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天國史中，“天京事變”是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話題。
在這場事變中，東王楊秀清、北王韋昌輝及燕王秦日綱先後被殺，一同喪生的共有二萬人，包括以上三王的家屬、翼王石達開的家屬。
該場事變是太平天國運動由盛到衰的轉折點。
事變平息後，洪秀全召石達開回天京輔政，封其為“電帥通軍主將義王”（本意是“電帥全軍主將義王”，為避“全”而改“通”字）。
石達開這年才二十五歲，卻是將相之材，在武昌失守、九江告急的情況下，運籌帷幄，攻守兼施，大力起用陳玉成等將領，合理佈置。西線方面，他指令太平軍堅守九江以下長江水路；西南堅守江西；東線方面，堅守句容、溧水；在大別山區實施主動進攻——在石達開的正確軍事思路指導下，太平軍連下野城、六安、正陽關、霍邱，並於1857年初夏把戰線推至湖北的黃梅、廣濟、蘄州一帶，很有重奪武昌的勢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天京大亂之後，由於指揮有方，太平軍幾乎所有在江西重鎮，如九江、瑞州、撫州、吉安等地，一個未失，擊退清軍一次又一次的進攻，保證了“膏腴”之地糧米的供應。
可惜的是，經過“天京事變”，洪秀全猜疑心加重，深恐石達開獨掌大權會對己不利，便開始有意識地鉗制和架空石達開，並時有加害之意。
洪秀全甚至還下令石達開不準出城，類同軟禁。
石達開聰明絕頂、八面玲瓏，對洪秀全的表現如何不察？但他既不願犯上作亂，又不甘消極待斃，最終作出了離京避難的第三種選擇。
1857年5月，石達開借向天京南門將士“講道理”之機，避開洪秀全的耳目，潛出天京城。
史學界將此事定義為“石達開負氣出走”，稱石達開這一不負責任的行為極大地分裂了太平天國的力量，導致太平天國迅速衰敗。
那麼，石達開在此分裂行為中到底帶走了多少人呢？
遺憾的是，時至現在，也沒人說得出確切的數字，不過是籠統的二十萬人、十餘萬人，或者以“大隊人馬”一筆帶過。
實際上，石達開出走所帶具體人數雖然不可考，但從相關史料來看，其實並不多。
比如，當時的清兩江總督何桂清在上咸豐皇帝的奏摺《何桂清奏通籌江南近日剿辦情形片》中有稱：“（6月2日）偽翼王石達開已由銅井鎮渡江逃往江北，洪逆令蒙賊禾賊追之，禾賊亦乘勢逃去。”
銅井是位於南京市近郊的小鎮，石達開全軍一日內便完成渡江，可知追隨他的軍隊人數不會太多。而就因為石達開人數不多，洪秀全還派蒙得恩等人追擊石達開。
清安徽巡撫福濟的《福濟等奏金陵內訌請飭鄂贛相機防剿折》也稱：“（6月9日）石逆由金陵率其黨與數千，道經該州(無為)前往上游，到處張貼偽示，傳諭各賊，察其辭意，懼洪逆過甚，懼怕脫逃。”
福濟上此折時，石達開正在前往安慶途中發佈文告，曉喻軍民“依然守本分，各自立功名，或隨本主將，亦一樣立勳，一統太平日，各邀天恩榮”。特別要說明的是，在文告結尾，石達開仍署“太平天國丁巳七年”字樣，表示仍在天王統轄之下。
而根據福濟此折，石達開彼時所率軍隊已有“數千”——當是離開天京時所帶的人數加上這些天來收集人數的總和。
清欽差大臣德興阿在7月2日奏章中稱，“洪逆甚為驚慌，因將城門緊閉，又以石逆尚在安慶，多方邀留，以圖固結其心。”
因為石達開已有“數千”之眾，洪秀全開始害怕了，害怕石達開返攻天京，因此下令緊閉天京城門，並把追擊石達開的行為轉換成“多方邀留”，由此可以反襯石達開初離天京時隊伍之單薄，也許不過三四百之眾罷了。
這年夏天，湘軍乘機大舉進犯江西太平軍領區，攻陷瑞州，困重鎮九江，臨江，吉安。
9月，洪秀全在形勢和輿論雙重壓力下，派人送“義王金牌”誠邀石達開回京主政。
石達開當然不能相信洪秀全的“誠意”——實際上，洪秀全在此前剛向李秀成實施了嚴厲處分，原因就是李秀成不斷進言“仍重用翼王”。即其邀請石達開的“誠意”可見一斑。
石達開婉拒了洪秀全的“誠邀”，抱定了“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信條，按照自己的戰略思想去指揮作戰。
經過四個月的整軍，到了10月，石達開身邊已經從初時的幾千人陸續彙集成了五至七萬人的軍隊，這些人，都是因不忿洪秀全的所為而主動前來投奔追隨的將士。
清軍圍重鎮九江、臨江、吉安，要不要救呢？
很多人認為，石達開已經和洪秀全翻臉，是不可能發兵救援的了。
而從接下來石達開接下來的一系列的表現來看，石達開的確是要脫離太平天國展翅單飛了。
石達開於10月5日率軍離開了安慶，沒有援救九江，而是繞道撫州，前往臨江和吉安。
因為這個，人們指責石達開不顧大局，只是搞分裂、鬧獨立。
事實並非如此。
我們先來看看石達開離開安慶時所帶領的軍隊有多少人。
應該說，石達開離開安慶時的軍隊有多少人呢？並沒有太多，大概五六萬人左右。
原本，陳玉成帶領的軍隊屬石達開部署在江西和安慶的精銳部隊；駐守句容一帶的軍隊也都是石達開的部隊，但石達開並沒有就近帶走。
《李忠武遺書》記載，東梁山一帶也都是石達開的部下，他們前來追隨石達開時，石達開“勸令皆散去”。
即石達開把一些自願前來追隨他的隊伍勸返了原駐地。
象安慶張朝爵、陳得才，無為朱鳳魁，彭澤賴冠英，潛山葉芸來，以及樑立泰，陳坤書等等，都是受石達開節制多年的舊部，石達開也沒有招呼他們同行，隨行的只是張遂謀，賴裕新，傅忠信，餘忠扶等幾個當時尚沒什麼名氣的偏將。
可見，石達開這麼做的目的，就是為了顧全天京防務。
則李秀成在天京失陷後被俘，為推卸責任，在《李秀成自述》中說石達開將“合朝好文武”都帶走，是完全不符合實情的。
石達開的確沒有前往援救九江，而是繞道撫州，向臨江、吉安而去。
趙三軍在《石達開出走意在扭轉天京戰場危局辨》一文中分析，石達開是考慮到九江重兵雲集，清軍長濠堅壘，以逸待勞，一旦將有限的人馬投入九江城下，極可能與對方陷入混戰之中而無法自拔，因此“從豐城、新淦等地插入瑞州與臨江、臨江與袁州之間，首先收復這裡的失地。這個計劃若能實現，不僅可解臨江之圍，奪回失守的袁州、瑞州，而且將會一舉奪得江西戰場的主動權：南下即可唾手而解吉安之圍，東進威脅南昌，北上則兵臨九江。這樣就可與皖北陳玉成部對湖北成夾擊之勢，進而西征武漢，太平天國又將恢復到石達開主持西征時的全盛時期。這是一個既可救陳玉成，又可救江西戰局，還能從根本上救天京的三全其美的戰略計劃。這個計劃要比先救鎮江或九江，將敵人吸引到天京城下硬拼，確實棋高一籌。”
可惜的是，石達開在吉水遇到了清軍的強攻，戰鬥打得很苦，最後不得不放棄了援救臨江、吉安的計劃，轉入浙江，後來又轉入福建。
關於石達開入浙、入閩，蘇雙碧在《石達開評傳》中說：“這是一條最不可取的路線，進入浙江、福建都沒有明確的戰略目的……是石達開消極行動，缺乏信心的表現……石達開進軍浙、閩，客觀上確實減輕了清軍對天京的壓力，但這並不是石達開有意這樣做的，只是由於石達開入浙，清軍大動了干戈，才在客觀上減輕了天京的壓力。”
其實，石達開進軍浙、閩，以求減輕清軍對天京的壓力，恰恰是石達開謀定而後動的刻意所為。
代替託明阿任欽差大臣的德興阿在給咸豐帝奏章中曾提到：“又抄得石逆由安慶寄與洪逆偽章一紙，內有令賊黨李壽成(即李秀成)會合張洛行領數十萬賊分擾下游，又調賊黨陳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韋志俊、楊來清等各率賊數萬及五六千不等概回金陵，並欲赴援江西，竄擾浙江等語……洪逆偽批，亦似外示羈縻內懷猜忌。”
可見，石達開是在安慶行使了自己“電帥通軍主將”的權力，調動陳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韋志俊，楊來清等人全部迴護衛天京，自己則赴援江西，並攻略浙江，以減輕天京壓力，打亂清廷部署，為天京城下的解圍戰創造戰機，內外線協同作戰，共解天京之圍。而他這一意見提交洪秀全後，得到洪秀全的首肯，只不過，洪秀全的回件，在批覆途中被德興阿截取了而已。
《東華錄》咸豐卷所載福興奏片也奏稱，據俘獲之太平軍人所供，天王以天京被圍，數次派員赴撫州求援於石達開，“達開乃統全軍分為六起，號稱十餘萬，擬直攻蘇杭，以分金陵之勢”。
可見，一味指責石達開不顧全大局，一心搞分裂、鬧獨立，故意拆洪秀全的臺，那是沒有根據的。說石達開目光短淺，遠離太平天國轄區，一心要當“流寇”，更是錯上加錯。
老實說，“分金陵之勢”也並非石達開攻浙戰略的唯一目標，石達開本身也有在浙江建立長期根據地的打算，其在衢州城下持續四個月的攻堅這便說明了這個事實。
石達開的戰略計劃中，攻浙既可以吸引清軍兵力，減輕天京戰場的壓力，也可以開闢東線戰場，建立浙閩根據地，從而達到擴大太平天國版圖，使蘇、皖、鄂、贛、浙、閩六省太平軍聲氣相通的目的。
石達開內心中想得更多的，是自己必須讓出以天京中心的根據地，避免因為“地盤”爭端造成內部矛盾激化，而在臨近的浙閩地區建立長期根據地，開闢第二戰場，與天京勢成犄角。
1858年4月15日，石達開攻克浙江江山縣，進圍衢州，僅用兩個多月時間，就攻克十二個府縣，勢力覆蓋衢州，嚴州，金華，處州四府。
基本在一時間，跟隨石達開作戰的楊輔清率部揮師福建；兩地太平軍聲氣相通互為應援。
如果按這個形勢發展，石達開的戰略計劃將得到全面實施。
可是，石達開入浙之前留餘子安鎮守的江西撫州、建昌的失守，後方喪失，不得不放棄了圖浙計劃，向福建撤軍。
而在福建的楊輔清接受了洪秀全的收買，在石達開入閩前先一步撤走，終使石達開“東進浙閩”戰略前功盡棄。
對洪秀全而言，石達開即使遠離了天京，把龍盤虎踞的天京城和經營多年的安慶都讓出來還是遠遠不夠的，他還擔心石達開在浙閩站穩腳跟後會對自己形成威脅，最終逼得石達開遠走高飛，成為了一支孤軍、一支流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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