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介眉雖像姚榮澤那樣死裡逃生，但吃的苦頭也不少。在候審的日子裡，章介眉被戴上紙糊的高帽，遊街示眾，王金髮讓他跪在秋瑾烈士就義處的古軒亭口，頭頂套上一隻火油箱做的桶，邊上放著棍子和小石塊，供路人經過時敲打和投擲。
章介眉曾在浙江巡撫衙門當過“摺奏師爺”，這是很重要的職位，因為聖眷若何，稱職與否，往往取決於奏摺的巧拙。當年左宗棠就是給湖南巡撫駱秉章當摺奏師爺，聲譽鵲起。紹興是師爺之鄉，章介眉以本省大吏幕僚身份退休居鄉，勢力可想而知。
讓人奇怪的是，章介眉與秋瑾，或紹興革命黨人，究竟有什麼三江四海之仇？按當時傳說與史書記載，秋瑾被捕，是他告密，貴福殺秋瑾，是他極力慫恿“先斬後奏”，還代擬了給朝廷的奏摺，徐自華、吳芝瑛為秋瑾在西湖邊建墓後，又是他出主意，讓浙江巡撫增韞平毀了秋墓——章介眉這樣做，所為何來？沒有人知道。秋瑾胞弟所著筆記《六六私乘》裡只有八個字：“事無佐證，章固弗承。”
然而時人都相信章介眉是秋案的主要凶手。大家何等熟悉魯迅日後被選入中學課本的這段話：“秋瑾女士，就是死於告密的，革命後暫時稱為‘女俠’，現在是不大聽見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鄉就到了一個都督，——等於現在之所謂督軍，——也是她的同志：王金髮。他捉住了殺害她的謀主，調集了告密的案卷，要為她報仇。然而終於將那謀主釋放了，據說是因為已經成了民國，大家不應該再修舊怨罷。但等到二次革命失敗後，王金髮卻被袁世凱的走狗槍決了，與有力的是他所釋放的殺過秋瑾的謀主。”（《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
秋瑾
《魯迅全集》的註釋說“告密者”是胡道南，然而這段話指的當然是章介眉。“告密”實在是很奇怪的罪名，秋瑾與徐錫麟的關係，盡人皆知，大通學堂也由徐手創，徐錫麟在安慶犯下潑天大案，浙江方面豈有不對付大通學堂之理？再說不管胡道南還是章介眉，都不是革黨中人，他們有何密可告？無非是所謂“出首”，給地方官的捕殺行徑提供一個由頭而已。
杭州光復消息傳出，紹興立刻成立了軍分府，宣佈獨立。這至少說明從知府程贊清，到鄉紳章介眉，決非大清朝的死忠頑臣。既然三年後見風轉舵，何必三年前趕盡殺絕？他們難道不能像俞明震辦《蘇報》案，能放的全都放走，只剩下不肯走沒走成的章太炎與鄒容？此案殊多不可解。
且不論事實如何，王金髮懷著深仇大恨，卻終於沒能砍下章介眉項上人頭，是因為章介眉與山陽縣令姚榮澤一樣，並非一名地方過氣官吏那麼簡單，背後也有著龐大的紳商勢力。不妨說，這二人是江南士紳的代表符號。在革命之前，江浙紳商，從來是近於“官”而非近於“匪”者。助官剿匪，本是士紳盡力桑梓的一種表現。光復之後，能不能以支持、配合革命的表現，贖去革命前“反革命”的罪愆，關係著紳商集團人心是否安妥，也關係地方局勢能否平定，進一步說，關係著江南能否成為革命穩固的後方，以支持革命黨人的北伐大計。無疑，北京的袁世凱非常樂意看到江南的革命黨人與紳商集團內訌不斷，自相殘殺。
王金髮雖被人稱為“莽男兒”，但並非真的有勇無謀。他以“有要事商量”為由，將章介眉誘至知府衙門逮捕——這也說明章介眉有所恃仗，並不認為王金髮一定會殺他。就在王金髮派兵封鎖章宅，調齊章介眉與秋案相關的全部案卷，所有人都認為章介眉死到臨頭之時，他終於還是放過了這個為秋瑾報仇的大好機會。
王金髮
黃興從南京派人來為章介眉說情，只是一個信號，顯示出王金髮受到的壓力有多大。王金髮治紹期間，處決了五十多名魚肉鄉里的土豪劣紳，無人敢管，浙江都督湯壽潛還贊其為“英雄”，但為了章介眉，想必江南整個紳商集團都在向新政權施加壓力，不然何至於驚動遠在南京的黃興？王金髮若殺章介眉，不僅是與紹興一城的士紳作對，更有可能導致江浙革命黨與紳商集團的大內訌。此非危言聳聽，江浙聯軍攻下南京後，旗營參領貴林父子被人告發私藏軍火，陰謀反叛，總司令部下令處死兩人。浙江都督湯壽潛因為此事未得他同意，大鬧意見，力求辭職，終於鬧出一場小小兵變，軍隊回浙後都督之位被朱瑞奪得，浙江亦於民元后被納入袁世凱的勢力範圍。
湯壽潛
章介眉雖像姚榮澤那樣死裡逃生，但吃的苦頭也不少。在候審的日子裡，章介眉被戴上紙糊的高帽，遊街示眾，王金髮讓他跪在秋瑾烈士就義處的古軒亭口，頭頂套上一隻火油箱做的桶，邊上放著棍子和小石塊，供路人經過時敲打和投擲。為了贖罪，章介眉捐出了家產的一半（三千畝田產，現洋五萬元）給紹興軍政分府。據說章介眉住在鄉下的兒媳在王金髮來後被亂兵強姦，恨他的人會說這是“報應”，但有朝一日天地翻覆，章介眉當上了袁世凱的高等顧問，而王金髮二次革命失敗，賦閒杭州，你說章介眉會不會報復？
據秋瑾家人說，二次革命後，新的秋瑾墓尚未建成，章介眉從北京“派大員一名來杭，指令將秋瑾的墳改低三尺，銅像取消，三傑所作墓碑不用”——所謂“三傑所作墓碑”，指的是秋瑾墓初建時徐自華撰文，吳芝瑛書，杭州名金石家孫菊令篆刻的《墓誌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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