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軍事情報密檔:史迪威談張學良與西安事變

【點睛】史迪威是影響二次大戰後中美關係的關鍵人物之一,擔任美國駐華武官四年期間,為美國作戰部撰寫了大量的密檔報告,其對情勢的分析,內容精闢。本文是借“美國軍事情報密檔”中的史迪威報告提供一種研究視角,來分析在西安事變發生時,史迪威對西安事變這一事件以及其中所涉人物的看法。

美軍事情報密檔:史迪威談張學良與西安事變

1936年12月12日,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轉折點,在中國革命史上發揮了無可替代的重大歷史作用。它最終結束了十年內戰,實現了國內和平,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奠定了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基礎,成為中華民族爭取民族解放的新開端和走向民族復興的新起點。

時過境遷,西安事變已逾近八十年,有關西安事變研究的新資料、新課題不斷湧現,一個真實的“西安事變”漸漸浮出水面。但也仍有未解疑團,史料繁複,眾說紛紜,評論尤多。本文是借“美國軍事情報密檔”(U.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 China, l911-1941)(以下簡稱“密檔”)提供一種研究視角,來分析在西安事變期間,美國駐華武官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對西安事變這一事件以及其中所涉人物的看法。

美軍事情報密檔:史迪威談張學良與西安事變

一、史迪威其人及“密檔”之研究價值

史迪威(1883-1946),美國將領,是二次大戰後影響中美關係的關鍵人物之一。他曾有多次在中國任職的經歷。1911年首次來華。1920-1939年間數度來華,歷任駐天津美軍第十五步兵團營長、駐華使館武官等職。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出任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兼中國戰區總司令蔣介石的參謀長。他主張改革國民黨軍隊,曾在印度蘭姆伽(Ramgarh)建立中國陸軍訓練基地,先後訓練中國軍隊3萬餘人。同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因與蔣介石發生矛盾,1944年10月被召回國。前後在中國約十年,對中國軍隊的組織結構、成員素質、訓練方式等有很深入的研究,同時對中國人的民族性和習俗,中國人的思考邏輯和行為模式有相當程度的瞭解。擔任駐華武官四年,史迪威撰寫了大量的密檔報告,其對情勢的分析,內容精闢,頗得其所屬部門長官的讚賞。

“密檔”於1983年在美國公開,由美國大學出版公司(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以縮微膠捲的方式出售。內容主要是美國作戰部(War Department)派駐我國的軍事武官在l911-1941年所提的情報報告,也包含駐華使館人員、學者、學生、傳教士、商人等的專題報告;當時的剪報;與中國官員、人民的訪談記錄等等。“密檔”公佈內容約15,000頁,目前國內擁有此“密檔”的,有國家圖書館、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臺灣)等機構。

二十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與現代中國的命運關係密切,美國駐華人員在政策制定中是否扮演著一定的角色?美國政府對於西安事變這一事件及其中所涉人物的態度是否會影響其政策的制定?在西安事變發生之時,美國在國際中的影響力已經日趨重要,其決策相當程度上關係到整個世界的命運,當然也影響到現代中國的命運。當時美國軍政領袖對於中國缺乏一定認識,且未與我國軍政領袖有實際接觸,所以對華政策必然依賴駐華外交人員收集的情報為依據,透過這些情報來預測未來可能的發展,採取相應的措施。史迪威報告是以美國的角度來看現代中國的關鍵事件“西安事變”,進而瞭解美國駐華官員對於影響中國的幾位歷史人物的定位以及對於中國國情的分析研判。分析這些情報,可以幫助我們瞭解美國對華政策的制定,美國駐華人員在現代中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此瞭解美國駐華人員對其政府對華政策決策的影響力。“密檔”中的史迪威報告雖已是過往雲煙,但所保留的記錄則是真跡文件,至少可使研究這一段歷史的中國學者,特別是尚無機會閱讀此“密檔”的專家學者,對於史迪威早期在華擔任武官的情形有更多一層瞭解。

美軍事情報密檔:史迪威談張學良與西安事變

二、史迪威有關西安事變之報告

在西安事變發生之日,史迪威本人並不在西安,因此關於西安事變的報告多是根據在西安的情報人員或其他外國人士的報告。其中所提的“時事評析報告”(Comments on Current Events)及“專情報告”(Situation Reports),共二十六件。在“時事評析報告”中,史迪威所提報告的主要內容有:①討論西安事變期間的中日關係;②撤退美僑問題;③涉及事變的前因後果;④中國國民黨中央全會討論有關西安事變的處理問題;⑤論及張學良、楊虎城(以下簡稱“張揚”)彼此間的關係;⑥善後問題;⑦中國共產黨與張楊的關係等。

在“專情報告”中,由1936年12月10日至1937年6月30日,史迪威先後向作戰部提出有關西安事變的報告,達十餘件。其中有四份報告文長逾兩千字。如:①第9501號(1936年12月10日-18日),長達三千二百餘字,詳細分析張學良政變的複雜因素及演變情境;②第9510號(1936年12月19日-1937年1月25日),亦長達三千餘字,對西安事變的因果關係、張揚與共產黨的關係等均詳加分析;③第9512號(1937年1月26日-2月6日),兩千餘字,分析了日本的態度及共產黨、國民黨與張楊二人的三角關係;④第9569號(1937年6月30日),文長達五千餘字,因此時西安事變已結束達六個月,故史迪威在此項報告中對於第9490號報告(針對共產黨現狀的報告)重新加以分析,對張學良策動事變的動機、經過及其與共產黨的關係均有定論性的分析,此外,報告對國民黨政府處置西安事變及善後政策措施也有詳細分析。

“密檔”有一些明顯的缺陷,比如檔案內容的編排顯得雜亂,沒有規則;有一些時間、頁碼、內容重複交叉;部分報告字跡模糊,難以辨認;沒有資料的確實來源,對情報的真實性及其分析均令人存疑等。因此,本文根據“密檔”中的史迪威報告來研究西安事變,雖然未必能獲得美國軍方對西安事變及張學良的真實態度及決策,但至少可以看出史迪威向美國作戰部上級所反映其個人對張學良的基本觀點。所以本文僅就史迪威所作有關張學良在西安事變中所扮演之角色加以說明。

美軍事情報密檔:史迪威談張學良與西安事變

三、史迪威對張學良的看法

從史迪威的報告中,雖很難看出史迪威與張學良有任何直接來往關係,但卻可推知他與張學良的東北軍內部或有直接或間接的接觸,否則憑道聽途說,不會對張學良在西安事變經過情形及其演變有如此深刻的瞭解。根據報告,史迪威對張學良的看法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分析:

(一)對張學良人品的看法

史迪威對張學良的人品有極為不佳的評判,在“密報”中對於張學良用了“小人”(rascal)、“懦夫”(cowardice)、“最卑劣的中國軍人”(the lowest type of Chinese Militarist)、“軍閥”(warlord)等字眼。

在西安事變期間,即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提出的報告中,史迪威曾多次評價張學良僅有匹夫之勇:“以張學良過去的記錄而言,實在是一個優柔寡斷、懦弱無能及毫無用處的一部傷心史。”在同一篇密報中,史迪威更充分顯示出其對張學良的偏見,他說:“以我們武官處的看法,張學良是中國軍人最卑劣的一種。”何以見得呢?史迪威的理由是:“通常來說,即使是一個小人,也會具有一些本能或勇氣來克服他的缺點,但是張學良似乎根本缺少任何這種可貴的品格。”

史迪威批評張學良“護送蔣委員長返京顯示出他是擔心自己的生命。”又補上一句說:“贖金的數額當然非常龐大。根據閻錫山方面的可靠消息,釋放蔣委員長的贖金高達七百萬。交付這筆款項並非易事,現金比支票更容易接受,但是很難說是否還會用其他的方式”;“也許楊虎城已經告訴張學良,如果贖款不到手,對他會發生什麼樣的後果。”言外之意,史迪威諷刺張學良因為怕中央同意的贖金承諾不能兌現,他自己的生命恐怕也難保,還不如護送蔣介石一走了之。

史迪威對周恩來早有好評,認為張學良意志薄弱,必不敵周。他說:“考慮到東北軍當時的情況,張學良能夠輕易為共軍的宣傳所動搖,這也毫不奇怪。當時,據說他首先見到了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他的睿智和教養將對當時意志不堅定的張學良產生極大的影響”。

由上可知,史迪威對張學良劫持蔣介石而不加殺害,以及釋送蔣氏返京並請罪等種種作為頗為不滿,故而苛責。實際上,中外國情不同,文化各殊,以美國治事標準苛求張學良,也未必正確。但史迪威的報告必然影響美國政府對西安事變的態度,後來美國與英國決定岀面調停護送張楊二人平安出國,不為無因。

美軍事情報密檔:史迪威談張學良與西安事變

(二)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動機

史迪威對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動機多憑其個人主觀分析甚或臆斷。當時史迪威的揣測或推斷,有實有誤,未必盡然。

1.張學良對剿共的基本態度已經轉變。史迪威在報告中多次提到張學良一直是“剿匪”不力,稱“1934年4月,時任剿匪副司令的張學良把總部設在武漢,然後進軍河南、湖北、安徽等地,參與了1934年的江西剿共大行動。有些人認為即使是在這一時期,張學良也並沒有剿共之心,如果這是真的,那麼這一情況並沒有多少人知道。”“1935年,張學良開始明顯懷疑剿共行動的合理性,或者說,開始動搖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忠誠。據說他在漢口的時候曾聲稱,自己寧可跟日本人打,而不是繼續剿共。”“自1935年10月張學良被命令帶兵進入西北地區,打擊從江西出發剛剛結束長征的紅軍,奉中央調駐陝剿匪……其109師和101師的部分軍隊進攻紅軍受到慘敗。這是他最後一次對紅軍發起像樣的攻擊。他身邊的親信聲稱到1935年底,張學良確信不能通過正面攻擊摧毀紅軍,並將這一點報告給南京。他的東北軍繼續佔據著陝西、寧夏和甘肅,但是接連幾個月其部隊對紅軍都沒有發起進攻性行為,直到共產黨與東北軍之間達成了實際的休戰協議。”

2.南京國民政府將東北軍調散各地,增加張學良對“中央”的離心力。史迪威在報告中說“很有可能這一時期的張學良已經開始懷疑,他的部隊被調到西北是為了防止其對南京構成威脅。他的部隊被分散,一部分軍隊在他的親信萬福麟手下,留守保定,而他的炮兵部隊也被調走了。據報道,1935年11月之後,他沒有接到任何人事和設備替換,軍隊補給也沒有按時發放。”所以史迪威認為張學良缺乏安全感,所以他發動“兵諫”的目的之一是為了自保。

3.張學良深受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影響。史迪威指出中國共產黨進入陝北時的宣傳口號是反對南京國民政府,但自1935年8月以後,中國共產黨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新的統戰口號。史迪威認為“無論共產黨轉變口號的動機如何,這已經足夠使張學良更加熱情地投入到他們的事業中來。”史迪威認為在1936年秋天之前,東北軍與共產黨之間已經達成了切實的“相互理解”,“張學良是共產黨提出的抗日口號的熱情擁護者,並且在統一戰線的號召之下積極投身到民族救亡的組織工作之中。”“西安成了宣傳抗日的中心,東北軍也開始積極抗日。張學良在西安附近開設了一所特殊的學校來訓練政治軍官。原先東北大學的一部分從北平移到了西安,成為學生愛國運動的中心。”

4.張學良反對南京國民政府“剿匪”政策而未獲準。史迪威在報告中再三指出,張學良在日本軍隊進攻百靈廟前後,曾先後在洛陽及西安會面蔣介石,力諫應停止“剿匪”,立即抗日,但未獲準。史迪威在報告中指出此為張學良發動“兵諫”的誘因,認為“張學良和蔣介石之間關於繼續推進剿共行動必要性的爭論在此不必贅述,但是蔣介石下定決心一定要繼續在西北地區的行動。據悉,蔣委員長特派其親信蔣鼎文接替張學良,並決定於12月12日發動新一輪進攻中華蘇維埃的行動。當時的事態由於12月9日的學生示威運動而變得更加嚴重,軍隊對示威學生開槍,三人受傷。於是在12月11日晚,張學良、楊虎城以及部分東北軍高級將領決定扣押蔣介石。12月11日晚,張學良、楊虎城以及東北軍的幾名高級軍官決定扣押蔣介石,於次日凌晨完成行動。”

無論史迪威關於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動機分析是否正確,但報告中可以證明以下幾點不爭的事實:①張學良對南京政府調移東北軍轉戰各地“剿匪”之政策早已不滿;②張學良深受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影響;③東北軍將領及官兵已受共產黨宣傳的影響,與共產黨達成事實停戰;④史迪威同情中國共產黨,對周恩來等人頗為欣賞;⑤史迪威認為無論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原因如何,而其悍然違犯軍令,劫持長官,罪有應當,故史迪威在密報中對在西安事變的行動稱之為“兵變”(muting)及“叛變”(revolt)。

(三)張學良與蔣介石的關係

就張學良與蔣介石的關係而言,普遍認為二人成見已深。但史迪威認為張學良對蔣介石太顯懦怯,不敢殺之。史迪威身為美國駐華武官,在向美國作戰部提出的報告中兩次使用“殺害”(to kill)一詞:①第9501號報告(1936年12月18日):在第一次報告西安事變的密報中,史迪威批評張學良所領導的兵變並不徹底。他說:“如果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政變,那麼立刻除掉蔣介石是上策”。因為這麼做,此舉至少可以穩住叛軍軍心。而且萬一蔣介石從監禁中逃跑,那麼作為最危險的對手,他一定會集中中央軍力鎮壓東北軍,毫不手軟。殺掉蔣也是避免這種危險發生的好辦法”;②第9510號報告(1937年1月25日):史迪威再次批評張學良及其部屬僅僅挾持而不殺害蔣介石之舉極為不智。他說:“張學良和他的支持者錯誤地估計了局勢,將自己置於綁架委員長的尷尬境地,如果當初取了蔣介石的性命,那麼他會成為烈士;如果像現在這樣將他釋放,那麼他又成了英雄。監禁中所承諾的任何讓步都不能當真,因為被監禁方總會盡力做出此類讓步的”。換言之,史迪威認為張學良送蔣氏返京是自投羅網,極為不智。

(四)張學良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

史迪威在西安事變發生之前,經常在其送呈作戰部的密報中,列有“紅軍”(the Reds)專項,詳細報告共產黨的各種動態。史迪威在報告中數次提及兩個記者,一位是美國女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另一位是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例如:①在第9488號報告(1936年11月6日)中,提到英國《每日先驅報》(Daily Herald)駐華記者斯諾的報道:“斯諾認為紅軍願與中國所有軍隊、黨派及個人聯合抗日,甚至可以包括中央軍(南京)在內”;“根據斯諾的報導,紅軍並未虐待人民,對外人及外商亦無敵意,不干擾華商,徵稅很少。斯諾在紅軍中未見任何蘇俄顧問。紅區歡迎外人蔘觀訪問”。史迪威很明顯地借用這位親共記者的報道來遮掩自己已經受到斯諾影響,並向美國作戰部替共產黨建立良好的形象;②在第9490號報告中(原稿未見註明日期),史迪威曾根據斯諾對紅軍在寧夏一帶的活動提出報告;③在第9504號(1937年1月14日)報告中,史迪威又引斯諾所提有關紅軍軍力的資料向作戰部報告,說斯諾不僅在“紅區駐訪數月,隨時可與中共領導人會談,而且曾與中共高層領導人員有多次談話記錄”,並特別強調“斯諾的情報是可靠的。”

史迪威在報告中借斯諾之口,充分顯示出有袒護共產黨的傾向。正因如此,他認為共產黨對於張學良本人及其所部的統戰是成功的,才使東北軍抗日心切而無反共剿匪之心。史迪威在密報中批評東北軍“剿匪”初則“無功”,繼則“休戰”,終則投降。他在西安事變之前的第9490號報告中說東北軍“明顯失敗”,“張學良的部隊全軍已經為共產黨的宣傳所浸透”;在西安事變之後,共產黨利用善後問題有待解決,情勢尚為混亂之際,遂駐軍西安附近地區,史迪威認為“中共在陝西的勢力已增加到張楊部除幾乎與中共軍隊無法分辨的地步。”至於張學良是否曾與斯諾在西安事變期間見面,未見史迪威說明。但從史迪威的報告中可以確知,張學良還邀請周恩來在事變期間在西安會面,並且“讓周恩來扮演主角,代表中共發言並參與談判”。

總之,史迪威認為中國共產黨和西安事變非但脫不了關係,也和張楊二人脫不了關係,楊虎城雖是西安事變的配角,張學良是主角,但在與共產黨的關係上,楊虎城卻是主角,而張學良成了配角。張學良之所以要離開西安,顯然已經知道他已經成為中共的甕中鱉,因不願自己作中共的階下囚而毅然離陝。結果,史迪威承認中共是“西安事變的最大受益者”。中共之所以能受益最大,原因固多,張學良亦為主因。

結語

西安事變迄今已逾近八十年,史實是非,均有定論。本文目的是為將“密檔”中有關史迪威論張學良的資料,作簡要探討,可增加對昔日事件的更深一層瞭解。(徐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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