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11月7日中午，大清國的裱糊匠、79歲的李鴻章病危。針對當時的情況，外國媒體報道說：李家早已備好了壽服，總理衙門的後院裡則堆滿了紙人紙馬；對於李鴻章的去世將產生什麼影響，大清政府並不摸底，為了防範萬一，北京的軍隊都已經進入戒備狀態。
在他去世前的最後一年裡，他又為他耗盡了畢生精力的大清國簽訂了最後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辛丑條約》。1900年6月，八國聯軍入侵，朝廷的電報一封接一封地到達兩廣總督府，不斷地催促要求李上勤王。此時作為兩廣總督的李鴻章也頗為自負，他對前來送行的南海縣令裴景福說：“捨我其誰也！”殊不知這種自負是何等的悲涼與無奈，遇有“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他不為大清去與洋人“一爭長短”，又有何人肯去揹負賣國賊的罵名！
自洋務運動以來，清廷內有恭親王奕訢坐鎮中央，外有曾左李在地方興辦洋務。清廷自1865年之1895年出現了兩次鴉片戰爭以來的“同光中興”。作為洋務運動當之無愧的領袖李中堂，擁有遠東最為強大的北洋海軍，迎來了人生的巔峰。可是甲午一役，二十多年心血付之一炬，其政治生涯也基本結束。甲午戰役的慘敗標誌著洋務運動的破產，他內心無比悲涼,發出感慨：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好，海軍也罷，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
李鴻章北上時，前來送行的南海縣令裴景福問此去前景如何，李鴻章說：“我不能預料，惟有極力磋磨，展緩年份，尚不知做得到否，我能活幾年，當一日和尚撞一天鐘，鐘不鳴了，和尚亦死了。”在《辛丑條約》的談判桌上，他仍然據理力爭。但是國運如此，他縱有縱橫捭闔的外交本領又如何挽大廈之傾？此時的李鴻章已經沒有力氣與洋人爭來爭去了，他吐血已經吐到了“瀕危”的程度，李鴻章躺在病榻之上，指揮著下級官員把損失降到最低點———從一開始提出的10億兩白銀降到4億5000萬兩，4億5000萬兩，是對4億5000萬中國人所定的數字，“人均一兩，以示侮辱”。李鴻章接受了這個侮辱。
為了儘快讓慈禧太后能返京，他耗盡了最後的一絲氣力。11月6日，已著殮衣，呼之猶應，不能語。第二天，俄國公使還趕到李鴻章床前，逼他在中俄交收條約上畫押未逞。俄使走後，他的老部下週馥見李鴻章“目猶瞠視不暝”，便哭著說：“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經手未了事，我輩可以辦了……”李鴻章忽目張口動，欲語淚流。周馥將其眼睛抹上，隨即瞑目。李鴻章帶著無限的憾事黯然而去。
梁啟超說他“敬李鴻章之才”，“惜李鴻章之識”，“悲李鴻章之遇”。老對手伊藤博文視其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李鴻章的悲哀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哀，更是那個時代的悲哀。正如孫中山所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任何人都阻擋不了歷史的洪流。11年後，他的繼任者袁世凱親手將大清國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