草原視為“荒地”，盲目開墾了十多萬公頃。烏蘭夫得知後，頂著壓力勸阻農墾部，糾正了當時的錯誤做法。他說，在牧區開墾牧場，就像在農區破壞莊稼一樣。幾十年來，內蒙古人民一直在沿襲烏蘭夫提出的政策，積極建設防護林，防沙治沙，保護牧場，保衛著祖國北疆的4000公里綠色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