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德華
1946年11月7日，國民政府首都高等法庭特種刑事判決，認定“周佛海共同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處死刑，剝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須生活費外沒收。”周佛海抗辯說：“我的參加(汪)政權，前半段是通謀敵國，圖謀有利本國；後半段是通謀本國，圖謀反抗敵國”，要求再審。
周佛海是民國曆史上一個複雜的人物。他早年留學日本，曾經留學於第七高等學校，並且於此時接觸共產主義，曾經於1921年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以日本留學生代表身份出席；之後回日本完成學業並畢業於日本京都大學經濟系。1924年，周佛海回國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祕書，同年退出中國共產黨。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歷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副主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等職，受到蔣介石的寵幸。1940年汪精衛的賣國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周佛海出任偽行政院副院長。另外兼任財政部長、中央政治委員會祕書長、中央儲備銀行總裁、上海市長、上海保安司令、物資統制委員會委員長。1939年12月和1940年11月，兩次與日本簽約。
周佛海於1946年9月在南京監獄寫的《簡單自白書》，為其賣國罪行洗白。認為汪偽政權的“曲線救國”不會影響抗戰陣營，“因為政府是淪陷區組織的，這些地方早就在敵人控制之下。”“在偽府任職的不一定個個都是甘心賣國的”。他還稱“誅鋤奸偽”李士群有功，“李士群曾替敵人做爪牙，危害中央工作人員很多，戴局長（指戴笠）通知我剷除。”“歷時四月之久，費款千多萬，終把他毒死。”
他還稱祕密接受並實施重慶交付的任務包括：設立祕密電臺向重慶供給有關日軍軍事情報、掩護及營救重慶地下工作人員等等，“有人認為這是投機取巧，我想一個人如果要拼著生命去投機取巧，這個投機取巧的代價實在太大，這個取巧的辦法未免太苯。”“命都不要，死都不惜，投機取巧為的是什麼？”
判決書對其狡辯統統駁回，“敵寇深入，國家危急之秋，脫離抗戰陣營，私通敵寇，甘心附逆，背叛中央，只圖逞個人政治之野心，不顧國家民族之存亡”，“縱樹微功，難掩巨過；偶施小惠，莫蔽大辜，權衡輕重，量刑未便從寬，自應處以極刑。”
周佛海被判處死刑後，一再申請再審。國民黨內大佬陳立夫和陳果夫於1947年1月25日去信蔣介石求情稱，抗戰勝利後，周佛海“使江浙兩省不至盡陷共黨之手，國府得以順利還都，運兵至華北地區，不無微功。如蒙鈞座開恩，免其一死”，“是否可行？伏乞核奪。”1947年2月3日，首都高等法院的“趙院長”和“李首席檢察官”接到由司法行政部轉來的蔣介石的批示，“該犯似可免於一死，可否改判”云云。於是，死刑暫緩執行。
1947年3月26日，蔣介石以國民政府主席的名義，簽署《準周佛海之死刑減為無期徒刑令》，下令將周佛海的死刑減為無期徒刑。周佛海沒有判處死刑，均由其妻楊淑慧在背後操作。她不惜重金，多方營救，傾盡家財。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減刑興奮過度，死於南京老虎橋監獄，得年51歲，真是惡有惡報。楊淑慧把珍藏多年的極為貴重的楠木棺材抬出來，為丈夫裝殮，盡了為人之妻的最後一份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