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逝於上海家中，去世時僅56歲，而他的二弟周作人活了82歲，三弟周建人活了96歲，魯迅的母親亦享年86歲，相比之下，魯迅堪稱短壽。
在魯迅日記中，常有生病、吃藥內容，最多是1936年，267天中121天涉病，其次是1932年，366天日記中108天涉病。自1930年後，魯迅日記中每年涉病日期基本不低於60天，而1920年至1924年間，每年涉病日期亦基本在40天以上（1922年除外，因該年日記失落，僅存47天）。可見魯迅身體一直不太好。
對於魯迅早逝，其親友均深感意外。當時中日即將爆發全面戰爭，而魯迅最後一任主治醫生又是日本人須藤五百三，故“魯迅被日本醫生暗殺”一說不脛而走。1949年後，周建人、周海嬰（魯迅的獨子）均曾撰文提出疑點。
1984年2月22日，上海市組織“魯迅先生胸部X光片讀片會”，經醫學專家認定，魯迅死於氣胸（指氣體進入胸膜腔，造成積氣狀態，屬肺科急症之一，嚴重者可危及生命，及時處理可治癒），而非以往認定的肺結核，而須藤醫生在《魯迅先生病狀經過》中，已明確說“諒已引起所謂‘氣胸’”。
可見，須藤斷症準確，但他採取的治療方法卻匪夷所思，進一步加深了暗殺的嫌疑。
臨去世前還在吸菸
據須藤後來所寫《醫生所見的魯迅先生》一文披露，魯迅七八歲起牙就不好，因齲齒夜難成寐，二十二三歲時“大半牙齒便已缺損”，“食量不及常人一半，而且生來不知飢餓和美味”，故“筋肉薄弱……淨體重從未超過40公斤”。
魯迅當年棄醫從文，也有“牙齦腫脹，三天三夜飲食未進”的原因。
留日期間，魯迅養成吸菸的惡習。據魯迅晚年醫檔記載，他“吸菸史33年，每天約50支，55歲減至每天15支”。
魯迅多次想戒菸，1925年9月30日，魯迅在寫給許欽文的信中說：“醫生禁止吸菸、禁止喝酒，所以現已不喝酒而少吸菸，多睡覺，病也好起來了。”可到11月，魯迅又寫信告訴許欽文：“禁吸菸，則苦極矣，我覺得如此，倒還不如生病。”
魯迅和許廣平談戀愛期間曾有戒菸打算，卻未成功，他懊惱地寫道：“我於這一事自制力竟會如薄弱，總是戒不掉。”
魯迅49歲時已“牙齒全脫”，後因肺病日漸嚴重，在醫生苦勸下，魯迅減少吸菸，可1936年10月18日（即去世前一天），內山完造卻看到魯迅“坐在臺子旁邊的椅子上，右手拿著香菸……我們要他停止吸菸，他終於把吸剩的丟了”。
魯迅並不“親日”
魯迅曾在日本學醫，日記中常用外文記錄西藥名，幾無拼寫錯誤。
魯迅接觸過的日醫有池田由友、山本忠孝、久米治彥、頓宮寬、吉田篤二、高橋淳三、高山章三、古屋次郎、增田忠達、坪井芳治、樋口良平、岡本繁、濱之上信隆、秋田康世、菅又吉、今村九一郎、妹尾唯治、鬆井勝冬、奧田愛三、田島護士等。
有人譏諷魯迅“有病總去日本醫院”，其實魯迅也是不得已。當時專業西醫中，日醫價格最廉，魯迅曾寫信向友人推薦須藤五百三，說：“他是六十多歲的老手，經驗豐富，且與我極熟，決不敲竹槓的。”
魯迅晚年得子，周海嬰幼兒時體弱，以1929年6月為例，魯迅“同廣平攜海嬰到篠崎醫院”10次，平均3天1次，還不算醫生上門診治。同年9月，魯迅在信中抱怨說：“近來我幾乎終年為孩子奔忙。”
就診於日醫，既無語言障礙，且省花銷，但魯迅與日本文人交往多有不快。
1935年6月，日本名作家長與善郎經內山完造介紹與魯迅會面，魯迅開玩笑說看到商店裡陳列的棺材就想爬進去，沒想到長與回國後撰文稱魯迅心理“凶險、陰暗”，魯迅極為不滿。
1935年10月，內山完造又介紹日本著名藝術史家野口米次郎與魯迅見面，野口說：“中國的政客和軍閥，總不能使中國太平……中國不是也可以請日本來幫忙管理軍事政治嗎？”魯迅不同意，野口回國後也撰文歪曲魯迅，魯迅生氣地寫道：“和名流的會見，也還是停止為妙。”
須藤是個什麼人
1936年5月，日本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實篤拜見魯迅，據武者記載，魯迅“話不多，很和氣”。
至於須藤五百三，其父是雜貨商或和服商，須藤的幾位堂兄弟曾在上海經商。1893年，須藤考入日本第三高等醫學校，4年後畢業，不久加入日本陸軍，曾在朝鮮駐紮，1918年退役時軍階已相當於中校。
1918年，可能是因其堂兄在上海經商成功，須藤也到上海來開醫院，須藤愛看書，有時一個月會從內山書店購入七八百日元的書。
魯迅結識須藤，可能是內山完造介紹的，須藤與內山兩家很近，同屬岡山縣，距離僅有30公里，但二人關係似乎不甚密切，內山完造的弟媳內山鬆藻便不去須藤醫院看病。
須藤醫院與魯迅住處僅隔2.4公里，往來方便。須藤五百三曾給周海嬰治病，據他稱，海嬰4歲起常“支氣管喘息”，“（魯迅）先生也很苦悶，回答說自己也鬧不明白用怎樣的方法好”，在須藤治療下，海嬰恢復了健康。所以自1932年起，魯迅專用須藤，魯迅去世前的3年間，魯迅請須藤看病達150次以上。
1932年，有人指出須藤是日本“烏龍會”副會長，該會由退役軍人組成，有侵華傾向。周建人曾建議魯迅換個醫生，魯迅說：“大概不要緊吧。”
魯迅視須藤為學長，二人一直聊得很投機。馮雪峰曾說，魯迅非常精明，對與生命相關的事會反覆考慮。從結果看，魯迅選擇了“用人不疑”。
D醫生突然闖了進來
1936年3月2日，魯迅突然病倒，須藤判斷為“支氣管喘息症”，魯迅極驚訝，他此前從未發過此病，怎麼會50多歲才得？
魯迅臥床一個多月，驚動了宋慶齡，在宋授意下，1936年5月，史沫特萊直接帶“D醫生”登門給魯迅看病。
D醫生是美國人，名托馬斯·鄧恩，是呼吸系統專業醫生。
茅盾充任翻譯，鄧恩表示魯迅情況很嚴重，恐怕一年都堅持不了。鄧恩表示，魯迅肋膜裡有積水，須馬上抽掉（須藤不以為然，延後了一個多月，最終還是給魯迅抽了肋膜積水，魯迅病情迅速好轉）。
鄧恩表示，如調理好，魯迅至少還能活10年，他建議魯迅去日本休養一段時間。魯迅曾認真考慮過此意見，他說：“只要什麼事都不管，玩他一年半載，（病）就會好的多。”馮雪峰登門時，見魯迅桌上放著日本旅遊手冊。
恰在此時，魯迅昔日學生李秉中登門拜訪，李後來從軍，畢業於黃埔軍校，秉承蔣介石的旨意，來勸魯迅出國，表示這樣就可以取消當年對魯迅的“通緝令”，魯迅不肯承認所謂的“通緝令”，所以取消了療養計劃。
茅盾曾問鄧恩是否需要給魯迅拍個X光片，鄧恩說：“經我檢查，與拍片子一樣。”魯迅後去日本醫院拍了X光片，結果和鄧恩的診斷完全一樣。
魯迅對鄧恩的醫術大加讚揚，可生了病，仍然只找須藤，因魯迅不懂英語，此外還顧及須藤的感受。
最後一天究竟發生了什麼
1936年10月18日，魯迅再度氣喘，忙請內山完造去找須藤，須藤仍判斷為“支氣管喘息症”，打了一針後說，“過了這一夜，再過了明天，沒有危險了”，便回家了，第二天凌晨，魯迅與世長辭。
從魯迅的X光片判斷，魯迅病因是肺泡破裂引發氣胸，可能在3月時便破裂過一次，造成氣喘，好在當時破裂的肺泡不大，經調養得以康復，可X光片表明，在魯迅左肺中有一個更大的肺泡，正是該肺泡破裂，其中空氣壓迫肺和心臟，將魯迅先生活活憋死。
面對這一情況，只需及時抽出肋間積液即可，用周海嬰的話說，“這種診斷連一般醫科高年級學生都能通過聽診得出”，須藤曾是軍醫，當時日本軍隊流行肺結核，須藤應有豐富的臨床經驗。
應魯迅治喪委員會之請，須藤後來補寫了一部分魯迅病情，這時他才稱他早就判斷出“氣胸”，此外，還將為魯迅抽肋間積液的時間提前，似乎是未經鄧恩診療，他已這麼做了。
不應忽略兩個因素：首先，須藤畢業後再無長期專業培訓的經歷。
其次，須藤所學是德國診療體系，重視整體判斷，在重視專科的美英醫生看來，可能專業度不夠。
對魯迅之死，日方學者多認為須藤無責任，而中方學者多認為須藤嚴重誤診。
須藤後回家鄉執業，周海嬰稱，許廣平後來多次訪日。
須藤與周家淵源如此之深，竟一直不露面，不合情理。
有些事可能永遠沒有答案
雖有疑點，可到目前為止，尚無證據能證明須藤暗害過魯迅，對於當事人的說法，不宜盡信。
可以舉一個例子，周海嬰曾撰文稱，1935年時蔣介石派沈醉暗殺魯迅，此事是沈醉於上世紀90年代親口告訴周海嬰的。沈醉在魯迅家對面佈置了一個行動小組，日夜監視，見魯迅不常與人往來，結果不了了之。但著名學者陳漱渝表示，此說難以成立。
首先，沈醉的回憶常不準確，上世紀60年代他撰寫回憶錄稱綠原是戴笠的特務，1979年1月改稱綠原是戴笠的翻譯，但綠原從沒當過翻譯，更別說在戴笠手下幹活了。
其次，周海嬰的回憶中也有不準確的東西，如1976年10月《人民中國》中刊登的《訪問魯迅先生之子周海嬰同志》一文中，周海嬰說：“我父親雖然與毛主席沒有見過面，但對毛主席無限熱愛、無限崇敬。”“聽母親說，在父親死的那年，他就確信中國革命最終必能取得勝利，我父親時時都在想念毛主席。”但2001年出版的周海嬰個人回憶錄《我與魯迅七十年》中，卻沒有這些內容。
第三，1946年1月24日，蔣介石曾派人給魯迅的原配朱安送去10萬元法幣，許廣平對詩人蔣錫金說，蔣介石在30年代曾私下稱“我素來很敬仰他（指魯迅），還想和他會面”，似乎看不出蔣對魯迅有殺心。
當事人的話都未必正確，何況旁人？歷史從來如此，許多事沒有答案，只能存疑。 文/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