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於一身的百年難見的人物，與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一起被列為清華大學百年曆史上四大哲人，他是一代宗師陳寅恪。
他終身連一張過硬的文憑都沒有，歷史學家傅斯年卻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度公子
01
1925年，清華創立國學研究院，
意在整理國故，培養棟樑之才。
建院之初，國學院欲聘四位導師，
前三位都已有了著落：
第一位導師王國維，
曾開創以甲骨文研究殷商史，
第二位導師梁啟超，
著作等身，戊戌變法核心人物，
第三位導師趙元任，
從哈佛回來的漢語言學大家。
較之這三位，陳寅恪的名聲沒那麼響亮，
但為了推薦他做導師，
梁啟超還與校長有過一番舌戰。
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
校長說：“陳先生一無大部頭著作，
二無博士學位，堂堂國學院導師，
怎麼能連個學銜都沒有呢？”
梁啟超說：“沒有學銜和著作，
就不能當國學院的教授了嗎？
我梁啟超雖然著作等身，
加起來不足陳先生三百字有價值。
這樣的人如果不請回來，
遲早會被外國大學請去的！”
清華這才下了聘書。
02
1890年7月4日，
陳寅恪出生於湖南長沙，
祖父陳寶箴，官拜湖南巡撫，
被曾國藩稱之為“海內奇士”。
父親陳三立，晚清著名詩人，
與譚嗣同、徐仁鑄、陶菊存一起，號稱“清末四公子”，文學成就曾被譽為魯迅前近代中國第一人。
陳寅恪9歲那年，家裡出了件大事。
祖父眼界高遠、志在變革，
攜陳父一同響應戊戌變法。
變法失敗後，兩人被朝廷革職，永不敘用。
父親陳三立從此遠離政治，寄情於詩詞：
“憑欄一片風雲氣，來作神州袖手人。”
左二為陳寅恪。中間老人乃其祖父
陳寅恪之父，陳三立
照理說，這是家族不幸，
沒想到卻成就了陳寅恪。
陳三立不要兒子應科考、求功名，
只叫他遍讀典籍，打下深厚舊學基礎。
陳寅恪才13歲，就被送去日本求學，
博聞強識的他由此接觸到西方文化。
後因足疾回國，就讀於復旦新式學堂，
很快就熟練掌握了德語、法語。
兩年後，陳寅恪從復旦公學畢業，
登上去往西方的遊輪，
開始了長達16年的遊學生涯。
1896年，陳氏兄妹合影。拈花的孩童為陳寅恪
曾有學生問唐篔（陳寅恪的妻子）：
“外傳先生懂三十多種文字，是不是真的？”
唐篔說：“沒有這麼多，也就十七種而已。”
從1910年起，陳寅恪先後求學於，
柏林大學、蘇黎世大學、巴黎大學、哈佛大學等，
掌握梵文、希伯來文等十幾種語言，
學問貫古通今、深不可測。
但16年間，他沒考取一個學位。
彷彿文憑二字，不過是廢紙一張。
他說：“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
被一個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
只要能學到知識，有無學位並不重要。”
彼時，多少學生為獲得學銜裝點門面，
讀起書來投機取巧，避難就易，
到手的學問還能有不打折扣的？
陳寅恪根本瞧不上那種人，
哪裡有好大學，哪裡藏書豐富，
他便去哪裡拜師、聽課和研究。
陳寅恪在德國
家境殷實的陳寅恪從不揮霍，
每到一處，不及半載而書櫥充盈。
剛到美國時，豪購之舉令同學詫異：
學世界史，竟將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的《劍橋近代史》、《劍橋古代史》、《劍橋中古史》等幾十巨冊陸續購回。
在柏林讀書時，生活已非常清苦，
每天一早，他買少量最便宜的麵包，
到圖書館一坐就是一天，整日不吃正餐。
1923年，趙元任夫婦到柏林，
見陳寅恪午飯時總是叫炒腰花。
後來在清華，陳寅恪與趙元任同住，
趙的妻子楊步偉就吩咐廚子做腰花，
陳寅恪卻又不吃了。楊步偉覺得很奇怪，
“你在德國不總是叫腰花吃嗎？”
陳寅恪說：“腰花在德國最便宜呀！”
無怪乎後來楊步偉對人說：
“那時在德國的學生們大多數玩得亂的不得了，
只有孟真和寅恪兩人是寧國府門前的一對獅子。”
03
1925年冬，陳寅恪抵達清華。
他講課前，講義做得極為細緻，
每一課都要求講得比上次更精彩，
古今中外，信手拈來，令人瞠目，
搞得很多學生根本聽不懂他的課。
1927年被研究院錄取的藍文徵回憶：
“陳先生演講，同學顯得程度很不夠，
上課時，常常聽不懂，他一寫出來，
哦！才知道哪個是德文，哪個是梵文。”
可聽懂的人，無不覺得是一種享受。
北大教授季羨林就曾回憶說：
“聽陳先生講課，如剝蕉葉，
愈剝愈細愈剝愈深，不武斷，
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
彷彿引導我們走在山陰道上，
盤旋曲折，山重水複，柳暗花明，
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關大道。”
學生聽不懂，教授來聽的卻不少。
朱自清、鋼和泰私下要到他的課表，
研究院主任吳宓風雨不誤，每課必到。
1929年，改任中文、歷史兩系合聘教授後，
陳寅恪在一間小教室裡上課，
除了清華學生，還有北大學生專門坐車來聽，
當時兩校相距甚遠，沿途幾十裡全是農田，
常有土匪出沒打劫，亦無法阻止學生求知。
因常能為人釋疑，清華園裡奉他為“活辭書”，
不少學生髮現自己教授也愛聽他的課，
最後就尊稱陳寅恪為“太老師”。
馮友蘭先生是大學者，名氣比陳寅恪響亮得多，
在陳寅恪面前也是畢恭畢敬，感佩其學問之深。
歷史學家鄭天挺稱他為“教授的教授”，
古典文學研究大師傅斯年更是驚歎：
“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陳寅恪曾經對學生說：
“前人講過的，我不講；
近日講過的，我不講；
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
我自己過去講過的，我不講。
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對講義的細緻、創新貫穿他一生，
他的課，總能以新資料印證舊聞，
或在常見史籍中發現新的理解。
門下弟子備受啟發，終身受益無窮。
1933年，一幫歷史學者在東洋文庫吃飯，
日本史學界泰斗白鳥庫吉也在座。
史學家和田清突然拿出一張地契：
“這是三百年前明末弘光遺物。”
大家依次傳閱，嘆為稀世珍寶。
傳到中國學者藍文徵手中，藍卻說：
“這哪是什麼明物，分明是光緒時的東西。
這紙又厚又粗，顯然不是明紙，
地契的格式也是清末通行的格式。”
白鳥聽了，佩服不已，問他識不識陳先生。
藍文徵說：“那是我恩師。”
白鳥連忙起身：“久仰久仰。”
發掘、使用原始材料，
是陳寅恪的治學原則之一。
他恪守乾嘉學者的傳統和經驗，
強調以原始材料為支點來做研究。
當年的華北學術界分成兩派，
一派是本國培養的學者，
另一派是有留學經歷的。
本土派認為，洋派不懂國情，
學問再高，也是隔靴搔癢，解決不了中國問題。
留洋派覺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狹，
不掌握現代化工具，因而兩派互相瞧不起。
但不管是哪一派，誰都不敢瞧不起陳寅恪，
這在學術界堪稱傳奇。
04
1937年7月7日，
抗戰爆發，北平淪陷。
民族危亡之際，父親陳三立絕食而亡。
不久，日本憲兵隊請陳寅恪去司令部做客：
“先生如果留下來授課，年金豐厚。”
陳寅恪知道，如果拒絕，肯定要遭迫害，
但他亦不能赴死：
“從史學上來幫助中國，這是我的責任。”
以至於父親的喪事還沒有辦完，
他就悄然離京，輾轉去往西南聯大。
守孝期間，國恨、家愁疊湧而來，
急火攻心，導致他右眼視網膜剝離，
必須馬上做手術，可一旦做了手術，
必須修養一段時間。幾經思慮，
陳寅恪放棄手術，抵達聯大時，
他的右眼就再也看不見了。
在聯大，陳寅恪常常秉燭達旦，
備課、寫作，絕不因壞境惡劣而懈怠。
由於長期在昏暗的燈光下伏案工作，
不久後，他的左眼視力也驟然下降。
陳寅恪讀書，向來行的是“古法”，
圈點、校勘、批語都在書本上。
北平淪陷時，他將所藏典籍送至長沙，
結果在途中被日本人的炮火毀掉，
後來帶到聯大的手稿也悉數損毀，
之前所有的研究心血都化為灰燼。
在幾乎沒有任何資料的情況下，
陳寅恪愣是靠著記憶，在茅草屋裡，汗流浹背，
坐在小板凳上，寫下《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兩本鉅著，
為後世的史學研究提供了經典範式。
1939年，牛津大學聘其為教授，
這是該校歷史上首位中國籍專職教授。
原本兩度辭謝，後考慮到英國能治眼病，
陳寅恪才答應，攜家人借道香港，
準備渡海趕赴倫敦，不料歐戰突起，
航海中斷，英國之行遂為泡影。
1940年暑假，陳寅恪再赴香港，
因時局關係，赴英之事又延期一年，
此時，崑崙關失守，回聯大無望，
陳寅恪被阻香港，進退維谷。
次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失守。
國民政府派飛機到香港“搶運”學界名流，
陳寅恪卻被保鏢無情擋在飛機門外。
原來是財政部長孔祥熙的二小姐，
將自家洋狗、沙發甚至馬桶全部裝入機艙，
甩下一群學術名流無路可去。
日軍進駐香港後，
陳氏一家生活狀況堪憂，
與內地間的書信、電傳、票匯等全部斷絕,
以至於“食粥不飽，臥床難起”。
不久後，陳璧君派人前往陳家，威逼利誘，
企圖說服陳寅恪到日偽區任大學教授，
陳寅恪狠狠地用腳跺地面：“請走不送！”
偽港督又拿出20萬軍票讓陳寅恪辦刊，
陳寅恪再次拒絕：“請走不送！”
日軍知道陳家生活艱苦，
派憲兵隊給陳家送去多袋麵粉。
憲兵往裡搬，陳寅恪就往外拖，
寧可餓死，也絕不摧眉折腰。
狂儒劉文典向來敬重先生，
每逢昆明警報響起，他都跑得飛快，美其名曰：“我是替《莊子》跑，我死了，就沒人講莊子了！”
若是路上看到陳寅恪，便又指揮學生道：
“我死了沒什麼，快去保護國粹！”
得知陳家受困，劉文典在聯大疾呼：
“陳先生若出事，五十年內不再有此人！”
幸而傅斯年等一批人疾呼奔走，
後經中研院院長朱家驊打通各環節，
才讓陳寅恪一家逃出香港，返回大陸。
隨後，陳寅恪赴成都燕京大學任教，
昏暗的燈光下，專注於學術一如既往。
1944年，成都一個霧氣陰冷的早晨，
陳寅恪睜開眼睛，卻發現眼前一片漆黑，
從此，他便什麼也看不見了。
05
1927 年，名儒王國維投湖自盡，
在其靈柩前，清華、北大等名教授，
西服齊整，神情莊重，用三次鞠躬與先生告別。
唯獨陳寅恪一襲長袍，來到靈前，
雙膝跪地，將頭顱“咚”地一聲磕在地上，
他額骨觸地，行起三跪九叩之大禮。
大家這才想起來，與王國維先生告別，
這才是最莊重的禮節，才能和先生的馬褂、長辮
（王國維始終留有清代髮辮）融為一體。
這亦是對先生文化精神最好的尊重和理解。
陳寅恪與王力
兩年後，清華國學院停辦，
為紀念王國維，修建了一座紀念碑，
碑面由樑思成設計，碑文由陳寅恪撰寫：
“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
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
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這是對一位已逝大儒最好的評定讚譽，
也是陳寅恪一生治學的堅守與追求。
1948年，國民黨開始“搶救學人”。
胡適匆忙登機，與陳寅恪一家抵達南京，
蔣介石親自接機，並勸說陳寅恪去臺灣。
陳寅恪知道國民黨意欲控制學界，
對此深惡痛絕：“臺灣我就不去了。”
1949年1月，陳寅恪來到嶺南大學。
但國民黨並不死心，教育部部長杭立武，
親自向陳序經攤牌：“如果答應去香港，
我們馬上給陳寅恪十萬港元及新洋房。”
陳序經一拍桌子，橫眉而立：
“你給十萬我給十五萬！我蓋房子給他住！”
在嶺南大學，陳寅恪受到極大優待，
薪水比其他教授高出兩三倍，
為方便他出行，還專門修路。
陳寅恪與夫人散步
嶺南大學是陳寅恪一生最好的時光，
終於不再顛沛流離，可以安心於著述，
使之“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發出璀璨光華。
然而，這份寧靜持續的時間並不久。
1953年，中科院成立歷史研究委員會，
共有上古、中古、近代三個研究所，
擬任郭沫若、陳寅恪、范文瀾為三所所長。
此時的陳寅恪，已經在南方構建起一個獨立、自由、純粹的學術世界。
郭沫若卻說：“研究中國史，應該用馬列之方法。”
陳寅恪一聽，當然無法接受。
隨後，陳寅恪的學生汪籛主動請纓，
以“使者”身份，以為志在必得，
肯定能勸說恩師重返北京就職。
11月21日晚，汪籛見到陳寅恪，
用一種“教育開導的口吻”與之談話。
聽到一半，陳寅恪勃然大怒，
“你不是我學生！給我滾出去！”
後來，陳寅恪的女兒回憶說：
“父親從不因為學生學問不夠而動怒，
怒的，是做學問撇棄了學術獨立性，
他為此感到十分的心痛。”
雖已失明，先生仍目光如炬，一臉桀驁，絲毫不像是眼盲之人
次日清晨，陳寅恪作出答覆，
信上提出擔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長的兩個條件：
一、允許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
二、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
這樣的要求，在當時實在驚世駭俗！
助手勸他委婉一點，陳寅恪倔強地說：
“怎麼委婉？兩個條件，一個都不妥協，
自作王國維紀念碑文時，已寫得清清楚楚，
即持學術自由之宗旨，歷二十餘年而不變。”
這便是陳寅恪，歷時代風氣之變，絕不沉淪，
其固守氣節，猶如高山磐石，巋然不動，
旁人奸者詐者投機取巧，他卻安於拙賢。
別說是一個研究所所長，就是再大的官位，
他也絕不為“學術自由”退讓半步。
06
陳寅恪的“不降志，不屈從”，
使之晚年註定充滿淒涼和苦楚。
1958年，他的教書生涯戛然而止，
因被指為封建主義的種族文化論者。
鐵骨如他，當即憤怒請辭：
“堅決不再開課，以免貽誤青年！”
轉身回到書桌旁，在助手幫助下，
撰寫《柳如是別傳》，為煙花女子立傳，
藉此倡導做人治學的氣節與風骨。
當時，他行動不便，目光微茫，
全靠自己開列書單，助手讀給他聽，
聽後構思，再口述由助手記錄。
為著述這部 80 萬字的傳記，
他一天平均要工作十幾個小時。
1962年，吳宓來看他時，他感慨萬千：
“柳如是一個倚門賣笑的弱女子，
在明清易代之際，比五尺男兒更看重家國大義，
要為這個被士大夫輕蔑的奇女子立傳，
以此表彰我民族‘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我寫此書，是痛哭古人，留贈來者。”
1966年，時代陰霾轟然而至，
陳寅恪多次被迫作書面檢查，
但他從不詆譭任何人以求自保。
因“頑固不化”和“反動透頂”，
一張張大字報很快貼滿了陳寅恪的房間，
屋裡可拿之物全被拿走，拿不走的統統搗碎。
當時，陳寅恪工資停發，賬戶也遭凍結，
由於腿疾難以行走，只能癱瘓在床，
造反派還想把他抬到學校大禮堂上公開批鬥，
歷史系前主任劉節看到，冒死代替老師上臺。
輪番粗暴地進行毆打後，有人問他感受如何，
劉慨然道：“能代表老師挨鬥，我感到很光榮！”
話音未落，皮鞭狠狠抽打在身上…
陳寅恪，1964年，已是如此光景
不得不說，在那個荒唐時代，
“惡之創造力”可謂登峰造極。
“陳寅恪不是雙目失明嗎，但他聽得見啊！”
眾人別出心裁，發明了一種新的摧殘手段：
每逢開批鬥會，將高音喇叭吊在陳宅屋前屋後，
有時甚至將小喇叭吊到陳寅恪床前，
要“讓反動學術權威聽聽革命群眾的憤怒控訴”。
二十年後，樑宗岱的夫人在書中回憶道：
“歷史系一級教授陳寅恪雙目失明，
他膽子小，一聽見喇叭裡喊他名字，
就渾身發抖，尿溼褲子…”
07
1969年，春節過去不久，
因為“工宣隊”看中陳寅恪的家，
陳氏夫婦被驅逐到四面透風的平房，
此時，陳寅恪連吃“流食”都已困難。
失明後多年間，其雙眼目光如炬，
此時卻也無可奈何地黯淡了下去。
先生瘦得不成人形，親友登門看望，
見他躺在病榻上說不出話，哭不出聲。
一代宗師啊，竟然落得如此淒涼境地！
1969年10月7日晨5時30分，
陳寅恪心力衰竭，溘然長逝，
離世時，他沒有留下隻言片語，只是眼角不斷流淚。
11月21日晚，妻子唐篔也追隨丈夫而去…
復旦的葛兆光先生曾說：
“陳家三代是文化人在近代中國命運的縮影，
文化世家的傳統，在這一家三代人身上特別濃厚；
他們也是文化人在近代中國抵抗命運的典型，
表現出一種文化貴族式的傳統精神，
一種擁有自己的真理，不與流俗和光同塵，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精神。”
自祖父響應變革，到父親不忍受辱、絕食而亡，
再到陳寅恪守志不屈，中國文人氣節、風骨，
在他們身上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
《離騷》有言：“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為求一生之學術理想、為達澄澈之思想境界，先生盲眼、跛足、受辱而不改，當世者能有幾人？
先生不攀附、不諂媚、不屈從，
以三百年而出一人的淵博學識，
終其一生，志在構建自由、獨立的學術世界，
不為權貴和時代之風氣而退舍、而苟且，
以其書生骨氣鍛造了一座精神豐碑。
今時今日，後世之人仰望這座豐碑，
當反躬自省，何為氣節？何為傲骨？何為獨立？
惟有思今人之所失，追先生之襟抱，
所謂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才可能立千年而不墜，與日月而同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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