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才子狂士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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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老家在湖南湘潭姜畬，祖父楊度的祖父楊禮堂是湘軍名將曾國荃的部下，因軍功升到哨長（正四品），奠定了楊家習武世家的基礎。祖父楊度的父親是老四楊懿生，他並非武夫，從小身體不大好，但天分高，好舞文弄墨，飲酒賦詩。楊懿生早年病逝，留下三個孩子：長子楊度（10歲）、女兒楊莊（5歲）、小兒子楊鈞（4歲）。其時楊瑞生因連年在外征戰，還沒有子嗣，見楊度天資聰慧，就收他為自己的繼子，並聘請多名有識之士到姜畬楊傢俬塾來當老師。楊度才思敏捷，過目不忘，所作詩詞也受到當時很有名望的老學者的高度評價，“少年才子”之名很快在家鄉傳揚開來。
在1892年楊度17歲時，楊瑞生為他花錢捐了個監生名分，獲得和秀才同等資格。這樣一來，1894年我祖父就可以直接參加鄉試了。他不負家族期望，一舉以順天府鄉試第55名考中舉人，成為當時名副其實的上層紳士。這年，我祖父19歲。而當時各級科舉考試中，士子中榜時的平均年齡，舉人約為30歲。祖父以提前十多年的歲數獲得舉人資格，可謂少年得志，春風得意。這也助長了我祖父從很年輕時就有了目空一切的狂士之風，他這種“本性”持續了幾乎一輩子。
1902年，祖父不顧老師王闓運和妹妹楊莊反對，毅然自費赴日本留學，入弘文書院師範班學習。在這裡學習五個月後，傲氣十足的他向日本有名的教育家、日本高等師範學院院長嘉納治五郎發起挑戰，三次公開辯論日中教育和政治改革的得失。這件事在日本留學生中引起轟動，大長了留學生的志氣。
△楊度
執著的“湖南犟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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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在《詩話》中推薦楊度為“純粹之湖南人”，在祖父身上，“湖南犟驢”的脾氣也是最典型的。他雖然一生縱橫中國政壇，但本質上是一個倔強的書生，而非一名政客，這是他在歷史上的魅力所在，也是他的政敵和朋友一致公認的。
祖父自從留學日本獲得研究世界各國信息的機會，就逐步明確了自己“君主立憲”的主張，他不贊同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意見，而與主張改良的梁啟超過從甚密，成為在日本有名的“君主立憲派”。
數年中祖父極力推行君主立憲的主張，直到幫助袁世凱稱帝失敗。1916年3月21日，袁世凱在懷仁堂召集聯席會議，決定撤銷帝制。但祖父極為不滿，他完全不認為自己有什麼過失。他在給袁世凱的辭呈中寫道：“世情翻覆，等於瀚海之波；此身分明，總似中天之月，以畢士麥（俾斯麥）之霸才，治墨西哥之亂國，即令有心救世，終於無力迴天。流言恐懼，竊自比於周公；歸志浩然，頗同情於孟子。”
5月1日，《京津泰晤士報》記者採訪這位已成為眾矢之的的名人，祖父仍侃侃而談：“……除君憲外，別無解紛止亂之方……”
袁世凱最後氣急敗壞，憂憤身亡，傳聞他在彌留之際曾怪聲高叫“楊度誤我”。祖父聞言十分不服氣，揮筆寫就大字輓聯，從靈棚的大梁直落地面，再次為自己的主張抗爭：“共和誤民國，民國誤共和？百世之後，再評是獄；君憲負明公，明公負君憲，九泉之下，三復斯言。”
最後，護國運動推翻了洪憲帝國，祖父遭通緝遁入天津租界，研究起佛學，自號“虎禪師”。
毀家紓難營救李大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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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晚年的經歷中有兩個人對他有重要影響，一個是胡鄂公，一個是李大釗。
胡鄂公是我祖父共產主義思想的啟蒙人，他覺得我祖父當時的佛學思想與共產黨人的理想有相通之處，就給了他一些馬克思主義方面的書刊，勸他看一看。
1927年3月，胡鄂公得到北洋軍政府可能要實施鎮壓的情報，他先將李大釗保護在宣武門內自己家中，後又轉移到蘇聯公使館，他覺得那裡更保險。祖父在熊希齡長女的婚宴上，從曾任外交總長的汪大燮口中得知政府要派員進入蘇聯使館搜查的消息後，立即託詞離席，一邊親自去找胡鄂公向其報信，一邊叫我的父親楊公庶去章士釗家報信，因為他知道章李兩家關係最密切。
照理，4日離張作霖採取行動還有48小時的時間，李大釗要躲避是來得及的。但是，大部分躲在蘇聯使館的同志都不相信這個消息是真的，因為八國聯軍入北京以來，還沒有誰膽敢闖入使館區。而李大釗也說：“你們可以走，我不能走。我是北方局負責人，我一走組織不就散了嗎？”最後，只有四個同志逃脫。後來國民黨北平市黨部發往南方的祕密報告證實了此事。
李大釗被捕後，祖父與胡鄂公等商量組織營救事宜。胡一方面向黨中央彙報情況，一方面籌集經費進行營救。
為了與胡鄂公籌集營救經費，祖父甚至將寓所“悅廬”變賣，毀家紓難。胡鄂公還打算組織鐵路工人劫獄。後因李大釗不同意，未實施。
4月28日，李大釗等20名同案犯被軍法會審後立即處以絞刑。祖父和胡鄂公為了賙濟這些黨人家屬，或幫助他們脫險離京，所蓄為之一空。
△楊度書法
“匡民救國，繼起自有後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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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晚年曾有個計劃寫《中國通史》，最終沒有完成，只留有一個提綱手稿。在我大姑楊雲慧藏的一款有塗黑的手書原件中，可以辯認出祖父工整的親筆手書，他以孔子和弟子各言其志的方式，闡述了心目中“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會，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祖父從佛家無我主義到人道社會，再到共產主義社會認識的轉變。至於祖父在組織上具體何時加入中共，成為祕密黨員，王冶秋、李一氓、李淑一和夏衍等人均在1978年討論過，收錄在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難忘的記憶》(1979)一書中。王冶秋的估計是在1926年至1927年，李一氓和李淑一認為大約在1928年，而夏衍則認為是在1929年秋。
1931年夏，祖父自覺病體一天不如一天，給自己寫了個輓聯總結自己一生，應當說是恰如其分的：“帝道真如，於今都成過去事；匡民救國，繼起自有後來人。”
（摘自《領導文萃》2017年3月上）
稿件來源：《名人傳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