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改變歷史走向的那些瞬間

來源:收穫

【圖文來源:“六根”微信公號2016年12月12日,原題為西安事變八十年,再看石破天驚時】

西安事變,再看石破天驚時

文 | 李輝

走在西安古城牆上面,或者走在華清池,就是走在歷史中。

1936年這個冬天,一個個風雲人物走在這裡,張學良、楊虎城、蔣介石、宋美齡、周恩來……上演一出石破天驚的壯舉。中國未來的政治格局,從此發生根本性變化。國民黨、共產黨兩黨未來的走勢變化,是從這裡開始。一個由盛及衰,一個由弱轉強;一個從二戰期間在世界政治舞臺上風光無限變為狼狽不堪退縮到孤島嘆息不已;一個從黃土高原如困獸般抗爭變為獨步天下四處高歌。


西安事變:改變歷史走向的那些瞬間


蔣介石與張學良在西安事變前的合影。

中國的歷史走向,從此改變。

也是在這個冬天,一個個外國記者走在這裡,史沫特萊、斯諾、海倫、貝特蘭……目擊中國的風雲變幻,感受著震撼世界的瞬間。他們用筆,用聲音,把新聞封鎖撕開一個個缺口,由此而成了中國歷史演變中的積極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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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報道毛澤東、張學良的斯諾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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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運動中的斯諾夫人與陸璀。

斯諾和海倫夫婦,又一次生正逢時,在經歷了1935年冬天的“一二九”運動之後,率先走進了西安事件的序幕,聽到了漸次響起的前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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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倫在延安拍攝的史沫特萊與毛澤東、朱德在一起交談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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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往陝北途中,海倫看到牆上歡迎紅軍投誠的標語,在標語下面,她與東北軍士兵合影,然後,繼續她的前往延安的探險之旅。

斯諾1936年6月從北京來到西安,然後從這裡前往紅軍控制的“匪區”,成為第一個採訪紅軍的外國記者。他抵達西安後,訪問了西北軍領袖楊虎城,還訪問了由蔣介石派來監督“剿匪”、擔任陝西省主席邵力子。

斯諾與邵力子曾有過接觸。六年前,在南京,時任蔣介石祕書的邵力子,曾幫助安排斯諾採訪了蔣介石。如今,他們在西安重逢,談論的話題正是在陝北的戰事。從他那裡斯諾證實了北京的熟人通知的消息:陝北方面的戰鬥已經暫時停止。

邵力子對斯諾說:“不,現在陝北沒有戰鬥。紅軍正在轉移到寧夏和甘肅去。他們似乎要跟外蒙古取得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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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期間美國發行的宣傳畫《幫助中國——中國正在幫助我們,我們要全力幫助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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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抗戰宣傳畫。

從邵力子那裡瞭解到的信息,使斯諾相信有可能實現採訪紅軍的計劃。後來的進展也證明了這一點。正是紅軍與張學良率領的軍隊達成了休戰協議,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才有了暫時的空閒,得以輕鬆而從容地接受斯諾的長達數月的採訪。而斯諾也從旅行和採訪中瞭解到張學良對延安的祕密訪問和談判,他直接感受到,“剿匪者”與“匪”之間的妥協與合作,已經把蔣介石精心編織的天羅地網撕開了一個大缺口,悄悄發生的潛在變化,與官方公佈的、一般老百姓知道的已經大大不同。

當這一年10月斯諾完成四個月的“西行”回到西安,斯諾的這種感受更加強烈。他說:“我從紅色中國出來後,發現張學良少帥的東北軍與蔣介石總司令之間的緊張關係越來越尖銳了。”

不過,直接採訪到張學良的不是斯諾,而是他的夫人海倫。海倫同樣有著新聞敏感和事業雄心,是她將少帥的與紅軍停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公開發表了出去。

按照預約,海倫在1936年10月由北京來到西安,準備在這裡迎接從陝北歸來的丈夫。在等候斯諾期間,她得以採訪到張學良。在這位美國女記者面前,張學良慷慨陳詞,通過外國媒體,向全世界透露了自己的抗日主張和決心。

從孫中山、宋慶齡開始,二十世紀中國不同時期的領導人早已形成了一個習慣,他們更願意通過外國記者把自己的政治主張公之於世。不僅僅限於政治,甚至家庭背景的回憶、私生活的描述等等,也是率先在外國人的筆下出現,然後中國老百姓才一一得知。這顯然是那些活躍在中國的、或者一時關注中國的外國記者的天賜良機,在這一點上,中國的同行們無疑黯然失色,他們只有在一旁羨慕而嫉妒。然而也應看到,許多時候只有外國媒體才能不受中國政治的限制,把官方禁止的信息傳遞出去,在這一點上,外國記者自然有著無法取代的優勢。

這一次,海倫再次捕捉到天賜良機,發揮了獨有的優勢。

在接受海倫的採訪時,張學良表明自己的態度:“只有抵抗外國侵略(即不是內戰)才能表示中國的真正統一。”“如果政府不從民意,就站不住腳。”“如果共產黨能夠真誠合作抵抗共同的外國侵略者,這個問題也許有可能和平解決。”海倫回憶,她的關於張學良的訪問記,在西安被電報局拒絕而無法發出,便於10月5日返回北京,當天就將之發送給各地,倫敦《每日先驅報》,在中國的英文報《密勒氏評論報》、《華北明星報》等,均先後發表。斯諾在其《紅星照耀中國》中提到了海倫的這一壯舉。他摘錄的是1936年10月25日《紐約太陽報》上發表的訪問記。海倫在文中寫道:

在中國的西京西安府,張學良少帥駐在這裡剿共的、激烈抗日的東北軍行伍中間出現了一個嚴重的局面。這些軍隊原來在1931年有25萬人,如今只剩13萬人,都成了“亡國奴”,想家,厭惡內戰,對南京政府對日本繼續採取不抵抗政策越來越憤慨。下層官兵中間的態度完全可以說是就要謀反了。這種感情甚至傳染到了高級軍官。這種情況引起謠傳說,甚至張學良以前同蔣介石的良好的個人關係現在也緊張起來,他打算與紅軍結盟,組成抗日統一戰線,由一個國防政府領導。

在西安事變之前,海倫的文章是對張學良態度的最早報道。只是,此時無論海倫還是斯諾,乃至張學良、楊虎城本人,恐怕都不會想到一兩個月後,中國會發生石破天驚的一幕。

斯諾、海倫後來可能會有點感到遺憾,因為他們都無緣出現在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現場。

他們不在西安,恰恰為另外一個外國人提供了機遇。她便是史沫特萊。

當斯諾正在陝北採訪期間,史沫特萊接到1935年曾在她家避難過的中共人士劉鼎的邀請,從上海來到西安。劉鼎此時是張學良與中共地下黨之間的聯絡人。

史沫特萊住進了華清池迎賓館。11月底,因為蔣介石一行人即將進駐,她和所有其他客人不得不離開,住到城內的西京招待所。

在史沫特萊之前,另有一位外國女人也住進了西京招待所,她便是嫁給王炳南、隨丈夫來到中國的德國姑娘王安娜。王炳南是中共地下黨員,其父與楊虎城為至交,因而王炳南一直得到楊虎城的照顧和重用,在西安事變的全過程中,王炳南便活動在楊虎城周圍。

這所西安城內當時最現代化的賓館,在12月12日之前,成了蔣介石隨行高官們下榻的地方。這樣,與史沫特萊同時在這座建築裡進進出出的客人中,便增加了陳誠、朱紹良、衛立煌等數十位國民黨方面的達官貴人。因他們的住進,藍衣社的特務也曾施加壓力,要史沫特萊搬出招待所,但被史沫特萊拒絕了。還未等藍衣社採取下一步行動,石破天驚的一夜便在西安降臨。

遺憾的是,當12月12日凌晨在華清池發生綁架蔣介石的精彩一幕時,並沒有一個外國人目擊現場。唯一一位無意中在事後出現在現場的外國人,卻不幸被士兵打死,他便是史沫特萊的朋友旺斯克大夫。

旺斯克是在西安的一位德國牙醫,是史沫特萊選擇的一位向紅軍提供藥品的代表。10月間當斯諾從陝北返回西安時,史沫特萊便是在旺斯克大夫家中與斯諾見面,聽斯諾講述為之興奮的探險故事。當時在場的還有剛從上海輾轉而來的中國作家丁玲,並由她準備了飯菜旺斯克大夫不知道史沫特萊在已經被迫搬進了城內的西京招待所。12月12日早上,來到臨潼西安迎賓館看望史沫特萊,他當他趕到入口處時,遇到正在執行任務的東北軍士兵的盤問,語言無法溝通,而旺斯克大夫卻執意走進賓館,結果他被士兵槍殺。

只有史沫特萊在西京招待所經歷了兵變。

史沫特萊這天凌晨爆發的事件毫無準備,甚至開始還以為是蔣介石的藍衣社特務在西安發動了暴動。“那天夜晚我也未能成眠,穿著整齊地在房間裡來回跺步。當我站在窗前,觀看最初出現的天邊的幾束曙光,就聽到了連射的機槍和單發的步槍聲。”緊接著,她所在的西京招待所,因為居住著蔣介石的大批高級隨員,成了華清池之外的另一中心。

史沫特萊後來講述在房間最初聽到的招待所裡一陣騷亂的情形:“當我聽到從走廊裡傳來的嘶啞的叫聲和激動的呼聲時,我的心臟幾乎快停止跳動了;我又聽到有人把門踢破和玻璃在地板上被砸碎的聲響;人們慌亂地走來走去的腳步聲、叫罵聲……”

她聽到的聲音,顯然便是西北軍士兵開始的對張群、衛立煌等人的搜捕。這時,有人來砸她的門:

幾支步槍砸我的房門。我不願幫助謀殺我的凶手進來,正當我退縮到一個角落靠在牆上,三發槍彈射穿了門板,門上的玻璃也隨即粉碎。

一群士兵闖進她的房間:

留下的兩名士兵,一個突然用槍筒頂住我的腹部,逼我背靠牆壁,另一個則把所有的東西都從我的梳妝檯裡翻了出來,把一切引得起他的興趣的東西都塞進口袋:我的眼鏡,膠捲,閃光燈和電池。他收卷我的毛線運動衫和內衣時,特別感到滿意,發出了讚歎聲。

把我用槍抵牆邊的士兵,伸出一隻手去,翻過我的枕頭,發現了裝著我全部錢財的錢包。這兩名士兵同時歡呼著向它撲過去,平分了那裡面的錢。一個拿了我的自來水筆,一個拿了我的鉛筆,各自把戰利品別在胸前的口袋上,最後,他們每人從床上拽走一條毛毯,就消失在樓下大廳裡了。

不過,搶劫給史沫特萊帶來的不快和惱怒,很快就淹沒在歷史大事件帶給她的興奮之中。她畢竟是一位對政治有著濃厚興趣的、熱衷於革命的人,更是一個對歷史突發事件有著特殊敏感的記者、作家。這樣,當她從一位年輕的東北軍軍官手裡接過一份張學良楊虎城等人擬定的致全國的通電聲明後,她的情緒隨之改變。通電聲明提出了八項主張:1,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派,共同負責救國。2,停止一切內戰。3,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4,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5,開放民眾愛國運動。6,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之政治自由。7,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8,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通電聲明令史沫特萊為之振奮。她知道,她所經歷的這一夜,肯定將改變中國的歷史。

且把鏡頭轉到12月12日白天的北京。

當史沫特萊驚魂未定還沒有拿到張學良楊虎城通電聲明的同時,住在北京的外國人、特別是記者們,正在為北京這一天可能出現的另一場面而忙碌著--這一天是原北洋軍閥段琪瑞出殯的日子。

斯諾,來自新西蘭的詹姆斯•貝特蘭,以及另外幾位外國記者,在天剛剛矇矇亮的時候就走上街頭。他們對段琪瑞當年執政期間發生的鎮壓學生的慘案當然有所瞭解,因此估計段琪瑞出殯時,學生肯定會上街遊行,而警察也可能會與之發生衝突。

學生果然上街了!警察也果然與學生髮生了衝突!但是,讓這些外國記者感到意外的,則是北京當局表現出新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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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特蘭的著作《中國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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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危機》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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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危機》發表西安灞橋景象,如今不知尚存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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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危機》發表楊虎城演講照片。

貝特蘭回憶說:

身著皮上衣的“特警”揮動手槍,在狹窄的小巷和衚衕裡毒打學生,但是沒有開槍。五千左右遊行示威者因此得以舉著橫幅標語集結在一起,呼喊口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萬眾一心,共禦外侮!”“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當天下午,各高校和中學的遊行隊伍匯合在紫禁城北面的景山。他們在那裡等著北平市長來同他們講話。這位長得肥肥胖胖的官員態度和藹可親得出人意料之外。他對學生們說,他們可以遊行回校,可以唱救亡歌曲,用不著害怕。在華北的街頭上,我第一次聽到人們公開唱起了《起來》這首節奏雄壯的歌。這本來是一首紅軍的進行曲。是什麼事情帶來了這種突如其來的解凍呢?

此時,他們誰又能想到,是這天清晨西安的石破天驚如此迅速地對北京的當局產生了影響。

當天夜裡,貝特蘭知道了西安發生的事變:

這天夜裡,一個學生來找我,帶來了一份倉促印出來的印刷品。“你聽說了嗎?蔣介石今天清晨在西安被東北軍抓起來了。這裡傳說他已經被殺掉了。”

這同樣令貝特蘭為之一震。他急於知道事件的真相,更願意能趕到西安在現場對事件的進展進行報道。對於一個二十六歲的年輕記者來說,對這樣一個震撼世界的事件進行現場報道,無疑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貝特蘭很幸運,他得到了斯諾的全力支持。斯諾正忙於撰寫他的西行探險的文章,他鼓勵貝特蘭實現西安之行,並且答應貝特蘭可以作為他的特約通訊員,通過他向《每日先驅報》發稿。於是,在斯諾的幫助下,貝特蘭立即動身前往西安。

真正走在西安事變漩渦中心、影響著事態發展的外國人,在向人們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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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時張學良與端納。

他便是曾擔任過張學良的私人顧問、時任蔣介石私人顧問的澳大利亞記者端納。從成為張學良的朋友和顧問,到受到蔣介石宋美齡的信任並擔任私人顧問,這位外國人在中國的四十多年經歷,堪稱叱吒風雲,充滿傳奇色彩。如今,西安事變突發,他先後輔助的兩位主人,正好是相對的雙方。還有比這更能發揮個人作用的歷史場合嗎?從這一意義上說,端納受到了歷史的青睞。

如果說在二十世紀中國,西安事變可以看作是改變歷史的最為關鍵的事件之一,那麼,還有哪一個在中國的外國人,能夠超出端納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的分量?有誰能在歷史關鍵時刻,像他這樣能扮演極為重要的調解角色,從而化解了一次迫在眉睫的國家危機?

斯諾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是客觀而準確的:

12月14日端納先生的到達西安,是在朝向協議方面取得進展的第一步。這個澳大利亞人是總司令的“外國朋友”,他的非正式顧問,以前也為張學良擔任過類似的角色。張少帥為什麼邀請端納而不邀請別人來親眼看一看,向世人“保證他[蔣]的安全和舒適”?其中原因,對從側面瞭解中國人的心理,頗有幫助。張學良知道,任何一箇中國人在這樣一場危機中擔負這樣的使命,他說的話是沒有人會相信的,這南京也知道。但是如果是個外國人,由於是個“外人”,就可信了!

這便是中國的國情。一個外國人一旦確立其地位之後,就能夠在中國政治中發揮重要作用。斯諾的分析,入木三分。類似的情形,可以說不只是從端納而開始,也不會隨端納而結束。

誰能設想,如果沒有端納這樣一個雙方都能接受、都可以信任的人選前來斡旋,僵局也會很快被打破?依蔣介石的性格,依中國人歷來最愛講面子的習慣,沒有端納這樣一個外國人出面,張、蔣雙方又該如何相見呢?大的歷史背景和政治力量的作用,當然最終決定著事態的發展,但在政治家的個人性格往往更能決定國家命運的中國,在如此關鍵的歷史時刻,當事人一瞬間的喜怒哀樂、患得患失,實在舉足輕重。

端納很榮幸,他成了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關鍵人物之一。

12月13日下午,儘管未能收到西安回電,端納仍決定立即乘飛機前往洛陽,與他同行的是這位頗受宋美齡器重的黃仁霖上校,他是特務組織勵志社的總幹事。當晚,宋美齡收到張學良發來的致端納的電報,歡迎他前往西安。

轉機由此來到。

端納先與張學良見面。再與楊虎城見面。然後,在兩人的陪同下來見蔣介石。經歷一番驚魂之後,見到端納,蔣介石落下眼淚。端納遞上宋美齡的親筆信:夫君愛鑑:昨聞西安之變,焦急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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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全面爆發後,蔣介石宋美齡成為《時代》雜誌1938年年度人物。

當晚,宋美齡接到端納的電報,她在日記中寫道:始發現第一次希望之曙光。

也是經端納等人的勸說,蔣介石才與中共領導人周恩來會見。斯諾這樣說:“在此之前,蔣一直拒絕見他。主要是蔣夫人,還有端納和張學良說服了蔣。”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宋美齡還曾這樣說:“端納先生奠定了基礎,宋子文砌上了牆,而苫上房頂的則是我。”

端納的特殊性還在新聞報道上體現出來。

斯諾回憶,張學良在12月19日曾向外國報界發表聲明,為自己尚未釋放蔣介石做出解釋。這份電報曾從西安發給倫敦《泰晤士報》駐上海記者弗雷澤,希望由他散發給其他記者,但新聞檢查官扣壓了這一電報。但張學良將這一聲明的抄件也交給了端納一份,是端納將他交給了外國記者。斯諾在書中所引用的電文內容,即來自端納:

總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們的責任。端納先生上星期一到達後,總司令的氣憤和不願談話的心情稍減,他心平氣和地討論了我們面前的問題,至星期二已原則上同意我們所提各點,以便採取明確國策,實行改革,使全國能夠在政治上和物質上合理地和自由地發展,符合孫中山博士的遺志。…

斯諾等外國記者們為之深惡痛絕的新聞封鎖,如今輪到幾個外國人來參與打破。

在西安事變期間,這座建築裡設有西安方面的電臺,最先擔任電臺英文廣播的是史沫特萊。

在經歷了最初兩三個星期的緊張工作之後,史沫特萊的行為受到壓力,不再適合播音。正在此時,貝特蘭從北京來到了西安,他接手史沫特萊的工作。從上海趕到西安的王安娜,也成了電臺的德文播音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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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西安事變相關聯的斯諾夫人海倫與貝特蘭在北戴河海灘。

貝特蘭描述電臺現場的情景:

做這個廣播工作也很像驚險影片中的場面。我們在漆黑一片的廣播電臺摸索著走到播音室。在那裡,東北軍或西北軍的哨兵,戴著毛茸茸的皮帽子,皮帶上掛著木柄手榴彈,槍上上好了刺刀,看守著貴重的廣播設備,防止發生破壞和反革命行為。在真正廣播的時候,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竭力掩蓋她那沙啞的嗓子,因為在上海和香港,人們太熟悉她的聲音了。王安娜的聲音輕柔,有歐洲味道,而且在行。我則盡力模仿英國廣播公司那種不帶感情色彩的客觀的聲調。產生的效果很奇特。我那時候瞭解到,這些從西安發出的廣播被所有外國駐華大使館密切監視著。我們提供的情況被認為大部分符合事實,調子比較溫和。但是英國檔案有這樣一段在提到我的工作時說:“這位男性播音員顯然是一個俄國人,因為他採取莫斯科英語新聞節目的風格。他們模仿英國廣播公司海外節目的口音,但模仿得不到家。”

王安娜對電臺緊張氣氛的描述,可以看作對貝特蘭回憶的很好補充:

因為領事館的威脅對我是毫無用處的,結果是我接替了電臺的這一工作。每天傍晚時分,我便到XGOB廣播電臺上班。電臺設在古老的宮殿後面風景如畫的地方,是西安和外界聯絡的唯一設備。電臺警衛森嚴,進入時要向衛兵出示軍方發給的通行證,然後,由兩名衛兵陪同前往播音處。播音處的機器房裡,也可以看到持槍的東北軍衛兵。槍口的刺刀在半暗半明的光線反射下微微閃亮,衛兵們像鐵人一樣紋絲不動地坐著。

由此可見,XGOB電臺並不是普通的廣播電臺了。

不普通的廣播電臺,在這不普通的時刻,由不普通的外國人發回著不普通的作用。

貝特蘭、王安娜加入到史沫特萊的行列,是在12月底前後,而在這之前,只有史沫特萊目睹了釋放蔣介石的戲劇性場面。

這一天是12月25日,據12日發生兵變13天:

委員長在聖誕節當天被祕密釋放,民眾對此一無所知,西安的權威當局顯然怕讓他們知道。前一天,他們故意散佈謠言,聲稱英勇包圍綏遠的傅作義將軍將在聖誕節飛抵西安,參加抗日聯盟。在謠言所宣傳的時辰,西安飛機場上黑壓壓一片,擠滿了高舉著各色旗幟前來歡迎他的人群。只見一輛汽車駛來,門開處,張將軍邁步下車,立刻引起了熱烈的掌聲。接著下車的是蔣委員長及其一行;當時在場的極少數認識他們的人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這整個一行人入艙後,飛機就起飛了。傅將軍並未來到,不明底細的群眾還留在飛機場上亂轉。真相透露之後,人們感到驚愕。他們終於明白,把他們引到這裡來是為了使委員長覺得,他們是在向他致敬,為他送行的。

飛機離開了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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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沫特萊與朱德。

史沫特萊回到了住地。得知蔣介石已經離去、張學良為表示誠意而主動陪同的消息,整個西安都為之震動。反應最為強烈的莫過於張學良的軍官們。史沫特萊這時目擊了他們的驚詫、憤怒、失望:

大約過了有一個小時,一群滿洲軍的青年軍官在旅館裡各個房間之間走動,到處尖刻而氣憤地抱怨那種詭計。他們來找我,對我說:“我們被出賣了!紅軍勸說少帥放掉了蔣。”一個年輕軍官以輕蔑的口氣喊道:“少帥依舊是滿腦子愚蠢的封建意識。這回他永遠也別想自由了!”

西安事變歷史的一幕,因蔣、張的突然離去,戲劇性地拉開又關上,關上又拉開。只是,待再度拉開之後,主動與被動的位置已經變換。

當然,說收場還為時過早。因為蔣介石的被釋放,只意味著兵諫告一段落,而西安事變的全過程一般被認為應該延續1937年的2月。中央軍進陝,東北軍在發生分裂後東調。楊虎城的十七路軍改編,紅軍改編……三個月時間過去,中國已不是過去的格局,張學良、楊虎城今後的命運註定改變。斯諾對蔣介石被釋放之後的局勢描述頗為形象、有趣:

現在最後一幕開始演出,對於初次見到東方的裝模作樣的藝術的人來說,甚至對於有些老資格的觀察家來說,這都是最最令人驚歎和莫名其妙的一幕。在以後的三個月裡,西安事變所引起的政治上錯綜複雜的關係大部分都一一展現在觀眾面前,到了最後,局面就完全倒了過來。有人得到了大進展,大勝利,也有人遭到了大挫折,大失敗。但是所進行的決鬥就像中國舊戲舞臺上兩個古代武將所進行的決鬥一樣。他們口中連聲吶喊,手中猛舞刀劍,令人心驚膽戰,但是實際上卻一點也沒有碰到對方。最後,戰敗者頹然倒下,表示陣亡,過了一會兒卻又自己爬了起來,大搖大擺地走下舞臺,威風凜凜,極其莊嚴。

史沫特萊又一次表現出指點江山的風格。“西安事變可能已經以一種地方性的失敗告終了,卻仍然是一次全國性的勝利。一個統一的中國,雖然緩慢而且伴有劇痛,終於在漸漸誕生。”

西安事變從此改變中國歷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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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版《紅星照耀中國》發表作為統一戰線形成的標誌,國共兩黨的旗幟掛在了一起。海倫拍下了這一歷史鏡頭。

西安事變:改變歷史走向的那些瞬間

1937年倫敦出版《紅星照耀中國》非賣品版。

董樂山先生翻譯的《紅星照耀中國》,根據1937年7月倫敦維克多•戈蘭茨公司的初版本。我收藏的一本,是格蘭茨公司出版,但封面註明為“左派俱樂部”出版,並且是非賣品。這本書的襯頁上,購書人的簽名時間為1937年10月11日。

《紅星照耀中國》配有斯諾拍攝的不少照片。其中,他特地選用一張照片,照片上方,共產黨的紅旗與國民黨的黨旗一起懸掛,下方站立著兩個士兵,一位是紅軍,一位是國民黨士兵。他以此標誌國共兩黨冰釋前嫌,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全面抗戰,由此展開。

毛澤東的名字,從1937年1月開始為全世界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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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月《生活》首次發表斯諾拍攝毛澤東紅軍時代肖像。

西安事變:改變歷史走向的那些瞬間

1937年1月25日《生活》上發表斯諾拍攝的毛澤東周恩來的合影。

魯斯在《時代》大獲成功之後,於1936年歲末創辦《生活》大型畫刊,1937年1月25日出版的《生活》雜誌,從第九頁起,用六個頁碼的篇幅發表了一組照片,標題是《中國漂泊的共產黨人的首次亮相》。這些照片的作者,正是斯諾。此時,西安事變爆發還不到兩個月。

毛澤東的大幅肖像照片在第九頁上發表。在斯諾所有為毛澤東拍攝的照片中,這張頭戴八角帽、神情沉著、面容清癯的肖像無疑最為著名。

毛澤東喜蓄長髮,從來不愛戴帽子,斯諾為拍照,特意將自己頭上的八角帽戴在毛澤東頭上。拍照時,一位來自美國的醫生也在現場,他就是後來長期生活在中國的馬海德。

1960年,斯諾重訪中國時,馬海德又回憶到當年情形:“在周圍的人裡,只有你給毛澤東戴過一頂帽子。那時,他的頭髮很長,而他又不肯戴帽子。……只有你的那頂帽子還像個軍帽。這就是毛澤東的一幅最好的照片由來。多少年來,它出現在書籍、報刊中,現在它被收藏在革命博物館。”馬海德說得不錯。斯諾拍攝的這張毛澤東肖像,真的成了經典照片。在“文革”中,它在中國廣為印刷發行,各處張貼,家喻戶曉。不過,當它第一次與西方讀者見面時,《生活》只有這樣一個簡略說明:“毛是他的名字,他的頭值25萬美元。”

西安事變:改變歷史走向的那些瞬間

1937年1月的《生活》封面選擇日本士兵為封面人物。

斯諾的傳記作者說,《生活》週刊當年為獨家發表這批照片,向斯諾支付了1000美金,在當時這是非常可觀的一大筆報酬。魯斯的新聞敏感與魄力,由此可見一斑。這也可以用來解釋,為何《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缺少這張著名照片。

《生活》在發表斯諾拍攝的這些照片時,配發了另一位也曾到陝北採訪過的美國作家史沫特萊的照片,以及她所寫的關於西安事變和中國局勢的文章。“編者按”說:

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幾乎完全是神祕的。將近十年的時間裡,他們行蹤不定,與蔣介石委員長的國民黨政府進行戰鬥。下面發表的這些關於漂泊的紅軍的照片,是第一次被帶到國外。他們的領導者毛澤東被稱作“中國的斯大林”,或者“中國的林肯”。他的新首都在中國西北的保安。左面是毛的一位美國同盟者史沫特萊,她原是一位中學教師,目前正在西安的共產黨廣播電臺工作,那裡上個月發生的綁架蔣介石的事件已經結束。(《生活》,1937年1月25日)

就這樣,西安事變在這些外國記者面前走來,又走了過去。


西安事變:改變歷史走向的那些瞬間


1949年2月,毛澤東第一次成為《時代》封面人物。

十二年過後,1949年2月,毛澤東第一次被《時代》選為封面人物,成為真正的歷史大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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