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的共產主義者”張愛萍

中國近代史 張愛萍 彭德懷 陳錫聯 文史精華 2017-03-26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中,開國上將張愛萍是比較突出的一位。

“天真的共產主義者”張愛萍

張愛萍將軍

將星璀璨照長空。張愛萍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功勳卓著自然是一方面,但不是主要的。論戰功,十大元帥、十大將不必說,就說57位開國上將,那一位不是獻身革命,南征北戰,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國的建立作出了絕大貢獻!

張愛萍是四川達縣人,1910年出生,2003年逝世,壽數93歲。他16歲加入共青團,18歲轉入共產黨,19歲參加紅軍,長征中任團政委,1944年任新四軍第4師師長兼淮北軍區司令員。1949年4月受命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部隊,任華東海軍司令員兼政委。

論及建國後事業,張愛萍的貢獻可以用“豐功偉績”來形容。1954年9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1955年1月組織指揮了我軍歷史上首次陸海空三軍聯合渡海登陸作戰,一舉攻佔一江山島。自1959年9月,先後任國防科委副主任、中央專委委員兼辦公室副主任等職,組織領導“兩彈一星”大協作、大會戰,先後4次擔任核試驗委員會主任委員、現場試驗總指揮,成功地組織了我國第一代地地導彈、首次原子彈塔爆、空爆及第三次原子彈爆炸試驗。

張愛萍在“文化大革命”中慘遭迫害,被批鬥、囚禁達6年之久,左腿致殘。1975年3月復出後任國防科委主任,成功組織了我國第一顆返回式衛星“尖兵一號”的發射。1977年3月再次復出,歷任國防科委主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中央專委辦公室主任、中央軍委科技裝備委員會主任等職。1980年5月成功地組織指揮了中國第一顆洲際導彈的發射。同年9月任國務院副總理。1982年9月任中央軍委副祕書長,11月任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為國防建設和我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特別是國防科技和武器裝備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1987年11月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退居二線。

從以上簡到不能再簡的簡歷中,張愛萍的名字已經彪炳史冊。然而,他的思想力量、行為影響和人格魅力,註定史冊上的這個名字應該用大字寫成。

作為一位職業軍人與堅定的革命者,張愛萍既是極富理想、敢做敢當的熱血男兒,又是桀驁不馴、擅長吟詩作賦的性情中人。正因為他剛烈的性格與鋒芒畢露、堅持己見的個性,從青年時代開始,即被視為是“共產黨裡的另類”。毛澤東說他:“好犯上!”葉劍英說他:“渾身是刺!”鄧小平說他:“軍隊中有幾個人惹不起,你張愛萍,就是一個!”而他本人的座右銘則是:“勿逐名利自蒙恥,要辨真偽羞奴顏!”如果說“性格即命運”,那麼,像張愛萍這樣卓爾不群、特立獨行的個性,就勢必會被時代的潮流身不由己地推上政治的濤頂浪尖。

分析一下,毛澤東、葉劍英、鄧小平對張愛萍的評價,看似批評,實際透露出對在習以為常的異常環境中不同於環境的異常表現的一種哲學意義上的肯定,所謂“千士諾諾,不如一士諤諤”。“好犯上”者,必是不唯上者,不念私利而忠言直諫之士;“渾身是刺”,表明正直坦蕩,敢於對錯誤,特別是上級領導的錯誤進行指正以至鬥爭;至於“惹不起”,更是一種無奈的肯定,一種認為對方的正確卻又因為種種客觀原因不能表態肯定並採納的妥協。這三句評價,立體地呈現出張愛萍的品質與性情,這在我國高層政治生活中是異乎尋常的,更是難能可貴的。

1959年8月1日,張愛萍等人奉命乘飛機趕到廬山,第二天中央全會批判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8月5日,輪到張愛萍發言,他不願像某些人那樣跟著風頭誣陷彭德懷,只說些諸如彭德懷有時罵人、訓人之類的話,隻字不涉及什麼“反黨”之類的政治問題。在當時特殊的情勢下,這樣做是要冒很大風險的。尤其值得上書的是,廬山會議結束後,一些與彭德懷同機來廬山赴會的大員們都像迴避瘟疫一樣,以種種藉口不願登上彭德懷返京的那架飛機,只有張愛萍毫無顧忌,坦蕩從容地陪著彭德懷乘機回京。在飛機上,他一如往常地跟彭德懷寒暄,給因蒙冤而陷入孤獨和痛苦的彭老總些許溫暖。事後有人問他:你不怕會這個那個的麼?張愛萍坦然回答:“彭德懷仍是我們的同志呀,八中全會的決議不也是稱他為同志麼!”後來,陳毅元帥聽說此事後讚歎道:“愛萍將軍有翼德之風!”翼德是三國時蜀漢名將張飛的字,素以為人剛直不阿、坦率敢言著稱。

幾十年來,在黨內生活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特別是在政治運動中,有個問題經常尖銳地擺在每個黨員特別是高級幹部的面前,即:在不同觀點或不同政見的分歧中,是跟理還是跟人?是服從真理還是服從權勢?這個問題不知困擾過多少人,也不知多少人為此栽了跟頭。對此,張愛萍的態度很鮮明:“我誰也不跟,我只跟隨真理!”“沒有真理,任何人都不能讓我低頭!”

胡耀邦對張愛萍這種跟理不跟人的態度,曾給予高度評價。他對張愛萍的次子張勝說:“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是實事求是的,敢於堅持真理的。就像你父親一樣,即使是毛澤東批准的,決定的,他也敢站出來反對!”

上世紀60年代初期,林彪如日中天,其“學毛著要立竿見影”之說風行天下,誰敢說個“不”字?張愛萍就敢。他譏刺說:“晴天立竿可以見影,陰雨天怎麼見影?”“林彪的這些話,擺擺龍門陣還可以,寫進文件裡就不妥當了。”

張愛萍說他平生有“四不畏”:不畏天命,不畏大人,不畏聖人言,不畏權勢。文革的險惡形勢,最能考驗人的精神硬度。張愛萍在文革中堪稱是“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造反派批鬥張將軍,掄起鐵鏈要打,將軍憤然舉起板凳自衛,迫使對方斂手。將軍言:“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他被誣為“特務”身陷囹圄後,堅決不低頭,不檢討,更不揭發別人,堅守做人的氣節。張勝從父親從牢中夾帶出的紙片上看到這樣的字跡:“咬緊牙關,戰勝屈辱。”“站著死,不跪著生!”由於下筆用力極重,紙片被戳得滿是窟窿。

造反派開大會批鬥羅瑞卿,張愛萍在場陪鬥。他回憶:羅瑞卿 “是用籮筐抬上來的,一個人上去就打他耳光,把他打趴在地上,繃帶撒了一地,他拖著一條斷腿在地上爬。我當時就把拳頭攥起來:你敢上來,老子就要打你!”

張愛萍投身革命,真誠地擁戴毛澤東主席,認定毛澤東是指導中國革命不斷走向勝利的領袖。但張愛萍從不像一些老同志那樣無條件地崇拜毛澤東。獄中的張愛萍打定主意:“如果黨堅持錯誤,丟掉、背棄自己的宗旨和信仰,那就不是我要加入的黨,也不是我要革命的目的。我可以走!”許多老同志做過許多“反思”和表白,文革中被委屈、被冤枉時,他們往往只能表示一種無條件的忠誠,寄希望於黨能夠相信自己,恢復自己的清白。即使黨犯了錯誤,只要為我平反,給我職務,我仍然要鞠躬盡瘁,聽黨的話,跟黨走。張愛萍絕然不同!如果黨依然是“文化大革命”那個樣子,九大那個樣子,對不起,我張愛萍可以離開!

九大之後,獄中的張愛萍再不寫一個字的交代,再不寫一個字的申辯和請求寬恕的文字,“我保持自己做人的準則。”張愛萍的願望是,如果能夠活著出獄,他就帶著全家到當年長征路上雲貴邊界一個叫關嶺的山區去,開一個照相館謀生,從此不再幹那個所謂的“繼續革命”!對此,其子張勝讚歎:“大徹大悟。只有經歷了煉獄的人,才可能獲得如此的徹悟。”

林彪倒臺,王震幫助了張愛萍的家人,將申訴信交給了周總理。王震策略地要求張愛萍的兒子為老子寫個檢查,“給老人家一個臺階下”。周恩來批准張愛萍出獄治病,又於1972年11月解除監護。張勝說:“宣讀了父親被解除監護的通知後,有人提醒他是否應該對中央的決定表示個態度。父親說:‘強盜把你抓進去再放出來,你還去感謝強盜嗎?’”

1975年3月,經過葉劍英的反覆動員,張愛萍重披戰袍,作為“還鄉團”殺回了科委系統,重點整頓230廠。幾個月後“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11月2日,被張愛萍趕出七機部的造反派首領舒龍山揭發張愛萍的告狀信遞到了毛澤東案頭。毛澤東批示:“印發政治局各位同志,請總政酌處。此人是9.16左派。”

這樣的大事,總政是“酌處”不了的。於是,華國鋒出面主持,李先念、紀登奎、陳錫聯召見張愛萍,傳達主席批示,觀察態度,國防科委政委陶魯笳奉陪末座。會上,李先念問:“看完了?怎麼樣?”張愛萍:“不怎麼樣!”李先念:“什麼?連毛主席的指示也不怎麼樣嗎?”張愛萍:“不怎麼樣,就是不怎麼樣!”

場面沉默。紀登奎發問:“我問你,‘今不如昔’這句話是什麼人說的?”張愛萍:“是右派說的。”紀登奎:“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張愛萍:“還用解釋嗎?告狀的人不是左派嗎?”紀登奎:“那你到底說了沒有?”張愛萍:“還用我說嗎?七機部的問題你不清楚?”紀登奎:“你看看你,講的話就有這麼厚厚一大摞!”張愛萍:“你都看過了?沒有看到你自己講過的話嗎?”紀登奎:“你什麼意思?”張愛萍:“‘九年無寧日’,就是你說的。忘記了?”紀登奎氣急敗壞:“你血口噴人!態度很不老實!”又是沉默,又是問話,又是毫無顧忌地回擊。張愛萍把自己的所思所得完全發洩在這一場針鋒相對的辯論之中,毫無懼色,幾位“奉旨欽差”被頂得都有些手足無措了。這時陳錫聯用腿碰碰張愛萍,悄聲說:“你承認了算了。”張愛萍大聲問:“你們要我承認什麼?”陳錫聯:“承認犯了路線錯誤啊。我不也承認過嘛,也沒有把我怎麼樣嘛!”張愛萍大吼:“那是你!”華國鋒覺得會議開不下去了,宣佈:“這件事很突然,對毛主席的指示需要一個理解和認識的過程。是不是請愛萍同志回去再想一想。就散了吧!”

真是如入其境,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張勝還記錄了父親對那幾個人的評價:“後來有人告訴我,李先念在毛澤東面前還是為我開脫過的……陳錫聯是希望我快些過關,他是好心。華國鋒同志是個很厚道的人……”

1975年12月3日,鄧小平最後一次陪同毛澤東接見外賓時向毛澤東表示,張愛萍到七機部“是我派去的。”這位“右傾翻案風總後臺”也許覺得,這是為張愛萍承攬責任的最後機會了。毛澤東的回答出人意料:“是你派去的,也是我派去的嘛!對愛萍還是要幫嘛!”

張愛萍再次被衝擊,但他拒絕做任何檢討,因為他已認定,錯的不是他!別人好心替他寫好檢查,陳錫聯覺得可以,請他簽字,張愛萍死活就是不籤。不過,他仍對陳錫聯心存感激。張愛萍因心臟病突發住進醫院,受到葉劍英的打招呼保護。1976年1月18日,經中央批准,國防科委和七機部7000多人聯合在先農壇體育場召開批判張愛萍的大會。這時的批判大會畢竟比文革初期“文明”了不少,張愛萍可以站著面對麥克風發言。全場鴉雀無聲,都想聽聽他怎麼“檢討”。哪知張愛萍只對著稿子唸了72個字:“去年3月我重新工作以來,到了一些單位,接觸了一部分幹部群眾,講了一些話,也做了一些決定。假如我犯了路線上的錯誤,將由我個人承擔全部責任。與其他同志沒有任何關係。”心平氣和,不卑不亢。讀罷扭頭就走,若無其事,柺杖戳地篤篤作響。全場驚愕,絕大多數人的心中頓時湧上一聲讚歎——張愛萍,有種!細思之,“假如”一詞別有深意。有親歷者後來言:“張愛萍將軍講錯誤為假如,責任是個人,作檢討仍不失大將風度,高士品格!”

張愛萍晚年時,張勝和父親談到與鄧小平的關係時問:“鄧小平1975年搞整頓,你和萬里、胡耀邦、周榮鑫被譽為是鄧小平的四大幹將,你知道嗎?”不料張愛萍忿忿然:“什麼鄧小平的四大幹將?他們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是!我誰的人也不是!”“說我是鄧小平派,是他手下的四大金剛,這是對我的侮辱!一個人怎麼能成為某一個人的工具、信徒呢?這是把自己的人格都貶低了。對的、正確的,我能跟著你,不對的、錯誤的,我怎麼能跟著你呢?”

粉碎“四人幫”之初,國防科委仍在“批鄧聯張”,聲言“鄧小平、張愛萍的案不能翻”。陳錫聯當時主持中央軍委,極力為張愛萍說好話:“張愛萍同志不過說了句‘今不如昔’嘛,別人也講過,張愛萍同志講的話也不完全是這個意思。”會後,有人把話傳給了張愛萍,沒想到將軍說道:“怎麼不是這個意思?我就是這個意思,文化大革命就是今不如昔嘛。”張愛萍當然領會陳錫聯的好意,但他就是“不識時務”,不認這個錯。

部隊經商,弊端很大,已為歷史所證明,但在上世紀80—90年代,一般人卻對此認識不足。張愛萍是堅決反對軍隊經商的。他曾用歷史教訓來說明軍隊經商是飲鴆止渴。他舉出岳飛詞《滿江紅》“靖康恥,猶未雪”一句論道:“宋朝皇帝為了彌補軍費的不足,推行軍隊經商之略,結果是武功荒疏,軍紀渙散,面對一個西夏小國,也是屢戰屢敗。金兵入侵時,中央政權失控,徽宗、欽宗二帝被俘。這就是歷史上的‘靖康之恥’。”嶽詞《滿江紅》熟讀者不知凡幾,但有幾人知曉和思考過其中隱含的軍隊經商的歷史教訓?張愛萍在軍委常務會議上說:“軍隊和政府經商,勢必導致官倒,官倒必然導致腐敗。穿著軍裝倒買倒賣,是軍隊的恥辱,國家的悲哀。提倡部隊做買賣賺錢,無異於自毀長城。”“我們在軍委工作的人,如果連這些都制止不了,這樣搞下去,將來發生了戰爭,該殺誰的頭?首先該殺我們的。殺了我們的頭,還要落下罵名、醜名、惡名!連屍首都要遺臭萬年!”“到時候,怪不得別人要打倒你!”

張愛萍曾說:“彭德懷教我做人,周恩來教我做事。”張勝也說父親“在人格上,對他影響最大的要數彭老總”。張愛萍在一篇懷念彭德懷的文章中說:“彭總的一生,剛正不阿,光明磊落,堅持真理,敢於直言,襟懷坦蕩,疾惡如仇,上不畏權,下不凌弱,不為功利所驅,不為仕名所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為了真理和正義赴湯蹈火,義無反顧。”“彭德懷同志是一個真正的人,是一個大寫的人字的人。他的一生不僅為我們的黨、國家、軍隊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勳,也為我們留下了世世代代享用不盡的精神財富。值得我們永遠學習。”其實,這也是張愛萍本人的寫照。

張勝的著作《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記錄了父親張愛萍的一生歷程,被眾多讀者推為開國元勳後代寫前輩的同類作品中最好的一部。書中對張愛萍的人格和性情有這樣的評語:“父親是一個剛烈的人,一個透明、率直的人,一個孤傲的人,一個天真的共產主義者。“

“天真”二字,最為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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