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在中國近代史上，李鴻章作為代表，曾經簽署了許多不平等條約。像是《煙臺條約》、《天津條約》、《中法新約》、《馬關條約》、《中俄密約》、《辛丑條約》等等。為什麼這麼多不平等條約，都是由李鴻章作為代表簽署的呢？為什麼當時還有外國列強點名要求，要他來簽署呢？
說起來啊，籤不平等條約這事，畢竟不像買一棟拎包入住的房子那麼簡單。不能到了現場之後，點個頭、哈個腰、再籤個字就算完了。尤其是在清朝末年，必須得使盡權謀手段，明明挨宰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了，但也得能爭一分是一分，也就是要把損失降到最低。
所以這口黑鍋，就不是隨便什麼人能背得起的。要背這口鍋，不僅需要極厚的臉皮和良好的心態，更需要有國際視野和深沉的心計。李鴻章，是最合適的一個。
在當時的清政府裡，哪怕是那些優中選優的官員，也就分為兩種：一種是不長心的王爺；還有一種，就是那些滿腦子忠君愛國思想，又完全不接地氣的所謂清流。不幸中的大幸是，比起上面這兩種人，李鴻章既懂洋務，又有外交手腕，哪怕是在局面最不力的情況下，他也能盡力扛住，能爭一分利益就是一分。
比如說在籤《中俄伊犁條約》的時候吧，之前派了崇厚去，結果差點把大半個新疆都割讓給人家了。李鴻章危急時刻出手，寫信請來戈登幫忙。其實呢，就是要變相拉英國入局，最後硬是把已經吃到俄國人嘴裡的肉——中國北疆，給生搶回來了。
都說李鴻章這一輩子，最後有兩大恥辱，就是簽了《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但其實在簽約的過程中，他一直在拼盡全力，用連橫合縱的智慧和敏銳的洞察力，儘可能去保中國的利益。比如說《馬關條約》，生生把賠款往下壓了一億，雖然最後沒能保住臺灣，卻促成了三國的干涉，保住了遼東半島。否則的話，我們可以想象一下：日本如果在1895年的時候，就同時吞併了朝鮮、臺灣和東三省，那這對中國意味著什麼？
所以很多日本學者都說，李鴻章簽署的《馬關條約》，把日本的侵華戰爭，整整往後推遲了四十二年。
而《辛丑條約》呢，也是同樣。儘管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恥辱的一部不平等條約，可只要看看當時的背景，就知道是怎麼回事兒了。當時，東南五省都互保了，北京也淪陷了，歐美日八國已經畫地為牢了，就這麼慘到不能再慘的境地，中國最後竟然還沒完全淪為殖民地。也是因為李鴻章在這個過程中靈活斡旋，對八國分化瓦解，最後促成了這個當時所能達到的最好結果。
更有意思的是，李鴻章在《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談判中的表現，在中國歷史教科書裡，他總是被拿出來說事，表現出清政府喪權辱國什麼的，但在日本和韓國，他的表現卻被拿來做企業文化培訓的經典案例：那就是，一個老人是怎樣在絕境下，儘可能爭取最大利益的。
而且還得說明的是，就算是“賣國”，李鴻章也並不“白賣”。每次背完黑鍋，換來的都是他個人的官位和話語權的飆升，作為曾國藩的得意門生和洋務派的重量級人物，李鴻章有“東方俾斯麥”的稱號，這也是“賣國”換來的權位回報。
這些雖然都屬於他的私人利益，不過話又說回來，正是有了官位的回報，他才能放手做一些事，比如建立北洋水師、北洋船政局，主持中國近代本土最早的工業和軍事生產。這些成就，其實正是李鴻章以背黑鍋為代價，承受著舉國的謾罵做到的。雖然他自嘲是“裱糊匠”，但這些事對中國的近代化過程卻意義重大。
當然啦，我們分析歷史問題要客觀，也絕不是為了給李鴻章翻案或者洗地。在外交上，有些他做的事，也確實該罵。比如說，中法戰爭，明明戰場上是佔優勢的，結果卻簽了停戰協議，還給法國人送了大禮。後來的新疆事件，他竟然荒唐要求放棄新疆，如果不是左宗棠堅持，新疆差點就脫離中國版圖了。還有甲午戰爭，李鴻章雖然在戰前就看到了日本的威脅，卻錯估了日本的戰爭決心，而且把希望寄託在西方的調停上，導致日本借這次戰爭在亞洲崛起。
總結一下，李鴻章做事，是把小智慧用到極致，但缺乏大的戰略視野。所以儘管按外交綜合能力來看，他是清政府的第一人，但好多關鍵時刻，他還是坑了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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