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韓紀民
季振同、黃中嶽是中國革命戰爭史上著名的寧都起義的重要領導人。1931年12月14日，他們與董振堂、趙博生等一起通電全國，宣佈原二十六路軍實行革命暴動，加入紅軍。1932年5月，已是中國工農紅軍重要將領的季振同、黃中嶽等人，被中央蘇區國家政治保衛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並於紅軍長征前夕被祕密處決，鑄成了令人扼腕痛心的大冤案。
季、黃其人
季振同（1901—1934），二十六路軍25師74旅旅長，原名季振佟，又名漢卿，號異之，河北滄縣人，家中曾有良田千畝。祖父是前清武舉人，後家境敗落。
◆季振同（畫像）
1919年，他在馮玉祥部隊當兵，1923年於保定軍官學校九期步科肄業，後在北京南苑學兵團騎兵連當排長。他軍事指揮能力強，作戰勇敢，馮玉祥對他甚為賞識，破格擢升他為衛隊團團長、手槍旅旅長，還將內侄女許配給他為妻。西北軍各旅的大部分士兵使用老式單發毛瑟槍，而季振同的手槍旅則裝備精良，士兵每人馬槍、短槍、大刀三大件，還配備不少衝鋒槍，戰鬥力突出。二十六路軍74旅就是以他的手槍旅為主組建的，軍力最強。
黃中嶽（1904—1934），字培善，培山（培三），又名黃本初，河南羅山縣（現屬信陽市）人，商人家庭出身。他早年曾在馮玉祥部第16混成旅當兵，後在南苑學兵團學習，結業後任排長，參加馮玉祥發動的“北京政變”，1928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他才華出眾，善於獨立思考，辦事精明強幹。
◆黃中嶽（畫像）
黃中嶽與季振同兩人很早就相識，作為“發於卒伍”的年輕軍官，家境相似，性格豪爽大方，愛交朋友，在舊軍隊裡屬於清傲一類的人物。他們私交甚篤，均有著強烈的愛國思想及一定程度的進步意識。
黃中嶽從日本歸來之初，在馮玉祥部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軍官學校任工兵教官，後在宋哲元手下任職，由於與宋不合，拖走一部分隊伍。季振同專門把他請來擔任手槍旅參謀長，後又讓他擔任精銳部隊1團團長。兩人義結金蘭，結拜為把兄弟。
二十六路軍是西北軍舊部，非蔣介石的嫡系部隊，馮玉祥中原大戰失敗後，被蔣介石編遣，被派往江西“剿共”前線作戰。在江西，二十六路軍處處受排斥、壓制，物資供給十分困難。為此，季振同寫信給上峰“陳述苦況，一字一淚”。黃中嶽在城外巡視，見到處是二十六路軍士兵的墳地，就發火罵了起來：“老子把那些賣假藥、喝兵血的傢伙一個個都斬了，拿他們的腦袋來祭這些弟兄的亡靈！”
季振同、黃中嶽具有強烈的愛國思想。“九一八”事變後，季、黃對熱衷“剿共”打內戰的孫連仲（二十六路軍總指揮）等人極為鄙視。季、黃還公開罵孫連仲自私。季振同領頭，與二十六路軍眾將領通電要求回北方抗日，此舉遭蔣介石的嚴厲申飭，電令該軍“死守寧都”“侈談抗日者殺無赦”。季振同碰了釘子，心裡很不滿。
這時，由於二十六路軍中共地下黨組織（由在上海的黨中央領導）被內部叛徒出賣暴露，中共黨員、二十六路軍參謀長趙博生決定在寧都舉行武裝起義，參加紅軍。趙博生是起義的核心組織者，他首先動員了73旅旅長董振堂。當時，季振同的74旅負責寧都城防，又是二十六路軍的主力，能不能把74旅爭取過來，是全軍起義成敗的關鍵。
季、黃貢獻
寧都起義前，趙博生、董振堂對季、黃作了多方面的試探和動員工作，堅定了季、黃率部起義，參加紅軍的決心。起義前夕，季振同召開該旅營以上軍官會議，黃中嶽第一個表態：“聽旅長的話，跟旅長走！”25師除季旅和董旅之外，還有75旅，在起義中由該旅參謀長邊章五負責解決。二十六路軍27師師長高樹勳不在部隊，該師由師參謀處長王鴻章負責解決。上述幾位都是寧都起義的骨幹將領。韓振紀（開國中將，總後勤部副部長）是二十六路軍總指揮部唯一參加起義的少校參謀，直接協助趙博生實施起義的各項工作。
寧都起義是在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和王稼祥、朱德、葉劍英、劉伯堅、左權等同志的領導下舉行的。其中，劉伯堅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曾任馮玉祥部政治部副部長，在該部有著重要影響。季振同、董振堂、趙博生、黃中嶽等人具體組織，其中季的作用很大。參加起義的有1個總指揮部、2個師直、6個旅直，共11個整團，17000多人。起義部隊帶著較好、較齊全的武器裝備，使中央紅軍的實力陡增，從第一次反“圍剿”時的4萬多人猛然發展到6萬多人。由起義部隊編成的紅5軍團，是中央紅軍三大主力（紅1、3、5軍團）之一，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起義部隊開進蘇區後，進行了整編。中革軍委正式任命季振同為紅5軍團總指揮，董振堂為副總指揮，趙博生為參謀長；董振堂兼13軍軍長，趙博生兼14軍軍長，黃中嶽為15軍軍長。為加強黨的領導，上級按照古田會議精神，在每個連隊中建立黨支部，成立士兵委員會。中革軍委先後抽調200多名政工幹部到5軍團工作。部隊整訓期間，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直接指導，還找季振同等人個別談話，鼓勵他們積極工作，放下包袱。
據蕭勁光在《紅五軍團的初創時期》中回憶，在部隊整訓中，由於少數起義軍官對蘇區情況缺乏瞭解，思想作風一下子改變不了，對整訓不夠理解，甚至抵制改造。當時，有部分基層政工幹部擴大打擊面，發動士兵控訴軍官，如此一來，部隊局面出現一些混亂，5軍團3個軍都發生軍官要離隊的情況。當時，在15軍還發生了毆打政委左權的事件，一時謠言四起，說“季、黃已被扣留，中央已批准4軍來繳15軍的槍”等。為穩定部隊，蕭勁光先找了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又向中革軍委彙報，有的領導提出用武力解決15軍的不穩定問題。蕭勁光又到蘇區臨時中央局代理書記毛澤東住處請示。毛澤東明確反對用武力，說對15軍出現的問題，“只能用‘剝筍’的辦法（即將真正反動的剝掉），而不能用‘割韭菜’的辦法（即不分青紅皁白地一刀切）”。他指示：“你馬上回去，對他們說是我講的，寧都暴動參加革命是你們自覺自願來的，我們表示歡迎，這是一。第二，如果你們認為這兒不好，願意回去，我們表示歡送。”季振同聽到毛澤東這些指示之後，非常興奮，情不自禁一拍桌子說：“好，擁護，我們堅決要革命到底！”（《蕭勁光回憶錄》，第108頁）季振同積極配合部隊整訓，還拿出個人全部積蓄，分給那些要求離隊的軍官當路費。受其影響，多數人表示願意留在革命隊伍裡，一場風波隨之平息。
季振同、董振堂參加紅軍後，深感共產黨的道路正確，提出入黨申請。經黨中央批准，季振同由朱德、周恩來介紹，董振堂由蕭勁光、趙博生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32年1月10日，中革軍委發佈《攻打贛州的軍事訓令》，以3軍團擔任主攻，1軍團及地方紅軍部隊策應、配合，5軍團仍在現駐地整頓訓練。贛州三面環水，城牆高築，易守難攻，3軍團幾次實施坑道作業爆破都未成功，腹背受敵，3軍團一個師被包圍起來，情況萬分危急。此時，中革軍委急電被排擠的毛澤東趕赴前線參與決策，毛澤東提議大膽起用起義才兩個月的紅5軍團，以解3軍團之圍。季振同、蕭勁光率領5軍團指戰員，與敵短兵相接，幾千把大刀如流星，似閃電，殺得敵人猝不及防，丟下累累屍體，倉皇退回城裡，3軍團被圍的這個師才轉危為安。
季、黃蒙冤
這時，國民黨開始派特務滲入5軍團乘機策反，有的策反信通過某種途徑到季振同手裡，他立即送交政委蕭勁光，對黨組織毫無隱瞞。
馮玉祥的高參胡景陶帶著馮的親筆信去見季振同。胡是大革命時期的共產黨員，後與黨失聯，曾在74旅當過季振同的參謀長。此次來見，純屬老熟人之間來往，不屬於策反活動，且馮玉祥已下野，隱居泰山，並無起兵可能。季振同將上述情況告訴蕭勁光，經中央同意，他才與胡景陶及劉驥（號稱“智多星”，此時，胡、劉均為馮玉祥的幕僚）見了一面。之後，季振同立即將馮玉祥的信件交予蕭勁光。儘管如此，此事仍受到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懷疑、監控。
3月12日，中革軍委發出重編1、3、5軍團的訓令：以4、15軍編為1軍團，林彪為總指揮，聶榮臻為政委；黃中嶽為15軍軍長，左權為政委；以5、7、14軍編為3軍團，彭德懷為總指揮，滕代遠為政委；以3、13軍編為5軍團，季振同為總指揮，董振堂為副總指揮，蕭勁光為政委。這樣，5軍團原轄之3個軍被分編到3個軍團。對此，黃中嶽不願意離開季振同去紅1軍團。在師以上幹部配備上，季振同與中革軍委、蘇區中央局的意見也不盡一致。季、黃兩人及一些舊部在思想上產生一定的疑惑。
◆寧都起義指揮部舊址。
隨後，季振同向蕭勁光政委提出去蘇聯學習的要求，並獲中央批准。據在寧都起義時，曾由趙博生委派與季振同單線聯繫的韓振紀回憶，董振堂聽說季振同要出國學習的事很著急，曾和他一起趕到季振同處，想和季談談。兩人一進屋，見季不在。事過多年，韓振紀還清楚地記得：季的辦公桌上放著馬列書籍，旁邊一個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寫著學習心得。季振同進屋後對董振堂、韓振紀說，他已經向蕭政委表了態，去蘇聯學習深造，回來接著幹。（《開國中將韓振紀》，解放軍出版社2015年版，第67頁） 季振同提出去蘇聯學習，其基本思想是積極的，但是，在當時的環境下，他提出辭職出國學習，顯然引起一些領導同志的誤解，加深了國家政治保衛局對他的猜疑。
季振同離開部隊時，把文件、表冊，包括手槍和隨他征戰多年的青鬃馬都統統留下，只帶個警衛員。之後，董振堂接任5軍團總指揮兼13軍軍長。
3月30日，蘇區中央局和中革軍委批准，由毛澤東率東路軍打漳州。林彪、聶榮臻指揮第4軍主攻，15軍為助攻。黃中嶽、左權率15軍先頭部隊，不顧傷亡慘重，揮舞著大刀殺開一條血路，佔領龍巖縣城。4月16日，東路軍進抵漳州城外。17日，黃中嶽、左權率15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向靖城發動猛烈攻擊，守敵楊逢年旅棄城潰逃。20日，紅軍進佔漳州。戰鬥中，作為5軍團總指揮的董振堂、15軍軍長的黃中嶽，指揮得法，作戰勇敢，使1、3軍團的戰友們無不刮目相看。
漳州戰役結束後，5月初，紅5軍團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5月7日，有一個叫劉佐華的人，被國家政治保衛局認為是“馮方派來充當反革命代表”，在廈門到漳州路上被紅軍步哨捕獲。接著，國家政治保衛局依據劉佐華的口供，在漳州抓了15軍軍長黃中嶽。漳州有個同興旅社，在季、黃案件中是關鍵之處。當時，由於蘇區經濟條件很差，部隊改編之前，季、黃為解決部隊供給問題，在汀州開辦了泰和祥貨棧，並分別在汕頭、廈門、漳州等地開展業務，由5軍團經理處科長李聘卿任經理。泰和祥貨棧往來的客戶們，來漳州辦事時常住在同興旅社，5軍團、15軍有關人員也往來與此。在漳州同興旅社被捕的除了李聘卿，還有15軍參謀長肖世俊。國家政治保衛局認定肖世俊是前來與劉佐華接頭的代表，其實兩人並無聯繫，也不是在同一地點被捕，但在控訴書裡卻被說成“人證俱獲案情已白”。此時，受牽連的還有“紅校”總教官朱冠甫(曾任5軍團參謀長)、總教官張少宜(曾任15軍副軍長)，15軍經理部副部長高達夫、紅軍學校管理員蔡佩玉，上述幾人在瑞金被捕。黃中嶽被捕時，季振同離開瑞金前往蘇聯第一步先在汀州泰和祥貨棧落腳，在這裡也被國家政治保衛局逮捕。
據寧都起義時任黃中嶽團副團長的蘇進（1932年1月任15軍第44師師長，建國後曾任解放軍炮兵副司令員）回憶：國家政治保衛局控訴書等幾個文件多處提到搜獲季振同、黃中嶽等人與白區一些人的大量來往信件，並說這是反革命勾結的證據。但當時法庭上根本沒有提到這麼多信件，所提到的唯一反革命物證，就是季振同在長汀寫給他愛人劉玉芝的一封信，季此信以他的號“異（異）之”拆寫成“田共之”三字署名。政治保衛局說“田共之”就是反革命偽造的假名，但信卻沒有在法庭上宣讀，更談不上信中有什麼具體的反革命內容。
季振同、黃中嶽對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指控堅決不予承認。只有高達夫情況特殊，在瑞金抓他的時候，他指揮武裝開槍拒捕。結果，只有他一人“將部分的反動關係招供出來”，供認：“1932年3月間，乘紅軍於贛州撤圍之際，即在九堡‘組織拖槍會議’，計劃將5軍團拉到廣東，變為白軍。”於是，“九堡拖槍會議”就成為季、黃等人“反革命”的關鍵事實。蘇進回憶了此期間這幾個人的行蹤後確認：1932年2月15日至5月初，控訴書所控訴的季、黃等8人均未去過九堡，怎麼可能在九堡開什麼祕密會議呢？高達夫的招供是否遭受“逼供”？不得而知，但“逼供”的情況不能排除。
另據董振堂寫的《寧都起義經過》報告: 原二十六路軍地下黨組織負責人王超於1931年10月底在南昌被捕，供出同志五六名。就是這個叛徒供出季、黃“為勞動社會黨負責人，在5軍團進行勞動社會黨反革命策略——暫投紅軍，等待時機作反革命企圖。”他的口供毫無具體內容，而且事後此人不知所蹤，十分蹊蹺。實際上，王超是敵人實施離間計的一枚棋子，國家政治保衛局顯然中了敵人的離間計。判決書還稱“黃中嶽是勞動社會黨黨員”，但據蘇進回憶：“我在馮玉祥部多年，據我所知，馮玉祥在1931年前根本沒有組織什麼勞動社會黨，黃中嶽從來沒有加入過國民黨……起義之前，季、黃都是無黨派人士。”還有一件事，1932年4月，國民黨軍第49師師長張貞對外發布通報，說“趁紅軍進攻漳州時季、黃拖隊伍反水”。對於敵人公開散佈的謠言，國家政治保衛局和其上級領導居然作為辦案“證據”，讓人不可思議。
最後，蘇區臨時最高法庭判決：季振同、黃中嶽、肖世俊、張少宜、朱冠甫、高達夫、李聘卿、劉佐華八人執行槍決，並沒收他們的一切財產。蔡佩玉監禁五年。判決是最後的，無上訴權。送中央執行委員會批准執行。
◆1937年，毛澤東在延安與參加寧都起義的部分同志合影，可惜這個隊伍裡既沒有了趙博生、董振堂，也沒有了季振同、黃中嶽。
隨後，按照法律程序，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審議臨時最高法庭關於季、黃反革命案件判決書，並作出決議案，摘要如下：
根據黃、季等的反革命事實，應處以死刑，但季、黃等均是參加寧都暴動者，對革命不無相當功績，因此中央執行委員會認為季、黃二人雖是此案主謀者，應減刑免死，朱冠甫、高達夫、張少宜等三人曾參加寧都兵暴，並且不是此案的主謀者，可改為監禁，故對該案特作以下決議：(一)季振同由死刑改為監禁十年。(二)黃中嶽由死刑改為監禁十年。(三)朱冠甫由死刑改為監禁八年。(四)張少宜由死刑改為監禁八年。(五)高達夫由死刑改為監禁八年。 其餘劉佐華、李聘卿、肖世俊、蔡佩玉等，仍照原判執行。
當時，毛澤東已被排擠出黨和軍隊的領導核心，但他盡其所能，刀下留人，通過決議案改變了臨時最高法庭對季、黃等5人“是最後的，無上訴權”的死刑判決。顯然，改判不僅考慮到季、黃等領導寧都起義的歷史功績，而且也為今後搞清事實真相，為季、黃等人平反埋下伏筆。
平反昭雪
如同九曲黃河蜿蜒曲折奔向大海一樣，中國革命的道路決非鮮花盛開，坦途一片，而是山重水複，荊棘叢生，革命者只能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艱難前行，充滿悲壯乃至悲劇色彩。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紅軍長征前夕，在一片悽風苦雨聲中，季振同、黃中嶽等人被國家政治保衛局在瑞金縣葉坪（一說在瑞金石角下與於都上灣臨界的梅子山）祕密處決。季振同年僅33歲，黃中嶽30歲。
據姬鵬飛、黃鎮、王幼平、李達、孫毅、蘇進、徐國珍等紅5軍團老同志回憶，當時的中央蘇區受王明“左”傾錯誤影響，肅反擴大化嚴重，寧“左”勿右，殘酷鬥爭，輕信敵人的挑撥和謠言，輕率地將季、黃等同志錯捕、錯殺，這是王明“左”傾肅反政策、幹部政策中與宗派主義糾纏在一起而形成的大歷史冤案。
面對中央蘇區“左”的錯誤，毛澤東對在革命隊伍內亂抓人、亂殺人十分反感，但又難以阻止。據參加寧都起義的王秉璋（季振同的警衛班長，開國中將，曾任空軍副司令員）回憶：“將季振同和黃中嶽關押審查，毛澤東對此很不滿，為季振同說話，但他本人也是‘左’傾路線打擊對象，他的話當然不起作用。”據蕭勁光回憶：“延安時曾聽毛主席講過，把季、黃殺掉是不應該的。建國後，毛主席在中南海懷仁堂後廳的一次高幹會議上又講：季、黃在寧都起義中是有功的，沒有他們，全部起義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把他們處決是錯誤的。”（《蕭勁光回憶錄》，第116頁）在1962年1月30日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說過，季振同是不應該殺的。有材料披露，1936年周恩來也說過：“離開江西之前，殺了一些不應該殺的人，當時我們都有責任，現在大家對亂殺人的事很痛恨，這是我們黨一個最為慘痛的教訓。”
◆本文作者韓紀民與季平齡（季振同女兒）老師合影。
1978年，全國範圍開始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1979年6月，姬鵬飛、黃鎮、李達、王幼平、蘇進等12位寧都起義參與者上書中央，要求為季、黃平反。6月22日，葉劍英副主席批示：“……我聽毛主席說過（似在延安）殺季振同、黃中嶽是殺錯了的。現在我覺得這一冤案應該昭雪。”華國鋒主席批示：“同意葉帥批示。”鄧小平副主席圈閱，並在人大常委和政協召集人會上講過此事。又據蘇進提供的原件，1981年1月8日，鄧穎超親自寫信給蘇進並轉中央組織部，指出：“我是在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由白區到達長汀的，到後不久見到了季振同同志。他給我的印象是：胸懷很開朗、很樂觀，正在等候出國赴蘇學習。不久即聽說因反革命罪被捕……根據參加寧都起義的同志所做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望抓緊時間複核，做出合理的結論。”
遵照中央領導的批示，中央組織部決定對季、黃一案複審，組織人力先後走訪70多位老同志，查閱了檔案材料，進行長時間、縝密的調查研究，最後作出結論意見，對季、黃等人予以平反，恢復名譽，恢復季的黨籍。1981年12月，在紀念寧都起義50週年時，中央決定以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蕭勁光等老同志文章的形式，對季振同、黃中嶽的革命功績進行公正評價，予以平反。
“左”的錯誤終於得到徹底糾正，含冤半個世紀的季振同、黃中嶽終於可以瞑目九泉了。這也驗證了毛澤東的一句名言：“共產黨內一時受冤屈的事還是有的，不過在正確路線領導下終究會平反糾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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