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懷(1844-1916)，江蘇武進人，在清朝以通曉“官法”、“商業”和“洋務”，一身而兼三長著稱。但他長於聚斂營私，號稱素封，因而遭到人們的鄙視。他在清末主辦鐵路，一再遷就列強要求，時時激起人們的公憤。尤其是在1911年郵傳部尚書任內，主持鐵路國有政策，向列強出讓路權，激起了人們的強烈反對，終於導致了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進而爆發了武昌起義。這時，盛宣懷被人們視為賣國賊，清廷也企圖將盛“明正典刑”，以平息眾怒，挽救王朝危機。於是，盛被迫逃往青島，轉赴日本。
江蘇地區獨立之後，盛宣懷在蘇州一帶的產業被革命當局查封。隨著南北牙口議成立，與舊勢力妥協的傾向抬頭，各方面都傾向於維護既存社會秩序，強調保護人民財產。於是，盛宣懷開始為復產而運動。雖然，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內務總長程德全、江蘇都督莊蘊寬都曾考慮過為盛復產的事，但盛積怨太深，不便貿然命令發還。儘管盛表示願意以當鋪財產三十萬元捐助江皖工賑，但當局未予置理。
袁世凱上臺後，唐紹儀為國務總理。他們都與盛為清末同僚。他就期望袁、唐命令地方政府發還他的產業。但當時中央對南方鞭長莫及，指揮不靈，他仍然不能不有求於地方當局。1912年4月中旬，江蘇都督莊蘊寬稱病辭職，即將離任前，莊擬發還盛的產業，但遭到部下的強烈反對。江蘇督府中，以前清江蘇地區立憲派人士佔優勢，他們在歷次路事風潮中，受到盛宣懷的壓制，因而不願為盛復產。莊只好置之不問。
程德全復任江蘇都督後，各方面都有為盛說情的人。1912年8、9月間，孫中山、黃興先後晉京，調和南北關係，和平的氣氛更加濃郁。地方上對盛宣懷的積怨也漸漸淡化。於是，盛宣懷於10月間從日本返回上海。鑑於時機成熟，他便公開為復產活動了。
一般說來，當時的政界都不願再提前清的夙怨，他們從保護私有財產，也就是不觸動既存經濟秩序出發，原則上同意發還盛宣懷的財產。但是，盛宣懷以前既有捐款三十萬元的承諾，江蘇都督府財政困難，自不願放棄這筆收入。11月18日，盛宣懷寫信給他的姻親、前清山東巡撫孫寶琦說；“江蘇公私產業，擬即呈請都督，若遵守約法命令，似無不還之理。除義莊、田房、公產之外，尚有典當九處，聞已侵漁過半，即使收回，亦無實際，僅免沒收惡名，而雪帥（程德全號雪樓）欲勒捐鉅款，以致尚未解決。”他請孫順便直接向袁世凱代為說情。
接著，盛宣懷一方面公開向江蘇都督呈請發還盛氏公私產業，一方面私下向程德全說情疏通。他在公呈中大言不慚地慷慨陳詞：“去年東南倡義，宣懷適革職離京，待罪山東膠島，旋以肺病大作，航海就醫，幸未埋骨異鄉，重見共和天日。詎料興國之年，獨罹喪家之禍。自宣懷一家兄弟子侄以及親族交遊所有田、房、典、股等動產、不動產，靡不株連查封。所幸加罪多抽象之辭，絕無反對國家之事實，供其羅織。接諸孫前總統、袁大總統迭頒命令，本應在保護之列，特以當時蘇省軍隊繁多，餉需孔亟，以致概被查封，玉石不分，池魚殃及……宣懷家世業鹺，先世歷任監司，加以身任關道十年，子弟貿遷海上，雖號素封，財無不義，生平未罹典刑，何從追定爰書?”而在私函中不得不忍氣吞聲地討價還價：“惟自兵亂以來，實業荒廢，運動不靈，現在發還典當，恐其損失總數約在千萬元左右。然前呈既已自請查明實存若干，盡數捐助賑需，無論目下是否需賑及敝處籌款如何為難，仍應查照原呈所請，除俟查明應扣去各屬損失約計十萬元外，勉籌二十萬元以備地方善舉，或即為捐助水利聯合之用。為公益起見，諒蒙察納。第現款一時仍難如數。茲籌具現洋票十五萬元，漢冶萍公司股票一千七百股，約計批示轉行，委員派定，即可先交洋十萬元，餘五萬元另具一月期票，到期續交股票，俟各處產業交割清楚，即可全數交訖，不致延緩。”也就是說，他原擬捐款三十萬元，因為已損失十萬元，所以只能捐二十萬元，而這二十萬元，還不能全部交現金。
江蘇都督府中人，不能接受盛宣懷的這個方案。這時候的盛宣懷非比當年，已經無權無勢，十分落魄，他們可以向他施加壓力。蘇督府中，負責籌餉的應德閎與陳陶怡在同盛宣懷當面交涉後，於11月27日發電報向程德全報告說：“盛事僅認款十二萬元，股票十萬元，如全數繳現，或將股票照市價交售五萬餘元，共十七萬餘元。頃與切商，先繳現款十二萬元，股票再決。尚未承認。陶等擬請賜略謂：‘如能全數現款，陽曆本人一次繳足，姑準通融，以二十萬元結束。’以便再與交涉。”他們深知盛宣懷聚斂有術，而蘇督府財政窘迫，度日如年，所以非通他出鉅款不可。程德全得到陳、應報告後，心中有數，即於11月 28日覆電強硬表示：“盛事屢承諸君道及，全本無所容心。惟現在軍需正迫，如能於本月內繳現款二十萬元，姑準通融結束，否則惟有聽地方之公言而已。”
由於蘇督下了“最後通牒”，盛宣懷只好屈服，以報效水利經費為名，繳出二十萬元了結。於是，程德全於1912年12月10日發佈命令：“准將該公民所有公私產業發還”，並於13日再發命令：“該公民指捐水利經費二十萬元，顧念地方公益，深堪嘉許。所請將發還之產業派員查明給領，候移交民政長核辦。”當然，這筆錢不會用在水利事業上，而只會在當時十分急迫的裁軍整編方面支出。盛宣懷復產的事，終於告一段落，儘管他對“勒捐”不滿，也不能不同時致電江蘇都督程德全、臨時大總統袁世凱表示感謝，感謝當局發還產業，“保護人權，鞏固邦本”，維護了既存的社會經濟秩序。由這件小事也可看出，辛亥革命改直舊經濟體制的微小努力，也付諸東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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