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世紀風采，作者：姜靜。文章版權歸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927年8月，一個滿天星斗、沒有月光的夜晚，不夜的上海已經逐漸安靜下來了。
宋慶齡先生
宋慶齡在美國友人雷娜的陪伴下，趁著夜色，悄悄地跨出莫里哀路中山故居的大門，穿過靜謐的馬路，趕到法國公園附近。那裡早已有一輛汽車等在路旁。兩人一鑽進車內，汽車就急駛往黃浦江邊……
清晨，宋慶齡登上了停泊在吳淞的一艘蘇聯貨船。很快，輪船迎著初升的太陽，向海參崴急速駛去。
宋慶齡就是這樣祕密出走莫斯科的。宋慶齡前往莫斯科，照理應得到各方面的熱情歡送才對，為什麼卻要祕密出走？這與當時特殊的政治環境有關。
一、英國《每日郵報》刊登宋慶齡與陳友仁結婚謠言
1927年7月汪精衛公開叛變革命。當時，反革命氣焰已十分囂張，中共黨組織紛紛轉入地下。在這種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日子裡，宋慶齡堅決反對“分共”。 蔣介石、汪精衛想要以孫中山的正統繼承人自居，分別寫親筆信拉攏宋慶齡，都被她斷然拒絕。在此之前，反動軍閥何鍵曾派兵搜查宋慶齡住宅，宋慶齡在國內的安全已無保證。為了實現孫中山要其訪問莫斯科的遺願，並尋求中國革命的道路，宋慶齡決定前往蘇聯。
消息傳到宋家，立刻掀起軒然大波。從宋母到宋氏姐妹、兄弟都一致反對。他們提出，只要不去赤都，到西方任何國家，都會全力支持，並負擔一切經費開支，宋子文甚至拿出可以任意支取的支票本。但宋慶齡堅持說，除了蘇聯，她哪兒都不去。
這時，蔣介石等人還軟硬兼施，發動宋老夫人與宋美齡、宋靄齡共同對宋慶齡進行說服拉攏，蔣介石又以高官許之，但這並沒有改變宋慶齡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決心。蔣介石看軟的不行，便要實施硬的方案，決定派特務把她幹掉。後來在宋氏家人的竭力勸阻下，蔣介石才改變方案，改為“祕密監視，不許出境”。
當夜，宋子文把這條消息悄悄地告訴了宋慶齡：“二姐，今天我不是來動員你，外面風聲很緊，你要出去就趁早，而且要絕對保密。”
宋慶齡立即祕密地準備赴蘇之行。她請自己的密友、美國女記者雷娜·普羅美悄悄地為她安排這次旅行。由於宋慶齡赴莫斯科是得到蘇聯官方允諾和邀請的，所以一切都進行得很順當，但對外界幾乎密不透風。
到了莫斯科，宋慶齡作為蘇聯的國賓，受到了盛大歡迎。她被安排住在豪華的“糖宮”———過去俄國糖業鉅子的宅第。蘇聯政府把它分成若干套房，專供國賓和少數高級官員居住。隨後，宋慶齡和友人一起，在蘇聯度過了一段愉快的時光。
不料，一支 “桃色新聞”的暗箭射向宋慶齡。英國《每日郵報》最早刊登出她與陳友仁結婚的謠言。接著，美聯社也向全世界播發了以下電訊：
“英國駐里加記者援引一條據說是蘇聯官方的電訊說，前國民黨外交部長陳友仁和國民黨之父孫中山的遺孀已在莫斯科結婚。此事將緊跟在蔣介石將軍和宋美齡小姐在上海的羅曼史之後發生。”
美國、比利時、中國等很多國家的傳媒也都刊登出了這條“花邊新聞”。雷娜·普羅美早就從英、美等國的報紙上看到這種謠傳，但不敢對宋慶齡講，陳友仁也叮囑雷娜千萬不要告訴宋慶齡。但當宋慶齡從高加索興沖沖地度假歸來，剛一下火車，就有把《紐約時報》刊登的謠言信以為真的人，向她祝賀將有新的伴侶了。宋慶齡經受不住這種新的打擊，“一聽就昏厥過去了”。
宋慶齡對這種花邊謠言如此憤怒，不僅是因為它損害了她個人的名譽，更重要的是她把這種謠言看成是一種政治暗箭，其目的在於把她和孫中山的名字割裂開來，抹掉她十分珍惜的孫夫人的身份，從而削弱她為捍衛孫中山主義和理想的戰鬥力量———而這正是她矢志不渝、終生為之奮鬥的崇高理想。她馬上發電報到上海宋宅，要求其家人向首先傳播這個謠言的英國《每日郵報》澄清，並表示如無滿意答覆，就委任律師控告該報。
1928年春，在宋慶齡離開莫斯科的前一週，斯大林在百忙中接見了宋慶齡和陳友仁。會談是在克里姆林宮進行的，談話約一個半小時。宋慶齡首先感謝蘇聯政府對中國同志的友好接待，接著談了中國當前的局勢和任務，強調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同中國共產黨合作的決心。這時，斯大林笑了：“你說的對，希望我們合作得更好，迎接光明的中國。希望你和你的同事們能回到中國去領導革命，關於國際援助的明確方式，將由共產國際進行專門討論，以後我還要派信使去中國聯繫。”
“感謝斯大林同志。”宋慶齡道。
“聽說你們現在要去德國？”斯大林問。
“是的，也是去考察學習，借鑑別人好的東西，為我國革命所用。”宋慶齡回答。
“那很好，要很好地總結經驗，包括反面的，到一地要有一地的收穫。”
二、宋慶齡流亡德國
1928年,宋慶齡旅居德國。在德國，宋慶齡不像在蘇聯那樣，是一位國賓，而是一個普通的中國僑民。她不期望從德國政府得到官方的接待和照顧，也避免會見到柏林來的國民黨高級政要，如汪精衛和孫科等人。
德國官方對宋慶齡來德訪問一事，一直頗為顧慮。他們決定對她在德國的行為進行監視，不過謹慎從事，只是進行祕密盯梢。所以，宋慶齡在德國的行動還是自由的，沒有人真正出面干預。
在柏林，宋慶齡的身份是保密的，房東只知道她是林太太。親友給她寫信也並不直接寄到寓所，而是寄到一個臨時租用的郵箱裡，收信人寫的也是林太太，有時也寫為林泰。
5月下旬的一天，美國官方記者文森特·希恩打探到宋慶齡移居德國的消息，專程從美國來到柏林拜訪宋慶齡。當時宋慶齡過的是隱居的生活，本來不想接見他。但考慮到希恩對中國人民很友好，寫過一些比較客觀公正的關於中國革命的報道，因此宋慶齡還是熱情地接見了他。
兩人一見面，希恩便說：“孫夫人，您好！美國人民很想見見你，聽聽你對中國革命情況的高見。”
宋慶齡莞爾一笑：“作為流亡人，哪有什麼高論？”
“美國是你的第二故鄉，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你在美國住了5年時間，是嗎？”
“不錯，主要是留學。”宋慶齡點點頭。
“美國人民沒有忘記自己的朋友，這次我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委託，特邀請夫人去美國做客，”希恩說到這裡，話鋒一轉：“只要求你在電臺上講幾次話，每次幾分鐘，公司就可以付給你50萬美金的優厚待遇。”
“錢是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我聲明，我目前雖然貧困，但還過得下去。你們如果有錢的話，請捐給中國人民，還有90%的中國勞苦大眾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宋慶齡道。
“不過我指的捐款當然不是捐給南京政府，他們是鎮壓人民的劊子手，捐給他們，等於為他們提供武器，屠殺人民，”宋慶齡特別強調，“如果將錢捐給中國人民的話，我可以答應你去做廣播宣傳。”
“我明白，不過這個……”希恩推辭道：“我得回去與公司商討以後再告訴你。”
“那好吧，我等你們的通知。”
3個月過去了，宋慶齡再也沒有收到該公司的通知。
後來，宋慶齡對祕書章克說：“美國人很聰明，他們設下陷阱讓我跳。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真跳時，他們反倒害怕了。”
在這個問題上，宋慶齡的確看得很深。事實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邀請宋慶齡去演講是有政治目的的，是希望她“能通過談話或沉默表現出接受蔣政權的合法化”，或“至少使她對蔣的反對不那麼強烈”。這並非是美國人出錢，而是從蔣介石口袋裡掏錢去封宋慶齡的嘴。
當時，有不少美國人，官方的或非官方的，都在設法把宋慶齡拉向蔣介石一邊。司徒雷登就是擔負著這樣的使命來到柏林的，當時他是北平燕京大學的校長。司徒雷登在基督教活動中結識了宋慶齡的父親宋嘉樹，是看著宋慶齡長大的。他甚至知道宋慶齡對巧克力有嗜好，所以帶了一大盒最好的巧克力來到柏林。
沒想到，宋慶齡還是很倔強。對這個曾是她父親的朋友，從小就看著她長大的人，也不給一點兒面子。宋慶齡對司徒雷登避而不見，但也留有餘地———她把一張自己親筆簽名的、與孫中山結婚的照片讓人代送給這個說客。
美國作家安娜·路易斯對宋慶齡當時的處境這樣描述：
“在歐洲所收容的所有流亡者中，她肯定是最奇特的一個……因為獲勝的國民黨人根本不是要把她趕出中國，而是軟硬兼施地阻止她離開中國。即使到現在，他們還在找她，希望勸誘她回去分享他們的榮耀。但是，她即使境況拮据……卻避開那些被派來請她回去過尊榮生活的使者。……與此同時，流言蜚語不斷。她那些過去的同事收買不了她，就想用汙衊手段把她抹黑……任何一箇中國著名的革命者來找她，都被謠傳說成是她的新丈夫……”
1929年春天，耗資百萬、費時三年的中山陵，在南京紫金山落成了。南京政府決定舉行奉安大典，為孫中山舉行國葬儀式。宋慶齡收到電報後，不顧蔣介石設下的圈套，匆匆啟程，毅然回國參加大典。同年10月，宋慶齡再回柏林，繼續流亡異鄉。
三、宋慶齡手提箱失竊
1930年4月1日，是宋慶齡在柏林預定搬家的日子。
這天下午，宋慶齡提著一個藍色的手提箱，從舊居“打的”前往新住處。她進了新居的客廳，從幾個房間轉了一圈。重回客廳時，她突然發現自己的手提箱不見了。
這是一個裝著重要文件、貴重首飾和現金的手提箱。
一向鎮定自若、處變不驚的宋慶齡有點著急了。在場的房東和僕人、幫工等人也急得團團轉，立刻把樓上樓下、裡裡外外找了個遍，但根本找不到手提箱的蹤影。
宋慶齡只好打電話給德國警察局，隨後又打電話給中華民國駐德國公使館。中國公使館負責官員樑龍接到電話後，知道此事非同小可。與宋慶齡多少打過一點交道的樑龍，心裡非常清楚：如果手提箱裡不是裝著很珍貴的物品，宋慶齡是絕不會親自打電話到公使館的。於是，他立即向中華民國駐德公使蔣作賓做了請示彙報。
兩天後，中華民國駐德國公使館口頭照會德國外交部，要求偵破宋慶齡手提箱失竊一案。
這隻失竊的手提箱中裝著宋慶齡最心愛的、無法以金錢來計數的珍寶，其中包括最疼愛她的母親送給她的陪嫁首飾。曾長期留學美國的宋慶齡知道在西方國家尋求法律保護的重要，接著她又聘請了律師代為處理這一案件。10天后，頗有辦案經驗的德國律師康爾特?菲爾德律師作為法律顧問受理了此案。
德國警察總署得到上級的有關指令後，也立刻把此案列為涉外的重要案件。但考慮到宋慶齡來德的保密身份，所以這又是一個不能向外聲張的、外鬆內緊的特殊案件。
然而，匆忙間快一年過去了。雖然中國駐德公使館多次向德國外交部發了照會，雖然德國外交部、內政部、公安監察委員會、柏林警察局及其刑偵處的文件函電往返頻繁，催促儘快偵破此案，但並無突破性進展。
正當負責偵破此案的官員冥思苦想、憂心忡忡之際。突然，案犯露出了狐狸尾巴。
1931年3月16日，兩個德國人來到柏林一家當鋪。當鋪老闆問小夥子要當什麼，兩人支支吾吾地不知道說什麼。過了片刻，才從懷裡掏出一條珍珠項鍊。老闆問：你們要當多少錢？其中一個人說要250馬克。然而，當這個老闆把珍珠項鍊拿在手裡一掂量，就估出起碼可值10000馬克。
通常來當東西的人，多半要價都比當鋪給的價要高。但這兩個人對如此珍貴的項鍊，要價之低與其本身價值相差如此懸殊，而且神色慌張，表情很不自然。老闆感到其中必有蹊蹺，於是不動聲色地收了這條項鍊，並從旁打聽到了他們的地址。因為老闆明白，如果以如此低的價錢收當了如此昂貴的且來路不明的珍珠項鍊而不報警，一旦出事，自己肯定也要連帶吃罪。
於是，兩人走後，當鋪老闆三步並作兩步，一路小跑地趕到了警察局，一五一十地做了報告。經過查證，來當珍珠項鍊的一個青年名叫弗朗茨?彼茨科夫斯基。而他正是一年前宋慶齡搬家時，搭載宋慶齡的那個“的士”司機。這個“踏破鐵鞋無覓處”的案犯，終於“自投羅網”了。
原來，在宋慶齡付了車費下車後，彼茨科夫斯基駛向繁華鬧市，尋找新的顧客。無意間，他發現後座上放著一個藍色的手提箱。毫無疑問，這是剛才乘車的中國夫人遺忘下來的。彼茨科夫斯基立刻轉動方向盤，七繞八拐地來到了一個僻靜的地方。
當他把箱子打開時，不禁“哇”的一聲喊出了口。展現在他面前的是很多晶瑩剔透、珠光四射的珍珠寶石和明晃晃的金銀首飾，以及一些美元。
隨後，彼茨科夫斯基回家與妻子一商量，就把這隻藍色的手提箱偷偷地藏匿起來了。雖然獲得了一筆意外之財，但小兩口還是做賊心虛，他們既不敢向外人聲張，也不敢把這隻藍色的手提箱拿出來倒賣出去。
時間過了快一年，正值世界經濟危機時期，彼茨科夫斯基生意清淡。為了補貼家用，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他不得不鋌而走險。根本不識貨的小兩口挑挑揀揀，選出了這條珍珠項鍊拿到了當鋪。結果在當鋪露出了馬腳，夫妻二人雙雙入獄。
就這樣，宋慶齡的藍色手提箱失而復得。由於案犯一直把手提箱祕密地藏匿在家中，所以箱中物品一無所失。為了表達謝意，宋慶齡從手提箱中選了一隻精緻的銀器，送給了警察局的官員。
至此，這個一度驚動中德高層官員的宋慶齡手提箱失竊案，終於有驚無險地偵破了。
1931年，宋母倪太夫人在青島病逝。這個突如其來的噩耗再次打斷了宋慶齡僑居柏林的平靜生活，她立刻離開了德國，回國奔喪。從此，宋慶齡義無反顧地投身於國內革命事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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