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圖片來源於百度圖片）

文|山鬼

“養成筆力可扛鼎，準備花時要索詩”。這是清末翁同龢的集句聯。說起翁同龢，確實“筆力可扛鼎”，15歲中秀才，26歲中狀元，先後擔任清同治、光緒兩代帝師，歷任戶部、工部尚書、軍機大臣兼總理衙門大臣。放眼清末政壇，翁同龢也是少數幾個站在權力中心的人物，然而，在我們的印象中，清末的政治漩渦中，弄潮之人不過慈禧、奕訢等皇族，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柱臣，以及康梁維新之士，翁同龢又是如何施展著看不見的手，來攪動政局的呢？

力主甲午海戰

面對倭寇犯我海疆，力主作戰看似是英雄之舉啊？可是如果明知備戰不足，為全一己之名彈壓政敵，以億兆黎民之命運豪賭呢？那就是因私廢公，誤國誤民。翁同龢因曾國藩及李鴻章曾經檢舉其兄，因而終身與李鴻章有私怨。任戶部尚書期間，也處處刁難北洋水師。

僅舉一例，甲午海戰前，戶部曾以海軍規模已具和國家度支艱難為由，請求暫停海軍向國外購買軍火。當時英國人建議中國，“必添購快船兩艘，方能備日製勝”，未料翁同龢不斷拖延，李鴻章斡旋未果，兩艘快船為日本購去，新日艦速度快、炮門多，其中一艘日艦“吉野號”成為甲午戰爭中擊沉中國艦隊最多的船艦。

如此，明知北洋水師備戰不足，以清流柱臣之名，為國為民，力主對日作戰，作為北洋水師的統領人，李鴻章若拖延不戰，就是貪生怕死的小人，如果出戰，多半戰敗，正好落井下石，拔除此人，僥倖戰勝，自己也是首提反擊之人，功不可沒，如此盤算，翁同龢自是勝券在握。甲午戰敗後，李鴻章順理成章成了在割地賠款書上簽字的賣國賊。試想，如若翁、李同心，即使不能保證一定改寫對日戰局，至少北洋水師會有完備的成體系的戰艦，不會有跟大炮根本不匹配的炮彈，更不會有擊中倭寇戰艦心臟而不響的啞彈！

李鴻章（圖片來源於百度圖片）

帶壞官氣，阻塞薦賢之路

說起清末政壇，洋務派自是人人皆知，但還有一個“清流派”也不可小覷。何謂清流？簡單說就是善於標榜風節，勇於言事的士大夫群體，本來“清流”是好事，改革弊政，廣開言路，但須知空談誤國，很多士大夫往往遠離權力中心，又欠實幹興邦之能，養成了“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習氣。建言參事往往又摻雜了太多個人嫌隙和幫派鬥爭，甚至淪為各派系爭鬥的輿論推手，翁同龢就是這清流派中“南派”的首領人物。

阻賢之舉，也舉一例，康有為中進士後，曾借翁同龢接見之機，獻上日本變政考，想呈光緒御覽，誰知翁同龢假意許之，直接壓下了，直到光緒從別處看到問起，翁同龢見皇帝對其欣賞有加，就力保，說“康有為之才實勝臣十倍”，後來收攬康梁等人未遂，憎惡其狂妄，又對光緒說“人心之術，能否初終異轍，臣亦未敢深知”等語，撇清關係。外加一句，正是翁同龢光榮“開缺回籍”後，康有為才由光緒扶正，變法大幕才拉開。也許在翁看來，賢良之才，如不能被我收攬，即是禍事。

“鈞衡持國柄，豪傑自牢籠”。這本是奕訢贈給李鴻章的詩，言作為柱臣，持國之難，豪傑往往自陷牢籠。翁同龢飽讀詩書，兩朝帝師，自然不是一無是處的沽名釣譽之徒，然身為“豪傑”，終難挽時局，自陷內耗“牢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