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樹錚在外蒙的功過是非

中國近代史徐樹錚蒙古清朝中國古代史饞史喵 2018-12-01

徐樹錚（1880年—1925年），字又錚，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皖系軍閥的重要成員，能文會武，號稱“儒將”。1919年，徐樹錚任西北籌邊使，出兵庫倫（今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強令外蒙自治官府撤銷自治，外蒙古的實際主權一度被收回中央。當時即使是一貫反對軍閥統治的孫中山對此都給予了高度評價，稱讚徐樹錚“功實過於傅介子、陳湯，公論自不可沒。”①今天某些歷史出版物更是把徐抬到了“收復外蒙第一功”的高度。為什麼徐樹錚能夠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內就令外蒙撤治，他在這其中究竟起了何種的作用使了何種手段，收復外蒙真的是徐的大功一件嗎，事實的真相又究竟如何，本文將就此敘之。

徐樹錚

外蒙古問題的由來

外蒙古自清代以來即為中國領土。清代外蒙古稱為喀爾喀蒙古，又稱漠北蒙古，今天我國境內的內蒙古自治區的大部分當時稱為漠南蒙古。因為漠南蒙古早在皇太極時期就歸附清朝，又由於地理位置靠近，因此被清朝劃為“內扎薩克”，成為今天內蒙古的雛形。而喀爾喀蒙古直到康熙年間才歸附清朝。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帝親統大軍抵達多倫諾爾（今內蒙古自治區多倫縣）與內外蒙古各部王公會盟，確立了在外蒙古實行盟旗制度，外蒙正式納入清朝版圖。此後雍正、乾隆兩朝在外蒙先後設置烏里雅蘇臺將軍、庫倫辦事大臣、科布多參贊大臣等官職，對外蒙實行有效管理。

多倫會盟

清代烏里雅蘇臺將軍（定邊左副將軍）轄地

18世紀沙俄不斷向東擴張，一度企圖染指外蒙，懾於當時清朝國力未敢造次。雍正時期，中俄兩國先後簽訂《布連斯奇條約》《恰克圖界約》，基本確定了中國外蒙古與俄國的邊界，也從法理上肯定了外蒙屬於中國領土。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內地多省舉旗易幟，清廷式微。沙俄嗅到了把外蒙從中國分離的好機會，外蒙王公在沙俄的煽惑下組織軍隊驅除清廷駐紮在外蒙的官員和軍隊。當年11月，外蒙王公宣佈建立“大蒙古國”，12月29日，外蒙活佛哲布尊巴丹登基稱帝，號“日光皇帝”，建元“共戴”。

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

外蒙獨立後，內蒙一些分裂分子也跟著蠢蠢欲動。在接受外蒙和俄國的子彈槍炮接濟之後，1912年8月8日，內蒙古科爾沁右翼前旗的扎薩克圖郡王烏泰發動大規模叛亂，不僅宣佈“與中國永絕”，還派出軍隊大舉進攻洮南、鎮東等地。外蒙獨立引起舉國譁然，全國各界人士紛紛通電指責哲布尊丹巴的叛國行為。袁世凱迅速調集東三省軍隊合擊烏泰叛軍，經過一個多月的戰鬥最終擊潰叛軍，收復內蒙。

在收復內蒙後，袁世凱把主要精力轉向對付國內革命黨，加上俄國對袁實行軍事訛詐，也就無意進兵外蒙，開始著手和俄國進行外交談判，希冀政治解決外蒙問題。從俄國方面來說，把外蒙從中國分離是其既定目標。但當時俄國並不想讓外蒙“獨立”，而是想讓其“自治”。因為外蒙如果成為獨立國家，那麼列強也都要派遣使節入駐庫倫，俄國擔心外蒙也會變成“門戶開放、利益均沾”的列強共享之地。而讓外蒙名義上保留於中國，實行“自治”，實質成為沙俄的殖民地才是對俄國最有利的結果。

1915年中俄及外蒙當局三方在經過了九個多月的談判後，在恰克圖簽訂《中俄蒙協約》。根據這一條約，外蒙取消“獨立”，哲布尊丹巴取消“帝號”、“年號”。俄國承認外蒙屬於中國領土之一部。但中國對於外蒙自治內政制度無權干涉，華人不得移民外蒙，並且還要承認外蒙與外國簽訂的條約合法有效（主要就是指俄國與外蒙在1912年簽訂的《俄蒙協約》和《商務專條》）。《中俄蒙協約》使得中國空有外蒙宗主權之名，而俄國在外蒙的各項殖民特權得以合法化。自此，外蒙名為“自治”，實際上成為沙俄的準殖民地。

中俄蒙協約簽字現場

徐樹錚入蒙前的國際國內形勢

俄國十月革命後，外蒙內外形勢逐漸發生了變化，面臨一個迴歸和被分裂，契機與危險並存的特殊局面。從外部來講，俄國自革命後陷入內戰泥潭，無暇東顧，原本促動外蒙分離的最大外部干涉因素消失。從內部而言，大部分外蒙王公也積極謀求撤治迴歸。當時外蒙分為王公派和喇嘛派。按照前清舊制，外蒙王公掌政治，喇嘛掌宗教，各司其職。但自外蒙“自治”後，因尊哲布尊丹巴活佛為“皇帝”，喇嘛派權勢擴張，王公利益受損。王公們沒有從“自治”中撈取什麼好處，反而過去中央發給的俸祿、年金也由於“自治”沒有了，這樣王公的日子反倒不如前，紛紛開始尋求迴歸民國，希望民國政府能按照前清舊例給予他們相應的待遇。此為迴歸之契機所在。

但同時外蒙還有進一步從中國被分離的危險。1919年俄國內戰延伸至其遠東地區，侵及中俄邊境。在協約國的支持下，形形色色的白黨異軍突起。其中布里亞特蒙古人②謝米諾夫在日本的支持下建立了“外貝加爾地區臨時政府”，勢力一時坐大。1918年，謝米諾夫攻佔遠東重鎮赤塔，並把他的“外貝加爾地區臨時政府”遷移至此。謝米諾夫本身存有野心，並不服從得到協約國承認的白俄高爾察克的鄂木斯克政府，而是幻想獨霸一方，自成一國。1919年二三月間，謝氏打著一戰後流行的“民族自決”③的幌子，召集布里亞特蒙古人，一小撮內蒙叛亂分子在赤塔召開會議，決議成立包括俄國布里亞特蒙古、中國內外蒙古在內的所謂囊括所有蒙古人在內的“大蒙古國”。謝氏同時派人去外蒙古，煽惑外蒙參與其中。這一舉動引發外蒙當局的恐慌。外蒙官府深知如果外蒙加入所謂“大蒙古國”，必然居於從屬地位。而且謝米諾夫不過日本人的一顆棋子，看到當時日本對朝鮮的殘暴統治，外蒙就更不想淪為第二個朝鮮。8月4日，外蒙召開王公喇嘛大會，正式決定拒絕謝米諾夫的“邀請”，不參與獨立。為了防止謝米諾夫以武力脅迫外蒙，外蒙官府呈請中央政府駐庫倫大員陳毅④，請求中央派兵保護。

謝米諾夫

陳毅面對危急的外蒙形勢，在數月內迭電北京政府，請求中央派兵，以為後盾。同時陳毅也洞察到了王公們有迴歸之願，便以王公為突破口，不斷勸說王公撤治。王公在表達迴歸之願的同時，也提出希望中央按照前清舊制保證蒙人利益。陳毅要求王公全體出具撤治請願書，以免外人疑為中央脅迫。王公們又提出先進行撤治條件的商定，條件商定好后王公集體出具撤治請願書，中央答允。到9月下旬，經過一個多月的磋商，陳毅與外蒙王公派擬定了《外蒙取消自治後中央待遇外蒙及善後條例》草案六十三條。“六十三條”一方面使得中央政府恢復了對外蒙的主權，另一方面也兼顧到了外蒙各派別的利益，基本滿足了中央政府和外蒙地方政府的政治經濟要求。

10月1日，陳毅派人攜草案返回北京。北京政府對草案非常重視，國務院各部紛紛上陳說帖，對草案的一些內容進行討論修改。在進行小部分文字上的修改後，28日北京政府把修改後的“六十三條”遣人送回庫倫，等待外蒙王公的確認。

但“六十三條”平衡了王公和喇嘛的權利，改變了目前喇嘛派一手遮天的局面，因而遭到了喇嘛派的強烈反對。差不多與草案在北京政府內部進行修改的同時，10月份，哲布尊丹巴先後派出兩批代表進京活動，並攜帶親筆信覲見大總統徐世昌。在親筆信中，哲布尊丹巴陳情撤治並非蒙人心願，而是陳毅“不體眾意，再三勒迫”，請求徐世昌調任陳毅。

至此，外蒙撤治一案呈現出一種複雜的不明朗的態勢，一面是王公迫切要求迴歸，另一面又是喇嘛派百般阻撓。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徐樹錚帶兵進入外蒙。

徐樹錚帶兵入蒙，還帶有很深的國內背景。當時皖系軍閥段祺瑞手握重兵，在北京政府內部擁有更多話語權。然而皖系在內地的地盤並不多，尤其直奉兩系軍閥更是虎視眈眈，皖系也急於利用收復外蒙來擴張自身實力，為自己打下一塊根據地。從徐樹錚個人來說，徐為段的左膀右臂，在擴張皖系地盤上自然和段利益一致。同時由於徐本人一貫的好大喜功的性格，也急於以一件“曠世奇功”來提高自身在國內的威望。

徐樹錚入蒙後強令外蒙撤治

為了應對日益危急的外蒙形勢，早在1919年6月13日，大總統徐世昌就任命徐樹錚為西北籌邊使，管理西北邊防事宜。10月上旬，徐樹錚先期派出西北邊防軍第三混成旅褚其祥部進駐庫倫。24日，徐以檢閱軍隊為名率領四千人的軍隊從北京出發開赴庫倫。當時一行人先是坐火車抵達張家口，到達張家口後徐與隨行人員及文職人員分乘15輛汽車，其他武裝人員則乘駝馬，最終於29日抵達庫倫。

徐樹錚出發之日，陳毅的“六十三條”已經在北京政府內部展開了熱烈討論。當時的國務總理靳雲鵬同為段祺瑞的左膀右臂，但和徐樹錚頗有矛盾，在徐出發前曾致電陳毅，告知

“徐籌邊使日內赴庫，撫視所有軍隊，對蒙方面並無直接任務，矇事仍由都護使完全負責，以名權限。”⑤

靳雲鵬

徐到了庫倫後，力陳“六十三條”之七不可，要求以籠統意思代替詳細條文。11月4日，北京政府召開國務會議，靳雲鵬認為“六十三條”已經國務會議決定，斷無更改之理。發出電報，要求撤治之事，交陳使專辦，他人不必越俎。

這一下可讓徐樹錚炸了鍋，11月10日徐樹錚發出卦電，氣勢洶洶：

條文中有與籌邊使官制職權攙越者，概予削去，然後責成陳使妥辦。如不能辦，即請責成樹錚妥辦，辦妥後仍移交陳使坐承其功。樹錚亦本邊使職權、力自圖之。樹錚只重國事，決不以榮枯譭譽介意。
總之。西北籌邊使為外蒙已定之官，官制及其職權為國家已定之法律，命令不得有所變更，速發亦屬無效。樹錚承命守職，一日不離職，一日即暫死守更職之義，無論外交，無論蒙情，無論土地，均應負其全責。明日卸職，即可幅巾騎驢，道遙湖上；今日未去職，即絲毫不容人侵犯，故作侵犯，即是破壞法律。民國以法律為保障，破壞法律即是破壞民國，即天下之公敵，雖有周親，亦必仇之！樹錚忝為國將，與國同休戚，保法律即保國家，皆天職中所有之事，又不僅邊使管制而已也。⑥

徐樹錚帶有兵馬，陳毅不過一介文官，根本無法與其對抗。於是徐奪取了與處置外蒙的大權。徐認為陳毅的“六十三條”把喇嘛的權利讓與王公，“中央收其名，王公收其實”，於是把“六十三條”推倒重來，另立八條含義籠統的條款。徐的方針就是，先讓外蒙撤治，撤治結束后王公喇嘛們想要什麼權利再回頭慢慢談。這讓原本還在苦口婆心勸導王公的陳毅處於極其尷尬的地位。

二十世紀初的外蒙古

12日，活佛派人宴請徐樹錚，徐樹錚認為請柬不合禮儀，拒絕出席。然後外蒙自治官府總理兼內務總長巴特瑪多爾濟親自來請，徐半是開玩笑半是威脅地語氣說，活佛多病，離死不遠了，您還是為整個黃教自愛吧。巴特瑪悻悻而歸。

13日，外蒙四部王公就是否撤治問題召開會議，大部分王公表示贊同。但一小部分由活佛濫加封爵的喇嘛派成員要求保留總理職位，對撤治頗有微言。晚間，徐樹錚帶兵親至巴特瑪寓所，拿出自己提出的八條意見，要求其簽字。

巴特瑪推脫說，

“活佛說等待會議決定，並且撤治還和外交有關，不敢擅自做主。”

徐樹錚說：

“外交有中央政府在，就不勞你們多操心了。活佛向來辦事都是自己決定，這次怎麼要等待會議決定？無論其他人，我現在就問活佛和執事您兩人的意見。執事您也一把歲數了，希望您為外蒙黃教謀福啊。活佛攘亂外蒙，外蒙既為國家領土，我為外蒙長官，那就有彈壓地面的責任！”

巴特瑪又說：

“前已與陳使議有六十三條。”

徐說：

“六十三條沒經我承認，不能作數。”看到巴特瑪猶豫難決，徐進而威脅道：“請你去告訴活佛，限明天做出回答，如再拖延，那就拿解入京，聽候政府發落！”

嚇得巴特瑪連夜去面見活佛，痛陳利害，活佛才最終同意撤治。⑦

次日清晨，外蒙自治官府發電陳毅請求援助。陳毅一面派人去勸徐不必再逼，另一面親自來到自治官府勸解蒙人先行撤治，具體條件等撤治後再行商議。當天，徐再次來到巴特瑪寓所商議具體條件。巴特瑪多爾濟認為徐定的條件去喇嘛派權利太多，希望更改。徐再度威脅：“禍害外蒙的不是活佛而就是喇嘛。再給你一個晚上，不然就不是拿解活佛一人。您雖然年事已高，但到時候也一起跟著進京吧！”徐的軍事威脅起到了效果。15日，巴特瑪多爾濟召集所有王公喇嘛召開全體會議，議定接受徐樹錚的“八條”。17日，外蒙自治政府、王公、喇嘛聯名向北京政府遞交撤治請願書。徐樹錚以武力威脅的方式，在短短兩天之內就逼迫外蒙官府完成了前已討論半年之久的撤治問題。

位於庫倫的綠宮

18日，徐樹錚宣佈在庫倫建立西北籌邊使公署，代替自治官府成為外蒙最高政權機關。21日，徐樹錚圓滿完成任務，回京覆命。

徐樹錚帶著外蒙王公喇嘛的撤治請願書回到北京後，成為收復外蒙的大功臣。大總統徐世昌親自召見，盛讚徐樹錚的功績，並且任命徐為外蒙活佛的冊封專使。22日，徐樹錚以冊專使身份再次前往庫倫。

1920年1月1日正午，冊封大典在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的佛宮舉行。當時庫倫總共約有兩萬居民幾乎全都到場，沿途道路堵塞，水洩不通。徐樹錚率文武隨員，盛張儀仗，恭奉冊印抵達佛宮，王公喇嘛站成兩排早早就在佛宮門外相迎。佛宮禮廳正中擺放了中華民國國旗五色旗和大總統徐世昌畫像。哲布尊丹巴首先向國旗、總統像和冊印各三鞠躬。然後徐樹錚向南宣讀冊封文書，授予哲布尊丹巴印冊，活佛向北接受。全場漢蒙官員向活佛申賀，歡呼萬歲。冊封大典結束。徐下令全蒙各地放假三日，以示慶祝。同時請在庫倫的戲班表演三日，男女老幼皆可免費進出觀劇，一派歡慶氣象。

二十世紀初的外蒙古

外蒙迴歸後，徐樹錚成為外蒙實際的最高統治者。1920年5月，徐樹錚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治蒙要略》，包括改革官制、勸諭興學，發展墾牧，修築鐵路，興辦林礦，鞏固邊防等措施，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國防諸多方面。可惜很快直皖戰爭爆發，7月18日皖系大敗，徐樹錚下野，其《治蒙要略》的大多數計劃都淪為一紙空文。

徐樹錚處置外蒙，是功是過？

徐樹錚用了短短兩天的時間就把紛擾半年的外蒙撤治問題迅速平定，從民族大義的角度，從維護國家主權的角度，徐樹錚解決問題的大方向沒有問題，值得肯定。

但根據歷史事實，我們也應該看到問題的另一面：

第一，外蒙撤治問題早在徐入蒙半年前，因王公主動請求，都護使陳毅從中謀劃，就已開始策動。陳毅經營外蒙多年，熟悉蒙情，跟王公聯絡了相當感情。“六十三條”雖沒有完全達成，但具備談判的基礎，而徐遽然打斷談判，致使“數年之功，毀於一旦”。

第二，徐樹錚逼迫外蒙撤治，沒有照顧外蒙各派的民族感情，得蒙地而失蒙人心。近年來，由於“反教科書式”的歷史思維作祟，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一些曾經在過去較“左”的歷史觀下十惡不赦的人物搖身一變又變成了民族英雄，徐樹錚正是這種思維下被消費的對象。反倒是民國一些論者對此有清醒的認識。民國時期外交史專家張忠紱就曾評價徐樹錚處置外蒙一事：

“徐樹錚對外蒙的處置，所得的只是減低了優待蒙人的條件，而所失的則是外蒙的人心……民八外蒙取消自治一事，徐氏無功可言。民九以後，外蒙的勾結謝黨，叛離中國，雖有他種原因，但民八徐氏處置的乖方，失去了外蒙的人心，卻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⑧

第三，徐樹錚雖然短時間內逼迫外蒙撤治，但對外蒙缺乏長期經營，其政治活動的重心仍然是在國內與其他軍閥派系的爭權奪利上。徐樹錚雖然自稱是外蒙最高長官，但實際上在外蒙待了不足一百天。後來內地直皖紛爭一起，趕不及就回北京打內戰去了。逼令外蒙撤治，對徐而言更多的是撈取政治資本，謀求政治聲望，而非坊間論者牽強附會地說他是出於愛國的公心。

歷史地看，徐樹錚短時間內逼令外蒙撤治，這種“大躍進”的處置方式雖逞一時之快，卻也種下了苦果。本來王公派還站在撤治一邊，徐樹錚強令外蒙撤治後，黃黑一氣，對中央離心離德。1920年秋，號稱“血腥男爵”的白俄軍官恩琴率眾進犯外蒙。部分外蒙王公轉而支持俄軍，向恩琴提供兵丁、馬匹、糧食等。10月26日，爆發第一次庫倫之戰，中國守軍奮力抵抗，擊退恩琴。1921年2月1日，恩琴率眾五千捲土重來，中國守軍孤立無援，3日城破，陳毅⑨率眾北遁恰克圖，至三月份科、烏、唐、恰先後淪陷⑩，至此中國政府在外蒙的實際控制權基本喪失⑪。此後，歷屆民國政府再也無力收復外蒙，連袁世凱時期的宗主權之空名都不復存在，1919年中國政府收回外蒙之故事也由此成為絕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