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最後的政治遺產

1937年9月,毛澤東在《國共合作後的迫切任務》中指出:“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還未能完成的革命事業,在僅僅兩三年之內,獲得了巨大的成就,這就是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創立和北伐戰爭的勝利。”這一切正得益於1924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得益於孫中山重新闡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這是孫中山最後的政治遺產。

孫中山最後的政治遺產

歡迎俄國人對中國人的幫助

十月革命勝利後,列寧和蘇維埃引起孫中山極大的興趣。早在1918年夏,孫中山便以國民黨的名義致電列寧說,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俄國存在8個月之久,這個事實給了東方人民以希望,一個類似的新的制度一定會在東方建立起來。次年3月,蘇聯外交事務人民委員齊契林給孫中山覆信,信中引用孫中山常說的話:即在事實上,俄國和中國的革命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在兩國人民共同利益的基礎上,解放人民,建立持久和平。

1920年7月,旅俄華工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開在即。孫中山和列寧均為大會的名譽主席,孫中山被邀出席會議。幾乎同時,列寧也給孫中山發來法文電報,邀請他到蘇聯去。同年11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經陳獨秀介紹,專程前往上海拜訪孫中山,這次愉快而又短暫的會見,給這位年輕的蘇俄共產主義者留下深刻的印象。1925年3月15日,他在蘇聯《真理報》發表文章回憶說:

孫中山在自己的書房裡接見了我們。房子很大,立有許多裝滿書的櫃子。他看上去像是四十五到四十七歲(實際上他已經五十四歲了)。他身材挺秀,舉止謙和,手勢果斷。我的注意力不知不覺間已被他儉樸而整潔的衣著所吸引,他身穿草綠色制服,褲腿沒有裝在褲筒裡。上衣釦得緊緊的,矮矮的衣領,中國大學生和中國青年學生一般都穿這種上衣。

…………

我們臨走前,談話快要結束時,孫中山又回到蘇維埃俄國的話題上來。顯然,他對這樣一個問題深感興趣:怎樣才能把剛剛從廣州反革命桂系軍閥手中解放出來的中國南方的鬥爭與遠方俄國的鬥爭結合起來。

同維經斯基一道來中國的,還有共產國際的另一位代表馬林,正是他帶著共產國際的指示,來中國推動國共合作的實際進程。12月下旬,馬林專程來到桂林,與孫中山會談。孫中山詳細而又認真地詢問馬林這樣一些問題:俄國革命、共和國的發展、新經濟政策、蘇俄的輿論宣傳和紅軍政治工作。馬林也以同樣的態度回答所提的各種問題,並提出三條建議:國民黨必須改組,以便容納農民和工人;必須建立一個軍事學院,以便為革命奠定武裝基礎;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攜手合作。

兩人會談後,孫中山的心情尤為興奮,立即寫信給廖仲愷說,蘇俄的新經濟政策和他的中國工業發展計劃頗有相似之處。

1922年8月,蘇聯政府副外長越飛來華,與北京政府商談外交、商務等事宜。同時,他又派人持函來上海,在林伯渠、李大釗的陪同下,會見孫中山。來人與孫中山會談了6天。之後,孫中山、越飛多次函件來往,互通各自關注的信息。孫中山期待著與越飛的直接會晤。次年1月17日,越飛來到上海,兩位職業革命家首次會晤,氣氛非常融洽。他們都通曉英語,可以直接交談,無需別人翻譯。後來,他們又進行了多次會晤。孫中山希望蘇聯政府能夠給中國革命以幫助,表示將派一個軍事代表團去蘇聯考察,如果蘇聯能派出政治、軍事顧問,那將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

孫中山和越飛的頻繁接觸,引起英租界特務的懷疑和監視。於是,孫中山改派廖仲愷與越飛到日本會談。廖仲愷的哥哥廖鳳書是北洋政府駐日公使,公使館可以提供安全的庇護。可是,後來還是被東京“特高課”察覺。於是,會談的方式再次改變,越飛以醫治足疾、廖仲愷以給女兒治病為由,相繼轉移到熱海溫泉,他們在這裡繼續之前所討論的話題。

1923年1月26日,孫中山、越飛《聯合宣言》在上海簽字。《聯合宣言》說:“中國最緊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成功,與完全國家獨立的獲得。”“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熱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俄國政府準備且願意根據俄國拋棄帝政時代中俄條約(包括中東鐵路等合同在內)之基礎,另行開始中俄交涉。”這個宣言的簽訂,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重大轉機,如毛澤東所說:“孫中山在絕望裡,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孫中山歡迎十月革命,歡迎俄國人對中國人的幫助,歡迎中國共產黨和他合作。”

稱讚國民黨一大宣言是破天荒舉動

1923年6月,中共三大正式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行兩黨的黨內合作。蘇俄適時派來鮑羅廷擔任孫中山的政治顧問。10月6日,他來到廣州,一下車便拜訪孫中山,他們自此經常徹夜交談。此時,國民黨因改組而引起層層波瀾,孫中山也自感壓力很大,便將許多苦惱的問題,一一就教於鮑羅廷。鮑羅廷根據孫中山所提出的問題,提出很多好的建議,如修改黨綱,制訂黨章,儘早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上海首先建立黨的核心等。

孫中山根據鮑羅廷的建議,選任廖仲愷、汪精衛、張繼、戴季陶和李大釗為國民黨改組委員,籌劃改組問題。接著,又成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聘請鮑羅廷為政治顧問,具體負責國民黨改組工作。此時,他儘管為指揮擊退陳炯明襲擾廣州的軍務所纏身,還是努力擠出時間,趕回廣州主持會議,實在脫不了身,便委託廖仲愷主持。自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成立起,每週都要召開兩次會議,議決要案400多件,為國民黨一大的順利召開,為國民黨改組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

就在此時,《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卻遭到黨內右派的非難。他們上書孫中山,老調重彈,歪曲國民黨改組是陳獨秀幕後牽線所為,共產黨是要借國民黨的軀殼,注入共產黨的靈魂。孫中山面對來自黨內的疑惑和壓力,既要做耐心而又具體的說服勸誡,又不能任其自流,以訛傳訛,使改組工作半途而廢。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出席代表165人,其中共產黨員23人。會議通過《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孫中山稱讚這個宣言“是本黨成立以來破天荒的舉動”。這個宣言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孫中山在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幫助下,終於找到了反帝反封建的正確的革命道路。

大會選舉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在24人的執行委員中,共產黨員3人:李大釗、譚平山、於樹德;在17人的候補執行委員中,共產黨員6人:毛澤東、林伯渠、張國燾、瞿秋白、韓麟符、於方舟。組織部、宣傳部、農民部等都分別由共產黨人主持,所有各部的祕書,也幾乎都由共產黨員擔任。

國民黨一大後,國民黨的改組和發展工作成績顯著。到1926年1月,已有廣東、湖南、湖北、河北、山東、河南、察哈爾、綏遠、內蒙古、江西、江蘇等省成立省黨部,廣西、福建、奉天、四川、浙江、甘肅、吉林、安徽等省正在積極籌建之中。此外,還有廣州、北京、漢口、哈爾濱4個特別市黨部。國民黨員已達14萬人之多。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青年和婦女運動都蓬勃開展。孫中山對形勢的發展,十分滿意。他說,國民黨的改組“功效卓見”,其一年多的工作,“可抵以前十倍時間所為者”。

國民黨一大期間,孫中山還全身心地投入黃埔軍校的籌建。1924年5月5日,黃埔軍校第一期正式開學。孫中山出席開學典禮,並發表熱情洋溢的演說,他說:“今天在這裡開這個軍官學校,獨一無二的希望就是創造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孫中山兼任軍校總理,蔣介石為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共產黨員周恩來、熊雄、張申府、聶榮臻、惲代英、季方、肖楚女等,或是軍校各部的負責人,或是軍校教官。軍校學員中有很多是從各地挑選來的共產黨員、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和革命青年。

軍校聘請了蘇聯顧問鮑羅廷、加倫、巴甫洛夫、斯切潘諾夫等。軍校一直得到蘇聯政府的各種援助,初創時蘇聯政府便資助200萬盧布作為開辦費,還不顧帝國主義的敵視和阻撓,由伏羅夫斯基號軍艦運送來近萬支槍和大批山炮彈藥。孫中山對此尤為感激,專門為蘇艦召開歡迎會,並致歡迎辭。

指出商團叛跡 堅決果斷加以平息

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引起了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的恐慌,尤其是引起英帝國主義者的仇恨。他們處心積慮地想使廣州成為其控制中國南方的殖民策源地,所以,便急不可耐地要顛覆廣州革命政府,一面以軍械支援陳炯明對廣州革命政府的竄擾,一面慫恿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以武力對抗廣州革命政權。

1924年8月10日,陳廉伯通過非法手段購得德制步槍萬支、手提機關槍42挺、大炮2門。這些武器運抵廣州前,孫中山便已獲悉,他一面致函廣州商團,知照他們:“陳廉伯確有謀為不軌之事,聞其中策劃者有外國人,定期8月14日推翻政府,取而代之。”同時,下令將船隻、槍械統統扣留。可是,商團非但不幡然醒悟,反而召集2000多人,來到大元帥府廣場請願,要求發還扣留槍支,並且揚言要集結人群“三天不散”。陳廉伯的弟弟陳廉仲還疏通各國駐廣州領事館,企圖通過外國人給孫中山施加壓力。他們甚至叫囂,如果不答應商團的要求,全廣州將實行罷市。

孫中山來到廣場,與請願的商團代表見面,將陳廉伯勾結帝國主義者的真相,詳細地向他們說明清楚,勸告他們不要阻礙國民革命。可是,到了15日,廣東各縣的商團又派代表來大元帥府請願,仍然提出許多無理要求。20日,孫中山下令通緝陳廉伯。商團總部遷往佛山,陳廉伯則躲在沙面,由佛山商團惡霸地主陳恭受主持活動。廣州市和附近城鎮開始全面罷市。

孫中山立即下令停止罷市,宣佈廣州全市戒嚴。同時,又下令調兵戒備,隨時準備平息商團的叛亂。這場叛亂的由來及惡果,英帝國主義者難辭其咎,孫中山憤然向英國麥克唐納爾政府提出抗議。在孫中山的嚴正抗議和國際輿論的譴責之下,英帝國主義者不得不由公開干涉改為暗中支持,商團的反叛活動也由明目張膽變為隱蔽狡詐。

這時,孫中山決定北伐,9月18日發表《中國國民黨北伐宣言》。孫中山就要離開廣州了,商團又以為有機可乘,他們蠢蠢欲動,緊鑼密鼓地策劃第二次武裝進城請願。為服從北伐的大局,儘快籌措北伐經費,孫中山答應有條件地發還扣留的槍械。10月9日,孫中山給蔣介石下令,讓將入庫的商團槍械,交給廣州市市長李福林,由李福林負責同商團談判。商團在得到這些槍械後,非但不按照協議募捐北伐經費,反而變本加厲向廣州革命政府施加壓力,企圖負隅頑抗,與廣州革命政府分庭抗禮。

廣州的形勢已處於千鈞一髮之際,蔣介石致函孫中山,要求他早日回省。10月10日晨,孫中山給廣州發來特急電報,明確表示:“商人罷市,與敵(指陳炯明)反攻,同時並舉,叛跡顯露,萬難再事姑息。”“如果確有其事,則用幹部及其他學生,協同福軍(指李福林的軍隊—作者注)忠勇之士,臨門勸告。”倘若勸告無效,商團執意要全面罷市,則應堅決果敢地武力平息叛亂。

這一天,廣州市的工、農、兵、學、商等團體集會慶祝“雙十”節,憤怒聲討商團和帝國主義的罪行。會後,舉行遊行,當隊伍途經太平路時,蓄謀已久的商團軍突然向手無寸鐵的人群開槍射擊。在西濠口的商團軍也攔截遊行隊伍,殘忍地屠戮被衝散的工人和學生。

革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孫中山立刻成立以自己為主席的革命委員會,命令革命委員會見機行事,堅決弭平商團事變。10月15日,工團軍、農民自衛軍、黃埔學生軍與滇、桂、湘、粵各軍,分五路包圍商團軍所駐西關。商團軍憑藉鐵柵欄和高樓,居高臨下,開槍射擊。商團反叛不得人心,在他們負隅抵抗時,西關內的工人已行動起來,放火焚燒他們盤踞的工事,熊熊烈焰之中,商團軍鬼哭狼嚎,奪命而逃。

這場戰鬥只進行了4個小時,商團軍首惡分子便逃往香港,其餘分子都被迫繳械投降。第二日,孫中山便電令胡漢民,“不必畏懼外人干涉”,將西濠口商團的大新公司佔領充公。不多日,孫中山又電令胡漢民,凡所佔領的商團各機關房所,一律充公,永不發還,“用作黨所或書報社,以為此次殉難者之紀念事蹟”。

抱病北上 彌留之際簽署三份遺囑

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將領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囚禁賄選總統曹錕,迫使北京政府下令停戰,並解除吳佩孚的職務。25日,馮玉祥電請孫中山北上主持政局。孫中山行前發表《北上宣言》,主張速開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重申反帝反軍閥的政治主張。他在北上之際,十分慎重地安排了廣州事務,委派胡漢民代理大元帥職務,譚延闓負責北伐。他同意譚平山辭去組織部部長,起用另一名共產黨員楊匏安擔任組織部部長,並將共產黨員彭湃、阮嘯先調入組織部。孫中山行前的這些人事安排,正是他從長計議,用心良苦之處,誠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韋慕廷教授所說:“這些任命證實了孫中山的決心,把黨內的新鮮血液輸送到負責的崗位上去。從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擬議在數月之後召開這一事實來看,這些都是一些關鍵性的職務。”

11月13日上午,孫中山偕夫人宋慶齡,還有汪精衛、李烈鈞、戴季陶及祕書黃昌谷等20多人,乘永豐艦北上。途中,孫中山再次重申反對不平等條約,反對帝國主義的政治主張,表示:“這次單騎到北京,就是以極誠懇的意思去同全國人民謀和平統一。”在回答外界所傳他將做大總統時,孫中山平靜而又認真地說:“我的態度是決計推辭,中國一日沒有完全獨立,我便一日不情願做總統。……我先要處於國民地位,同各國再交涉廢除從前不平等的條約,脫離奴隸的地位,到那個時候,才再可以同國民說做他們大總統的話。”

1924年的最後一天,孫中山抱病乘車來到北京。消息傳出,朔風凜冽的北京,竟洋溢在喜慶的熱潮之中,大街小巷懸滿歡迎的彩旗,人們奔走相告。馮玉祥特意從張家口打來電話,指示北京警備總司令鹿鍾麟,負責保護孫先生。鹿鍾麟奉命到車站一看,立刻愣了神,站臺上早已擠滿黑壓壓的人群,考慮到安全問題,鹿鍾麟趕緊驅車來到永定門車站,想讓孫中山由永定門提前下車。

當火車在永定門停靠,鹿鍾麟上車請孫中山下車時,孫中山很不高興,他說:“在永定門下車那可使不得,我是為學生為群眾而來的,我要見他們。請不必擔心,學生們即使擠著了我,也不要緊的。”當火車載著孫中山停靠在北京站時,早已在此佇候凝望的嘈雜的人群,卻奇蹟般地平靜下來,而更令鹿鍾麟驚奇的是:“學生的秩序,立時就自動整理好了。每個人都嚴肅而恭敬地站在那裡。沒有一個人亂動,也沒有一個人說話,只聽得歡迎他的許多小旗在風中瑟瑟地響。”此情此景令鹿鍾麟終生難忘,幾十年後,他還禁不住感嘆道:“學生和民眾,是如何地愛他,他也是如何地愛青年愛民眾。”

國民黨北京支部馬敘倫等,代表北京民眾上車,用藤椅將孫中山抬下火車。這時,肅穆已久的群眾的情緒一下就鼎沸了起來,歡呼聲此起彼伏,響徹雲霄。孫中山發表了簡短的談話,他說:“此來不是為爭地位,不是為爭權力,是特來與諸君救國的。”之後,孫中山被護送到北京飯店。

此時,段祺瑞在奉系軍閥的支持下,當上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段祺瑞提出,要以所謂善後會議取代國民會議。孫中山雖在重病之中,態度依然堅定,認為所謂善後會議和以前的“督軍會議”“南北會議”沒有什麼區別。考慮到實際存在的狀況,孫中山建議會議作兩項改變:一、“善後會議能兼納人民團體代表,如所云現代實業團體、商會、教育會、大學、各省學校聯合會、工商農會等”;二、“會議事項,雖可涉及軍政財政,而最後決定之權,不能不讓之國民會議。”

孫中山入京後,所請的多位外國醫生,對他的病情診查後,得出一致的結論為肝癌。1925年1月26日,孫中山住進協和醫院,動了手術,發現癌細胞已擴散到肝臟,病情日趨惡化,國民黨人商議預備遺囑,由汪精衛、鮑羅廷、陳友仁起草和記錄的遺囑共有三個:《總理遺囑》《致蘇聯遺書》和《家事遺囑》。3月11日晚9時,孫中山自知病危,召集同志和家屬來到床前,輕聲對他們說:“現在要分別了,拿前日預備字來,到簽字的時候了。”汪精衛取過遺囑,宋慶齡扶孫中山的手簽名。宋慶齡淚流滿面,在場者無不唏噓,涕淚俱下。

孫中山見大家環繞在床前,又用極微弱的聲音說道:“我這次放棄兩廣來北京,是謀求和平統一。我所主張統一的方法,是開國民會議,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建設一個新國家。現在為病所累,不能痊癒,死生本不足惜,但數十年為國民革命所抱定的主張不能完全實現,這是不能無遺憾的。希望各同志努力奮鬥,使國民會議早日開成,達到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目的。那麼我雖死了,也是瞑目的。”次日上午9時30分,孫中山的心臟停止了跳動,終年59歲。

責任編輯 李彥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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